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谦

        受访者：吴学谦夫人毕玲
　　解说：1949年5月中旬，中共的部队迫近上海近郊，隆隆的炮声即使在市区也清晰可辨，尽管国民党方面调动了20万军队固守上海，但是似乎每个人都清楚，上海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只是早晚的问题。

　　毕玲：解放的时候，郊区打得很厉害啊，但是我们(市区)没有开炮，为什么呢?不要损伤城市里的建筑，城市里的工厂、学校，各种建筑。那时候国民党只想突破我们的包围，到海边去逃走，这个恋战心一点也没有了。

　　解说：到了5月25日陈毅、粟裕统帅的解放军三野，已经占领了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那一天凌晨5点，毕玲接到了吴学谦打来的电话。

　　毕玲：到解放那天，老吴，我的老头，我的领导，打电话说，你们苏州河以南已经全解放了，电话公司也解放了，你们可以组织迎接解放军了。我说你呢，说我在苏州河以北，还正在打，也快了。那是25号，我兴奋的那个时候是五点钟，凌晨。我们说天亮了，天要亮了，我就跑出去找我领导的分区委，我是地区委员会，下面有校区委、行政区。到那里已经靠近苏州河听到炮声，而且看到好多国民党逃兵，我都不害怕。六十年解放，六十年，有过风雨也有过阳光。

　　改革开放以后，我当然更加开心，但是什么开心也比不上那天，上海解放，天亮了。因为我们艰苦奋斗11年，在这个地下工作当中，各种各样力量的积累，能量的增长，艰苦奋斗冒着危险，终于有一天可以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扭秧歌。

　　陈晓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毕玲的家乡宁波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17岁的她也跟随着家人开始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八一三”事变之后，他们一家辗转来到了上海，毕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备受家里的宠爱，不过初到上海的毕玲，还是感到非常苦闷。

　　毕玲：因为从一个小城市里，突然进到大城市，歌舞升平，一点没有抗日的气氛，而且那些看不惯的那种舞女啊、妓女啊，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学生待的地方。

　　解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毕玲在一位同学带领下，参加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一个秘密会议。毕玲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其实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毕玲：到了以后呢，他们说，我们要念一本小册子，请大家仔细听。我是宁波人，听得懂上海话，就讲了，越听越好听，越听越好听，这本书叫什么?就叫《论持久战》。因为我对国民党南京政府逃到四川去不满意，打仗越来越往后退。卢沟桥稍微打一次胜仗，马上就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好像很容易可以把日本鬼子打下去，对战争不了解，对政治不了解，对党派不了解。

　　所以听了《论持久战》三个阶段，我觉得太对了，毛主席理论，我不知道有毛主席，就问这个人是谁，我说写这个书的人，他们说毛泽东，毛泽东是谁啊，他们说共产党的主席。共产党主席那么聪明，这本书写的那么好，寄一本给蒋委员长。因为我认为蒋介石也是抗日的了，应该让他知道应该怎么抗日，三个阶段。他们就非常惊讶，以为我是什么国民党派去的特务了。

　　解说：毕玲回忆说，当年17岁的她还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日益紧密。

　　毕玲：1938年一年，加上1939年半年，思想进步的确很快，我觉得我应该划清阶级界线，把自己家那些做生意的哥哥，都觉得不是我的人，共产党才是我自己人。所以我穿布衣服、布鞋，头发剪得短短的，这个又挨批评了，说你不能到延安去，你就留在上海，做上海的群众工作。

　　解说：1940年，毕玲结束了高中学业，此时，她已经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名正式党员，何去何从，一切要听从党的召唤。

　　毕玲：组织上叫我考教会大学，我考进之江大学，教会学校，因为之江大学需要党员。

　　解说：在之江大学，毕玲担任了秘密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不过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规定，她本人不能在学生当中擅自活动，甚至不能给人留下是一个活跃分子的印象。在旁人看来，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毕玲：因为我必须要有合法的身份，我们提出是合法化、社会化。那么我是社会上的一个人，要有居民证，不是叫居民，良民证，要有家庭，要有职业，我的职业就是大学念书，这样呢就合法了，查起来一切都有根据了。实际上我已经离开这个之江大学党关系，只是念书而已。然后我在女中区委工作，女中区委开始领导三个中学，其中包括我自己母校智仁勇女中，那时候智仁勇女中又发展了。所以党的发展好像牛魔王肚子里钻进了孙悟空，本来只有我一个，后来变成三个，后来变成七个。到1948年的时候，领导智仁勇女中的区委告诉我，有17个党员。

　　陈晓楠：1931年，中共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这个突发事件让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到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根本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而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很多地方已经不复存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再度牵手，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南京、上海、西安等等大城市建立八路军办事处，除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之外，各地的地下党组织也逐渐恢复起来。

　　毕玲：真正恢复党组织是在1936年，以前因为王明路线被破坏以后，党组织失去组织关系，没有几个人，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脱党的脱党。所以说直到我们这批人，是党恢复时期的最早的一批骨干，所以他们现在说我是女中区的女元老，我那时候不知道，我觉得我就是个小孩。因为那时候没有骨干，所以我只参加了两年的工作，就把我提拔做党内领导了。那时候吴学谦早就已经也做党内领导，同时提拔，他是男中区委，我是女中区委。这区委我做了八年，做了八年，一直到1948年出了事情了，才把我调到大学区委。

　　解说：尽管国共双方实行了第二次合作，联手抗日。但是往日的恩怨让双方摩擦不断，1941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把国共之间的矛盾推向高潮，很多人似乎又看到了，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影子。

　　毕玲：所以那个时候就提出了16字分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就是党中央的指示，具体领导我们是少奇同志跟周总理。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以后才知道。

　　这16字分针包含非常大的意思。你必须要耐心隐蔽，他说要精干，党组织不是在于数量，而是在于质量。长期埋伏，你要有这个耐心，不暴露，谁暴露就是违反纪律，你不要自己去出风头。积蓄力量，必须要把这牛魔王肚子里的孙悟空越来越多。以待时机，就是里应外合。

　　解说：那个时候，毕玲虽然只有二十岁出头，但是已经有了两年党龄，此时她已经离开之江大学。根据上级指示，转入另一所教会学校，沪江大学。

　　毕玲：周总理除了这16字方针，在抗日时期给我们，还有三句话，勤学、勤业、交朋友。因为那时候要突破日本统治时候，是隐蔽、精干是非常需要，我们长期埋伏，吃了饭没事情干，勤学，你功课一定要好，所以我考第一名，是党给我的任务。本来我念书吊儿郎当，但组织上给我任务，我就拼命用功，照样考到第一名，威信就提高，所以勤学这点很重要，而且我们应该有知识，共产党员应该有业务知识。

　　第二呢，是勤业，因为他指的整个地下党，就是业务，工厂的技术水平提高，职工能力提高，每一个工作岗位上业务，在老板眼睛看起来都是骨干。这样才是群众威信高。交朋友，最后目的勤学、勤业干什么，为了交朋友。

　　解说：当时的环境异常残酷，上级党组织除了在政策上进行引导，对一些细节问题也有非常具体的指示。

　　毕玲：一直到烫头发不烫的问题，领导上命令我烫头发，我不想烫。为什么?因为要社会化、合法化，知道你这个人在群众里面是一样的，而不是说特别艰苦朴素，要看这个人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尤其教会大学里的女学生都烫头发，就我一个人不烫头发。结果到大二的时候，组织上就命令我烫头发，叫我穿皮鞋，不要穿布鞋。我以为我是无产阶级了，我应该艰苦朴素，小青年想法很简单，其实那时候才20岁嘛。

　　因为那时候我的思想是极左的，我觉得这个上海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到解放区。我抗日要开枪，要打狗腿子，到前方跟日本人，哪怕一对一死掉我也值，这种简单的思想。

　　解说：在那个激情四溢的年代，和毕玲有着共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她至今还记得，当年发生在一位战友身上的事情。

　　毕玲：他布置群众画漫画，就画蒋介石，画的红颜色的血海，一个脑袋出来是谁呢?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泡在血海里边，这种画啊，过分了，因为不到时候，正是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这样做他们觉得抓住你们搞，他们叫我们反革命动乱嘛，是吧。抓了好多人，被捕好多人。

　　我们好几次同志们被捕，但是我们利用合法，利用统一战线，组织家长联合会议、召开记者招待会，报道中间性进步的《文汇报》、《大公报》、《大明晚报》，登报，这种抗议抓学生，要营救学生，好几次同学们都给救回来了。有些实际利用国民党管监牢的人贪污，给他一套西装料子，或者给他一个小金条，他也放回来了。所以我们斗争是非常复杂的，虽然环境是天昏地暗了，非常隐蔽的，阴暗的地方，做着隐蔽的工作，而且我们是像邓小平所讲的，我们是在敌人统治底下，脑袋吊在腰上。

　　解说：作为地下党支部的委员，毕玲不能轻举妄动。因为一旦她遭遇不测，就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让地下组织遭受破坏。不过教会学校的特殊性，让毕玲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

　　毕玲：至于校内我们还利用合法，我一样一样讲。它不是基督教嘛，他们教会里有规定要成立团契，团结的团，契约的契，英文叫fellowship。这个组织专门是为了研究圣经的，就是查经班，圣经里面耶稣怎么说大家讨论讨论，它的目的完全是传教。

　　但我们成立，成立以后呢，我们有我们一套联欢会、聚餐、旅游、讨论书、小说书，那么谈国家大事，慢慢慢慢把我们的《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都弄进去，后来这个团契成了党的外围组织。有好多曾经参加团契的人呢，后来变成共产党员。

　　我们利用青年人喜欢活动，唱诗，唱这个赞美诗啊，赞美耶稣的赞美诗，到后来扩大到唱苏联歌曲，唱解放区好地方这种歌。他们都接受了，很快接受，也没有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共产党的活动。他们不知道，到后来觉悟提高了才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领导我们。但他们一点没有怪我们，觉得我们引导他走到进步文化去。

　　陈晓楠：抗战胜利，举国欢庆，此时毕玲已经大学毕业，她接受党组织的指派，来到一所女中担任英文老师。经历了八年抗战，上海地下党其实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毕玲所在的学委系统，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1300多名党员了。而就在不久之后，风云突变，内战一触即发。随着国共之间斗争的加剧，上海地下党面临的环境也更加险恶。1948年夏天，毕玲就遭遇了她人生当中，最危急的一次险情。

　　毕玲：就是我分工领导教师区委、教会中学区委、私立中学区委三个区委，这个教师区委的书记叫蔡怡曾，是圣约翰大学研究生毕业的。

　　解说：由于上下级的关系，蔡怡曾与毕玲关系密切，对她的情况也非常了解。然而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蔡怡曾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逮捕。

　　毕玲：她(蔡怡曾)的假名叫施英，领导一个教师支部。其中一个培明女中党员是新调来的，交大刚毕业。这个人呢，在交大就冲锋在前的，交大开营火晚会，她是特别左，早就被特务注意的。结果她毕业以后去做教师的，交大本来找不到她，结果交大开营火晚会，她发动学生去参加，被特务看见了，盯了梢，知道她是培明女中的教师，结果就把她抓住了。

　　抓住了以后呢，星期六抓住的，晚上就打她几个耳光，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招出来领导她的人，但她其实不知道蔡怡曾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蔡怡曾的家在哪，她怎么出卖呢?说我们星期六(日)下午两点钟，要在愚园路愚园坊门口等，去开会，地点也有。然后讲蔡怡曾有个短大衣，大方格子的，黑跟白，蔡怡曾的头发有卡子，是绿颜色铁皮的，脸是方形的，衣服、头发一描写，但是名字呢，她就说施英不晓得蔡怡曾。

　　解说：对于这个情报，国民党谍报机关如获至宝，他们派出人马前往愚园路准备张网捕鱼。

　　毕玲：所以蔡怡曾等得很烦，怎么还不来，结果那个特务叫她施英，施英，她不理。因为这是她党内名字，后来她回过头去看，你是施英吧，我不是，我是蔡怡曾，真名字。你哪个单位?我是市立师范教导主任。有名有姓有地址，很合法，但是你这大衣，你这头发卡子，你还是施英，跟我们去一下，汽车里塞进去，就把她带到亚尔培路2号。那是下午，一直到晚上动刑了。

　　几种刑法呢?一种是强烈光线照她的眼睛，一种用铁丝插她的手指，一种用很烫的东西烫她的乳房，最严重的就老虎凳。老虎凳就叫她躺着，这样平着，腿绑住了，离不开板凳了，脚后跟垫着砖头，一直垫到七块，把整个这条筋，好像要崩断一样的。

　　解说：酷刑之下，蔡怡曾丝毫没有吐露实情，不过她的被捕，还是让毕玲陷入了险境。就在这个危机时刻，毕玲接到了吴学谦的紧急通知。

　　毕玲：老吴为什么知道，我们有敌工工作，另外一个牛魔王、孙悟空，就打到敌人里面卧底的，告诉了我们学委系统，另外一个系统不跟我们一道的，到了老吴那儿，老吴马上通知我，蔡怡曾被捕了，他们敌人追究的就是领导你的是谁，你立刻离开进德女中。我结果跟校长说，我说牙疼，要去拔牙，临时性的请假。

　　等到到了家里以后，第二天叫我哥哥打电话说，拔牙出血过多，心脏病发作要回家修养，所以向你们辞职。原来预发的三个月的工资，那时候预发工资，因为物价高涨，统统退还给他们。学校里也倒霉啊，突然没有教师。我教初二、初三、高一、高二，四个年级突然都没有教师。

　　一离开以后，我马上搬家，搬到我堂哥哥家里，我堂哥哥在解放区，我堂嫂在上海，在那里住，堂嫂也是我们党员。她就把她的衣服啊，一件红的紫色的大衣给我穿，我一件绿的大衣给她，颜色改了。我本来烫头发是长的，马上重新到理发店去烫短头发，戴了一副黑眼镜，不是很黑的，就比较黑的眼镜，改变了脸形。还有组织上也就是老吴，给我调到教会大学去，到杨树浦那边，沪江大学那边，我不在那地区活动了。

　　陈晓楠：毕玲回忆说，如果没有蔡怡曾的坚贞不屈，她也许难以逃脱这场劫难了。做地下工作，敌我之间不仅是智力的比拼，更多的时候是意志的较量，而危险也是经常陪伴在身边的。不过在那个年代，和他们相伴的也不总是风雨，随着地下党队伍的壮大，毕玲所属的学委系统进行了调整，一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来到了身边。

　　毕玲：机构改革呢，我成了工委了，女中工委和男中工委合并，男女中工作委员会，就是中学工作委员会。这个成立的时候呢，我们离开张本的领导，我一直是张本领导，领导我八年，改了新的领导。新的领导怎么，我没看见，据说是男同志，来了一个人就是吴学谦，非常严肃。

　　解说：毕玲还记得，当时人们都把这位表情严肃的新领导称为“老吴”，不过当时毕玲并不知道，老吴并不老，甚至比她还小一岁。随着接触的增多，两个年轻人的心逐渐靠近。

　　毕玲：带回家，跟他们说，他银行职员，卖相很好，他们也就答应了。因为他们对我是不管束的，完全自由的，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家里地位非常高，而且我找的男朋友，他觉得很满意。老吴家里那么穷，我家里不知道，要知道的话，不答应了。我说他是银行职员，好像金饭豌，其实他什么也没有，钱是靠我银行的娘家钱塞给他。

　　其实组织上叫他把党费可以实报实销，他管党费，但是他不动它。

　　解说：毕玲回忆说，她和吴学谦虽然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

　　毕玲：确定不是说我爱你，你爱我，一直到他死这两句话没说过，没有说过。因为这个爱情，不是靠嘴巴里说的，要靠实际行动表现的。说我相信你爱我的，他也相信我爱他的。

　　另外也没有因为你那个时候长得漂亮，我喜欢你，我也没有因为他漂亮我才去选他，我们没有什么外貌上，主要是政治上考虑对他非常佩服、崇拜。自己觉得他的领导下自己有进步有提高，所以很佩服他。他之所以选我，可能也因为我有些工作成绩，觉得这女同志当中也没几个，接触不多。

　　不是我追求他的，是他选中我的。但是我也没有说讨价还价，反正这个很奇怪的。像谈判一样的，就说我们结合在一起吧，但是我们不结婚，不解放就不结婚，这个话是非常渺茫的。因为那时候谁知道什么时候解放啊?那时候他是1947年26岁，我27岁，我比他大一岁。

　　陈晓楠：对于毕玲来讲，1949年5月25号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那一天黎明时分发生的事情，她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就在那一天的清晨5点，她接到了吴学谦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吴学谦说，你们苏州河以南的地区已经全部解放，电话公司也解放了，你们可以组织起来迎接解放军了。毕玲放下电话，马上冲出了家门。

　　毕玲：国民党败军如山倒，要想逃，我那天早上五点钟出来，天亮了，就看见一个国民党把军衣脱掉丢在地上，在吃豆浆、油条，还想利用老百姓怕国民党军队，还在吃东西。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他也不睬我，我也不理他。

　　解说：那天清晨，苏州河北岸还有隐约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不过走在晨光初现的街道上，毕玲没有丝毫的恐惧，她的内心充满了迎接胜利的喜悦。

　　毕玲：我们说天亮了，天要亮了，我就跑出去找我领导的分区委，要区委书记马上通知各个支部行动起来。因为我们组织一个全市性的，全上海各界的工人啊，教师啊，职员，学生是主体，就是民联保安队，就是上海民众联合保安队。

　　就保安队里有两种组织，一个叫纠察队，一个叫宣传队。报名的人在学生界就有四万，那么其中一万五千纠察队就很快就出来，在各工厂学校里面站岗，保护国家重要的财产。另外呢，一批人呢，已经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地方，已经守着了。等解放军一进来，我们就陪着他们领路，去抓特务。解放军不熟悉上海市的路，我们就陪他们走巷道。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解放军入城的时候，有入城式吗?

　　毕玲：有，我们列队欢迎，最后游行，下大雨，淋着雨游行，全市的游行。我们扎花车，车上都扎满了花、红旗，那些教师淋了雨也高兴。

　　解说：毕玲回忆说，早在解放军入城之前，朱德、毛泽东签署的《解放军入城布告》就已经由吴学谦和一个名叫于之的同学运进了上海城区。

　　毕玲：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汽车运出来的，运出来以后给我们地区分。我们那时候已经不是女中男中什么，是地区，我们一个学生系统为主的地区，我也领导教育所教师，工厂也领导，主要是学生，主要就是学生。那么我们把男学生组织在纠察队里，女学生组织在宣传队里。那么一到解放，解放军还没进来，满街都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扭秧歌，纠察队已经在工厂，敌人住着的地方，学校门口都站岗了。其实武器就是一个棍子，但是这个英勇状态很感动人的。

　　解说：此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从抗战初期重建地下党组织，经过11年的发展，到了1949年，上海的地下党员已经达到万人以上。

　　毕玲：我没想到，原来我们这孙悟空已经变成一万个小孙悟空了，光党员一万人。学生界的民联保安部纠察队有学生的，报名的四万人，光学生界的。纠察队在我这个地区，不是学生界，我们领导这地区出来是一万五千人的纠察队，保卫各种重要机构。所以我觉得群众能那么多出来，是怎么造成?这是一个结果，就是事物的结果是有它的过程，这过程就是11年来不断地执行我们这16字方针。

　　解说：虽然毕玲从1938年就投身革命，不过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家里一直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记者：解放之后，您的身份公开了，家里会很惊讶吗?

　　毕玲：我家里高兴死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了，我有小卧车了。家里人觉得开小卧车就是很少有的，我从区委到家里来开小卧车，里弄里都轰动了，原来老太太有个女儿是共产党做官的。后来我也注意了，老吴也关照，你不要开小卧车，乘公共汽车，不要惊动老百姓觉得你神气活现，所以后来我不乘了。

　　解说：此时的毕玲和吴学谦已经步入了大龄青年的行列，不过由于两个人工作繁忙，早年那个不到解放不结婚的约定，直到1951年才最终兑现。

　　毕玲：我到31岁(1951年)2月6号才结婚，结婚三天以后，吴学谦马上到北京去报到，就出国了，出国两年。所以等回来的时候，结婚时候回来，才生一个儿子，这儿子是抢救来的。以后他又忙了，一个礼拜几次出国，一个月一般有五六次出国，我呢每一个学期带着学生搞四清运动，这个年级完了，另一个年级。各个公社跑腿，穿着解放军棉袄，生了虱子，他是洋的，我是土的。

　　解说：光阴飞逝，匆匆而过，那一段隐秘战线的经历，对于毕玲来说，只是人生当中短暂的几年，然而这一段时光，甚至很多当年发生的细节，都长留在她的记忆深处，永难忘怀。

　　毕玲：我们经济困难呢，我们党费不是规定你多少钱多少钱，有多少给多少。我把金手镯、金戒指都变成钱捐给党了，家里问我哪去了，我说掉了。因为我家里娇生惯养没关系的，说了也不会骂我。那时候买不到大米，我们开会要吃饭，这个机关里面烧饭的同志啊，他说我不能做无米之炊，你给我弄点大米来，我就到家里米缸里偷一口袋，背出去，趁妈妈没看见，就偷了大米。

　　同志们聚在一起睡，被子不够，我家里有好几条被子，我就捧了被子，打个三轮车出去。有一个同志家里做手帕，高级手帕厂的老板，他就把这手帕问爸爸要了一大叠，一沓，一盒里面有好多，他拿了12盒。拿来以后交给党组织，在党内义卖，我也买了手绢，出多少钱不管了，多也好，少也好，拿了钱再去交党费。所以我们的党费很难说每月多少钱，有时候多的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