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惨烈的中央苏区革命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这些先烈中，顾作霖是党内领导职务最高的人，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去世时只有26岁。现在的人们对这个名字已经陌生，回眸血火交织漫天翻滚的历史烟云，一个充满着战斗激情的顾作霖向我们走来……
　　中央苏区共青团工作的奠基者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与顾作霖组成“三人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这时期正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不久，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把持了中央领导工作。
　　王明选择顾作霖为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团成员，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只要看看顾投身革命以来的简历，就会认为他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1908年出生的顾作霖是江苏嘉定人，1922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被校方开除。1925年秋，顾作霖进入上海大学，翌年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年轻而斗争勇敢的学生中坚分子，参加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鉴于他在起义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江苏、山东任共青团省委书记。两年之后，顾作霖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长。1930年他又成为中共长江局委员、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秘书处负责人，这时候他只有22岁，成为党内很有名气的青年代表。正是基于上述的各种情况，他成为“三人中央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王明中央的考虑是：中央苏区的共青团缺乏得力的中坚领导，工作松散软弱，可以说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亟需一位领军人物。因此，王明中央选择年轻而富有共青团工作经验的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内定为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当然还要成为苏区中央局成员，协助任弼时、王稼祥担负其他领导工作。
　　“三人中央代表团”肩负中央的重托，自闽西苏区进入瑞金后，来到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宁都青塘，与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见了面。4月17日，“三人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
　　出于自己的工作侧重点不同，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顾作霖单独找项英了解苏区代表团的工作情况。他态度真诚地对这位苏区中央局书记说道：“项英同志，中央让我到苏区来，主要抓共青团的工作。你比我先来几个月，想听听你的意见。”
　　谈到苏区的共青团工作，项英不无忧虑地回道：“共青团工作离中央的要求太远了！共青团中央局名义上是建立起来了，可是却是名不副其实。毛泽东、朱德他们大部分时间放在了战争上，团的工作顾及不上，只有余泽鸿两人在唱独脚戏。”
　　除了向项英等人了解情况，顾作霖还到一些地方进行走访。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剖析了苏区共青团工作落后的原因，认为首先得解决各级党组织思想意识，使之在一系列措施上予以重视。这位正式履新赴任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开始将团的工作大刀阔斧地抓起来。
　　首先是健全中央局机关。顾作霖将原有的两名局机关人员召到宁都青塘，又从红军总部与地方上抽调数人，保证了局机关的正常办公，开始有文件、材料向各地团组织下发。为扩大共青团的影响，顾作霖与这些同志创办了团中央局的机关报《青年实话》，他亲自予以撰写文章稿件，担任刊刻油印。在团中央局书记的倾心努力下，这张小报以文章短小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且图文并茂而日渐传名，尤其受到了苏区青年们的欢迎。因为小报除了刊登他们乐于接受又急于想了解的革命道理、工作经验、科技生活外，还有恋爱问题的文章。《青年实话》在发行高峰时发行量超过了2.8万份，仅次于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一份小报就能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许多人所没有想到的。
　　顾作霖最为重视的是苏区各地团组织的机构建设。他多次找到苏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协调这些省的团省委建立。在顾作霖的热心促成下，1931年8月建立了少共福建省委，书记为陈荣，同年11月，顾作霖出席了在于都桥头召开的少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导成立了少共江西省委。1932年1月中旬，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红军中团的工作决议》，理顺了红军部队中团与党的关系，团的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的关系，使红军队伍中的共青团网络得到有效展开。

 

 

　　“哪个地方共青团的数量少于共产党员的数量，那是我们的工作失职甚至是职责耻辱！”这是顾作霖多次在团的重大会议上发出的呼吁。针对苏区许多地方存在着团员人数远比党员少的现状，顾作霖分外重视各地发展团员的工作，所到之处首先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共青团江西省委统计到的数字。江西苏区的兴国、于都、胜利等15县，只有共青团员10389人，而同时期的党员超过了16000人。顾作霖强调“应该像大年初一迎客那样热情地敞开团的大门”。在苏区共青团的“一大”会议上，专门通过了《团的建设问题决议》，提出广泛发展团的组织。要求各地团组织“坚决反对关门主义的倾向，以及秘密拉夫式的发展。”1932年的2月20日，在顾作霖的主持下，少共中央局再次作出了《发展苏区的组织决议》，号召“要在红色区域普遍建立团的组织，在所有的工厂、作坊和乡村中建立团的支部，要在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伙食单位中建立团的小组。”
　　在以顾作霖为书记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切实领导下，苏区各地的团组织出现了迅速发展扩大的喜人局面。上述的兴国、于都等15个县，至1932年4月新发展了共青团员10675人，共青团支部发展到722个。至同年的12月，江西全省有共青团员45000多人。这时期，江西、福建两省的共青团员达73780人，比1932年春增加了6倍以上。少共苏区中央局下辖少共江西、福建、闽赣等5个省委。而在红一方面军各部队中的共青团员，也有18000人以上。将近10万人的共青团员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党组织的有力助手，成为苏区斗争的最具活力的中坚力量。中央苏区的共青团组织能在一年多时间内，无论组织形式还是战斗力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与“总抓手”顾作霖的鼎力是分不开的。
　　为引导各级团组织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红军，投入反“围剿”的革命战争，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后两个多月，于1931年7月14日，在由他执笔的《苏区团中央局通告（第四号）》中写道：“无论在前方火线上还是后方的种种活动，主要的是看到青年们的活跃和勇敢！战争已经把百分之九十的苏区青年吸引进去了，伟大的二次战争胜利说明，没有青年就没有战争的胜利！”按照团中央局制定的工作方针，各地的共青团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青年的参军参战上。著名的“少共国际师”便是由9000多名优秀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青年组成的。苏区的火热斗争就像革命的大熔炉大学校，使一大批青年在里面得到锻炼成长。
　　胡耀邦的救命恩人
　　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运动，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曾两度掀起滥抓滥杀的狂潮，使得苏区军民人心惶惶。1932年10月底，时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的胡耀邦与湘赣省少共总队长谭启龙等三人，被列入在省政治保卫局“AB团要犯”的名单上。
　　名单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意见分歧。有的委员认为，根据揭发人的供词，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就是“AB团”的人，已经被处决了。胡耀邦受这个老师的影响很大，能不是“AB团”的吗？有的委员提出了异议，说胡耀邦只是个17岁的娃娃，而且来苏区后一直表现非常好，这件事要慎重。省委书记王首道处境两难，不好下决心。恰好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在回中央苏区前列席了这次会议。他本来已选定了胡耀邦、谭启龙等三人回苏区中央工作，现在听说他经过多番考察、印象极好的少年竟然是“AB团”分子，无论如何都难以置信。他有心对胡耀邦、谭启龙加以保护，就说，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胡耀邦和谭启龙又都属于团中央系统的干部，我就把他们带到团中央去审查吧。大家同意了冯文彬的意见。
　　冯文彬将胡耀邦三人带到瑞金，没有直接送往设在叶坪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是“拘押”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然后找到了正在参加会议的顾作霖，将情况作了汇报。顾作霖对冯说的“这可是我们共青团的骨干力量”这句话从内心持有同感，同意由团苏区中央局直接审理胡耀邦三人的案情。
　　冯文彬将胡耀邦等三人带到了瑞金，只能说使他们暂时脱离了险境，他们的另一只脚还没有跨出厄运的囚门。
　　也是胡耀邦的机灵和睿智使他自己找到了“救星”。被拘押起来受到审查的省儿童局书记，陷入在巨大的委屈和苦恼之中，然而他的内心方寸未乱，仍在思虑着如何获救的时机。胡耀邦经过再三的考虑，想到了自己的最高领导。一天晚上，他勇敢地敲响了顾作霖的房门。顾作霖见是胡耀邦，开口问道：“你找我干什么？”胡耀邦语气平静地回道：“我向敬爱的顾书记报告，请求尽快审查我的问题。”“你是不是‘AB团’分子？”“我连‘AB团’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参加这样的反革命组织呢？”顾作霖看见对方眼里闪出诚挚且有几分天真的光波，顿生同情之心，问道：“你几岁了？”经顾作霖这么一问，胡耀邦回答了17岁后，动情地讲起了他12岁离开家乡来到湘赣苏区的经历，说到激动处，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然而语音是那么坚定：“顾书记，‘AB团’是革命的万恶敌人，我们只有奋勇地打倒它，决然没有参加它的半点理由！”
　　“唔，你说得对。”顾作霖点了点头，对着泪珠承睫的胡耀邦说：“你的情况，中央局还要加以研究，你先回去吧。”这番话是委婉的，在各地肃“AB团”狂潮翻滚的情势下，年轻的苏区共青团书记不能不慎重行事，话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胡耀邦临走时，又动情地对顾作霖说：“顾书记，让我留下来吧，我会刻钢板、搞油印，会写标语、唱歌，会干好多好多的工作。”望着对方一张认真而带着些许稚气的脸庞，顾作霖心里涌上一阵由衷的感动，更有一种救下这个蕴藏着机敏和才气的大孩子的心情。但这时候他没有多说什么。
　　待胡耀邦离去，顾作霖不由地沉思起来：湘赣省政治保卫局把他当成随时处决的“AB团”要犯，而我怎样才能把他救下来呢？得拿出一个办法来呀。他坐在床沿冥思苦想起来……直到想到了一个稳妥的办法，他紧皱的双眉才舒展开来。
　　第二天上午，苏区少共中央总队部训练部长张爱萍，被召到顾作霖的办公房间。顾开门见山地对张问：“胡耀邦、谭启龙几个人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一点，听文彬同志说过，有人供报他们是‘AB团’要犯。”张爱萍回答。
　　“那你是怎样看的？”
　　迎着共青团总书记的眼光，张爱萍未作多的犹疑，坦诚而道：“我根本就不相信，像胡耀邦这样十二三岁就努力革命的小青年，会是什么‘AB团’的人？一定是受到了坏人的诬陷。”
　　听到张爱萍这样的回答，顾作霖心里松了一口气，接着说：“中央局决定把胡耀邦放到你们那儿接受审查，你们要对组织负责，掌握实事求是的政策原则，严格审查好他的问题。”
　　听了团总书记的庄重布置，张爱萍严肃作答：“是，我们一定对组织对同志负到责任！”
　　顾作霖以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名义，把胡耀邦放到少先总队训练部接受审查，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其中的一个最大考虑因素是，张爱萍本人就于今年春曾被诬为“AB团”分子，只是那么多铁板定钉似的事实摆在那儿，加上顾作霖等人的有意保护，他才算没有吃亏。但使得张爱萍对打“AB团”是怎么一回事，是最清楚不过了。
　　张爱萍没有辜负顾作霖的一片良苦用心，他组织专人调查胡耀邦的材料，倒是把胡在湘赣省苏区的工作业绩和出众才干整理出来了，而材料中没有一点能够与“AB团”沾边的事实。调查材料上报到共青团苏区中央局，顾作霖命令解除对胡耀邦的隔离，冤案得以解除。
　　这一段遭遇，在胡耀邦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以后几十年，他屡屡提到这件事，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追忆当年保护过他、救助过他的老领导。1988年3月，已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在同谭启龙谈起这段往事时，不胜感喟，都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一个是顾作霖、一个是张爱萍。胡耀邦惋惜地说：“可惜顾作霖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不然这个同志是很有发展前途的。”（顾在中央苏区因病去世。作者注）
　　出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获胜，使得红色区域大为拓展，增加了闽赣边的建黎泰、信抚和闽北三块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区。这块包括赣、闽20余县的广阔区域夹在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之间。于是，设立闽赣省的工作摆到了中央局面前，其时，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继续推行“左”的一套，在用人上也实行宗派主义。在考虑新成立的闽赣省委书记人选时，博古首先想到了顾作霖，因为顾是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到中央苏区的。
　　“让我担任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有点诧异地重复了一句，在得到了博古的肯定答复后，有所迟疑地说：“苏区的共青团工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得开吗？”
　　“团的工作已经在你手上打开了局面，组建闽赣省是比团更重要的工作，关系到中央进攻路线的落实。”博古说到这里略作停顿，语重心长地说道：“对于这个人选，我们考虑了很多，原先也有让弼时同志担任的打算，从各方面出发，还是由你担任更为合适！”
　　博古的这番话，让顾作霖在心里升腾起备受中央看重和信赖的感觉，同时也有几分感动，略作凝思，不由地点头作答：“既然是中央的信任，我只有从命了。”
　　“这就好了！作霖同志。”博古满意而放心地长吁了一口气。
　　1933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举行第40次常委会议，决定了建立闽赣省的有关事宜，除任命顾作霖为省委书记，又决定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以邵式平为主席，顾作霖、方志纯、毛泽民等25人为委员。
　　而在实际工作上，顾作霖于4月上旬就来到了建宁泰的北部区域——江西黎川县城，有步骤地着手于设立省委、省苏的工作。
　　闽赣省委由顾作霖、邵式平、黄道、刘炳龙、刘邦华为常委，顾作霖为书记、黄道任宣传部长、刘炳龙任组织部长。令人注目的是，闽赣省委在成立之初就设立了共青团省委，由刘邦华任书记，下设少先队省队部，总队长为陈顺期，还有省少共儿童局，书记陈丕显是从闽西苏区调过来的。走到哪儿就把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工作带到哪儿，这是顾作霖对青年工作情有独钟的一个表现。
　　作为新辟建的苏区省份的省委书记，顾作霖面临的任务很重，要做的工作很多。
　　闽赣省建立后，所辖区域包括黎川、资溪、南丰、南城、金溪、贵溪、铅山、上饶、广丰（以上为江西境内）、建宁、泰宁、崇安、宁北、清流、归化、光泽、邵武、建阳、浦城、将乐、建瓯、政和、松溪（以上为福建境内）等县，面积19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00余万。
　　顾作霖是闽赣省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建者，他为这块红色区域的巩固和发展，竭尽了自己全部的忠智，为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3年5月上旬，顾作霖莅临指导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在黎川县城东15华里的湖坊圩召开，选举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设立了财政、土地、内务、劳动、文化等11个部门。各部门一挂牌就进入了办公状态。
　　处在国民党军队随时向苏区大举进攻的战争局势下，军事部门的设置是最为重要的。在顾作霖与中央局多次函电交驰的联系下，是年6月4日，闽赣军区正式成立，肖劲光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薛子正任参谋长，彭祜任政治部主任。军区之下设立建黎泰、闽北、抚东三个军分区。按照中革军委的指令，闽赣军区将所属各分区的红军武装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以肖劲光为军团司令员，下辖第19、20、21三个师，另外建立建黎泰独立师和若干个独立团。
　　围绕着苏区的党政建设、军队和地方武装建设、查田运动以及文化教育、财政经济等一系列地方工作，顾作霖和邵式平、肖劲光等党政军领导人终日忙碌，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特别是顾作霖一心扑在工作上，常常是忙到半夜不能就寝，他的肺结核病就是在得不到适当休息和营养太差的情形下渐渐加重的，以至于多次在办公的时候大口地咯血。陈丕显在回忆中谈到：“顾作霖同志是‘努力为苏维埃工作’的积极倡导者，他患有严重的肺病，常常累得吐血，却身体力行，忘我工作，为省委、省苏的工作人员作出了表率。”
　　从1933年9月上旬起，南京政府不甘心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败北，又调集50万重兵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第五次“围剿”。处于中央苏区北部前沿的闽赣省区域，成为首当其冲的军事区位。在如何组织群众配合红军抵挡敌人，保卫新辟红色区域的中心任务上，闽赣省委和省苏为之竭尽了全力，顾作霖更是耗出了辛劳的心血汗水。
　　忠魂长留红土地
　　顾作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耿和杰出才干，得到了博古中央的重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21日在瑞金召开，顾作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接着，中共中央局又任命顾作霖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作出这项任命的原因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腿部负伤一直无法工作，而这一重要领导岗位不可缺人，只有将顾作霖抽出来顶上。这样的安排也衬出博古中央对顾的看重。
　　离开闽赣省委的顾作霖在红军总政治部赴任不久，就逢上了广昌战役，来到了枪炮轰鸣的战斗前沿。
　　这时期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国民党军队50万重兵的全面进攻之中，红军各军团按照博古、李德的蛮横战术和瞎指挥，被迫实行阵地战、堡垒战，步步对抗、节节防御，浴血奋战之下虽然损失巨大，却是一个又一个败仗接踵而来。所谓的“六路防守”，一路也守不住。1934年4月上旬，节节败退的红军主力被迫把防线压缩到广昌一线。博古、李德决定集中红军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于广昌与敌决战，提出了“保卫广昌就是保卫中国革命”、“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的战斗口号。
　　带着肺结核越来越严重的病体，顾作霖与博古、李德等人踏上了广昌前线。面临前所未见的红军与敌军的大决战，顾作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疾病，沉浸在战斗的激情之中。他白天来到一个个红军阵地了解战情，给红军官兵鼓劲打气，晚上与总政治部的同志研究思想政治动员工作方案，编写战地小报，经常晚上只躺两三个小时。
　　在根本不懂红军战术，只强调打堡垒战的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为了“坚决保卫苏区的每一寸地”，与无论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展开了惨烈罕见的鏖战。战斗从4月10日打响，至4月20日，步步推进的敌军河东、河西两个纵队进到了距广昌城30里的地带。
　　就在战斗最为激烈的4月25日下午，正在红一军团阵地上带病视察的顾作霖，忽然觉得胸口难受，急忙手扶壕壁蹲下身子，他还未蹲稳，口里“啊”地一声，连连吐出血来，殷红的血块大团大团地吐在地上，旁边的警卫员和战士们连忙去扶他，不等扶起，顾作霖已不省人事地昏迷过去。
　　顾作霖战地昏倒的情况报到正在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的朱德和林彪那儿，二人大吃一惊，急忙下令组织人将顾抬下火线，送往战地医疗所抢救。很快地博古也得到了消息，大惊之余下令全力救护。然而，战地医疗所各方面条件有限，医务人员忙碌了半个小时，顾作霖仍旧昏迷不醒。业已赶来的博古与朱德稍加商议，决定派人将顾作霖连夜送往瑞金的中央红色医院，并用电报通知院长傅连日章准备亲加诊治。广昌距瑞金300多里，一个班的红军和几名医务人员，抬着顾作霖走了整整4天，于4月29日傍晚才到达瑞金，直接送到叶坪洋冈下的中央红色医院。而就在头一天的上午——4月28日辰时，国民党军队全面突破了红军的阵地，红军被迫从广昌退走，博古、李德固守广昌城的梦想破灭了。
　　被送到中央红色医院的顾作霖，由傅连日章亲自诊治。傅连日章发现顾的病情极为严重，加上多天来路上的颠簸，耽误了救治的最佳时间。尽管傅连日章医术高明，却缺乏最有疗效的西药“硫酸酸菌链霉素”，因此不能让顾作霖的病情有所好转，顾一直处在半昏迷状态。时间是那么地巧合，就在广昌失守正好1个月的这天——5月28日清晨，顾作霖在中央红色医院的病房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一个只有26岁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默默地消逝了。此间正值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从前线回到瑞金的博古等人，在顾作霖病逝的前几天，来到医院看望了他。
　　顾作霖的病逝，就像雷声隆隆的天穹又炸响一道霹雳，引起了苏区军民的极大悲痛。临时中央对顾作霖的丧事处理非常重视。在博古的亲加过问下，中央局迅速成立了顾作霖治丧小组。当天上午11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讣告，向苏区军民宣告顾作霖病逝的噩耗。讣告登载在5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讣告在“沉痛追悼顾作霖同志！”的标题下，以简洁的文字写道：“顾作霖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于1931年来苏区参加革命的国内战争，艰苦卓绝地为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而奋斗，在长期残酷的斗争中，他积劳成疾。这次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火线下，他昼夜不息地工作着，以致旧疾复发，终于在五月二十八晨逝世，和我们永远地分离了。中央执行委员特此致哀！”
　　按照治丧小组确定的时间，5月30日下午，在沙洲坝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大礼堂举行顾作霖追悼大会。大礼堂内被布置得悲壮肃穆，哀乐低回。礼堂主席台中央挂着顾作霖的遗像，下面的两旁摆放着中共中央、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少共中央局、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等部门的挽词和挽幛，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王稼祥等20余人敬献的花圈。
　　追悼会于下午5时开始，有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等各部门领导、机关人员2000余人参加，追悼会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追悼报告，博古以沉痛的心情回顾了顾作霖的革命经历，充满深情地沉声说道：“最近在广昌战斗中，顾作霖同志站在战争最前线，最勇敢、最坚决地接受党所给予的任何任务。他那布尔什维克的突击工作精神，以及他青年的活泼谦和态度，无不显示顾作霖同志的伟大一生。顾作霖同志九年来的英勇奋斗，在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荣的名字。……”博古的追悼报告不长，按说可在10分钟内念完，因悲哀伤情，中途几次喉咙噎塞，竟用了近20分钟。最后，博古在报告中予以顾作霖高度的评价：“他是工农大众，特别是青年同志最爱戴的战友和领袖！”
　　接着，朱德、何克全分别代表中革军委、少共中央局作追悼讲话。最后，由林伯渠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全体工作人员讲话，表达对顾作霖最崇高的敬意和最后的致哀。
　　5月31日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踏着顾作霖同志的道路，武装上前线去！”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学习顾作霖同志！粉碎敌人的‘围剿’来纪念顾作霖同志！”
　　5月31日上午，顾作霖的遗体被安葬在叶坪洋冈下村外的小山上。鉴于顾的政治身份而对于今后情况的考虑，墓前没有竖立刻有姓名的碑石。正是这一原因，在历经了战争荡涤的几十年后，人们无法找到顾作霖的墓地。瑞金市的党史、文史工作者曾多次到洋冈下村向群众调查，终因年代久远，缺乏亲历者而寻找未果。顾作霖的忠魂长眠在“红都”的红土地上，但其墓穴地点却成了无人知晓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