杰出的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贺昌 —

　　很早就接受了革命思想
　　贺昌同志，原名贺颖，也叫贺其颖，离石县柳林镇人。生于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
　　贺昌同志小的时候就很聪明。在小学读书时，他是全班年纪最小的一个，可是学习成绩却是全班最好的一个。特别是他那善于辩论的求学精神，更使同学们钦佩。“五四”运动以后，反帝反封建的怒潮，汹涌澎湃地冲击到这个吕梁山区的小县城。贺昌同志很快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常常和同志杨逢昌、张淑平等人，到街头演剧、讲演，宣传抵制日货，以唤起群众的爱国心。
　　一九二○年，贺昌同志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第一中学当时是山西进步思潮的中心。在这里他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思想，逐渐由憎恨反动统治变为公开抵抗。他在一篇“寒假闻见记”的文章中写道：“吾省长（即阎锡山——编者注）即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为何税务日益增加！将来人民民不聊生，则国家由何而富？”后来他在王振翼、高君宇等同志的帮助下，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为统一青年运动而斗争
　　贺昌同志在山西青年运动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五四”以后，山西的青年团体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一九二一年十月，贺昌同志和一部分进步青年组织起“青年学会”，出版了“青年”刊物，同时还跟别的进步团体一起，合办了一所“平民学校”，通过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
　　当时在太原的一些青年团体中，有些打上所谓“力争外交，不干内政”的旗号，公开主张青年们不谈政治。贺昌同志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他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先驱”上发表文章说：“不干内政，是太原青年运动失败的原因”。他主张青年运动必须谈政治，干内政。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部分青年中有一定的市场，因此，有些青年主张“绝对的自由”，反对民主集中制，这就影响到当时青年运动的统一。针对这种情况，贺昌同志在青年中进行了艰巨的思想教育工作，才使山西的青年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统一起来。
　　与阎匪搏斗
　　一九二四年，贺昌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他已成为山西青年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青年中享有极高威信。贺昌同志很善于讲演，他的讲演很富有战斗性，分析问题深入浅出，层次分明，说服力很强，因此当时青年们特别喜欢听他讲演。
　　贺昌同志当时除了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外，还经常出入于太原各学校进行组织工作，写文章、散发传单，揭露阎匪的反动统治。这样一来，贺昌同志就成了阎匪的眼中钉，阎匪几次派特务捕捉他。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贺昌同志一点也没有惊慌，仍然与敌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有一次贺昌同志在太原南站散发革命传单，跟踪的特务刚要准备逮捕他的时候，机警、勇敢的贺昌在群众掩护下，爬上一列正要开往北京的火车脱险了。
　　领导武装起义
　　离开太原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一带领导工人运动。这时他已成为一职业的革命家了。他在党的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指导工人运动。工人们称他为“知心的朋友”。
　　在每一次工人的罢工的斗争中，贺昌同志不仅是罢工的宣传鼓动者，而且是实际斗争的组织和参加者。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北京爱国群众举行了反帝大游行，遭到了军阀段祺瑞的屠杀，酿成“三·一八”惨案。在这次大游行中，贺昌同志亲自领导群众，站在天安门前散发传单，进行讲演。一九二六年十月起，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贺昌同志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深入工人群众，在起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贺昌同志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贺昌同志赴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三○年，任党的北方局书记，后来到苏区担任红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王稼祥同志），经常在红军大学做政治报告。

杰出的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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