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百岁老人，他见证了旧中国的黑暗、新中国的强大和发展；作为老红军，他亲历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及三年解放战争的壮阔波澜；作为有8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

　　他就是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委常委、政法委主任，省顾委会主任的老同志寇庆延。

　　在举国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寇老迎来了他的百岁华诞。日前，他接受了南方日报的专访。采访中，寇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声如洪钟，激情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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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革命

　　为有牺牲多壮志，九口之家出了4位烈士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辛亥革命把中国推入了革命的洪流当中，在远离当时中国政治心脏北京的河南新县陡山河乡白马山村寇家湾，一个名叫寇立培的男子把他的私塾更名为“列宁小学”。次年，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寇庆延。懂事后，寇庆延边放牛边在父亲的私塾里上了三年半学。在父亲的影响下，他16岁那一年加入了地下共青团，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起义。

　　“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因为穷，没有活路。”忆往事，寇老仍然记忆犹新，当时的中国有两个政党：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共产党代表穷人、国民党代表富人。

　　“1931年农历正月初三，我的妈妈亲自送我到红安县七里坪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在革命中，我先后失去了5位亲人，其中有4个成了烈士。”第一位是寇老的父亲，被敌人抓到新集秘密杀害了，至今找不到尸首。后三位分别是寇老的三叔、六叔和七叔。寇老稍加停顿，面带哀伤地说，“妈妈虽不是烈士，但也是被国民党逼死的，国民党天天逼她把我找回来，她怎么会让我回来送死呢？结果她就被逼死了，当时才40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在新县，凡是参加革命的家庭，几乎都有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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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长征

　　朱德老总曾枪下救命，视察广东欣然答应送墨宝

　　“现在有些人说，对长征路上红军吃腰带、皮鞋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寇老回忆说，“长征中最难最苦的是什么？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打仗，是吃了野菜、野草、皮带后仍然难挨的饥饿啊！”

　　那时候，先头部队有个任务就是尝吃野草，发现有能吃的就赶快通知后续部队，殿后部队实在没有吃的，就吃先头部队拉在路上的青稞。“有的野菜有毒性，吃下去全身发肿，嘴唇发乌。到最后，把牛皮做的腰带、马鞍和皮鞋都煮吃了。部队流传《牛皮腰带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菜有汤花样多，一段留给战友尝。”寇老回忆说，“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经过再三火烧、水煮，又没有盐，苦涩难咽。”

　　“最让我难忘的是差点把我当作‘改组派’枪毙，是朱老总从枪口下救了我。”寇老回忆说，1936年10月，他带一个侦察连到甘肃武都与天水之间执行任务，突然敌人冲进街，用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他们。激战中，两个班的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寇老带着6名战士突围跑回驻地。第二天，寇老被带到师部，交给保卫局五花大绑关押起来。当时受张国焘“左”倾肃反路线的影响，起初怀疑寇老“生还有诈”，继而认定是“改组派”。军部发电报给朱老总，说他是反革命，要求枪毙。

　　朱老总看完电报后非常生气：“哪有这么多改组派？不能杀。”这才救了寇老一命。然而，他还是被判处“三年徒刑，苦力代替”，开除党籍3个月。判决后，寇老被放到31军政治部油印科背了3个月的油印机。

　　1965年春，朱老总来广东视察，时任副省长的寇老向朱老总说起这段经历，并请朱老总给写一幅字留念，朱老总欣然答应，3月8日回北京后亲笔抄录了毛泽东的诗词《仙人洞》。不久“文革”开始，朱老总再没有机会把这幅字送来，直到2000年朱德的孙子朱援朝专程到广州，把这幅墨宝送到寇老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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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文革

　　搞“黑材料”未得逞，造反派无可奈何说他“老奸巨滑”

　　“文革”期间，彻底砸烂公检法，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成了被打倒对象。为了诬陷他里通外国的罪名，造反派特意到广东找时任省政法委主任的寇老，要他提供罗瑞卿的“黑材料”。没有达到目的，就想从罗瑞卿的秘书王仲方处下手。

　　他们问寇老，1955年王仲方带队到苏联访问期间，是如何按照罗瑞卿的部署里通外国的。寇老回答说，“里通外国是特务干的事，很秘密的，怎么可能让我知道？”当时他们还想“诱导”问王仲方和苏方的关系密不密切？寇老回答，王仲方是中方的秘书长，他不和苏方秘书长关系密切，一行人的生活、行程怎么办？最后造反派无可奈何，说他“老奸巨滑”。

　　1967年，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接到佛山地委副书记的一封来信，讲造反派要把时任佛山地委书记杜瑞芝“搞掉(意即‘整死’)”，陶铸接此报告立即指示寇老要保护杜瑞芝。

　　“我连夜组成了一个支持群众运动工作组，亲任组长。第二天赶到佛山顺德批斗会现场，开会时，有上万名干部群众学生参加，为防止意外，我在台上安排了20个小伙子，表面是批斗骨干分子，实际上是保护杜瑞芝的。台下，机关干部安排在前排，群众学生安排在后排，防止学生冲到台上发生武斗。”寇老回忆说，批斗会开始后，台上台下高喊“打倒杜瑞芝”。“当时，我坐在主席台中央没有喊，造反派就质问：‘你为什么不表态、不喊口号？’我回答说，现在不是允许独立思考吗？你手里有材料有证据，你可以表态。我手里现在没有材料，没有证据，我独立思考，暂时不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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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钉螺

　　广东消灭血吸虫病，日本人美国人都不相信

　　去年10月，地处大旺的肇庆高新区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40多年前，这块宝地曾经是血吸虫病重灾区。

　　“广东的三水、英德、曲江、仁化、四会等地都有血吸虫。当时，四会大旺钉螺面积达8万多亩，号称是‘十万草塘’。大部分村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和人把深的芦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寇老回忆说，当时中国不少地方都发现血吸虫病，严重危害着人民生命健康。此事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成立了血吸虫防治小组，周总理指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

　　寇老受命负责此事，并亲赴广东血吸虫病重灾区大旺农场灭螺。首先是成立了血防研究所，请中山医学院血防专家陈心陶教授担任技术顾问，在四会设了“血防站”挖沟排水，把钉螺生长的寄宿地改掉，然后开荒种地。

　　由于办法科学，措施得力，广东省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第一批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并能巩固下来的省份。1974年，国家卫生部进行正式验收，宣布广东省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当时消息宣布后，来参加广交会的日本人、美国人都不相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王首道说，不相信，你们可以来看。广交会年年开，你们年年来。观察了几年，他们最终确认广东的确是消灭了血吸虫病。陈心陶教授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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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改革开放

　　“我体会太深刻了，关键是经济发展人们有了盼头”

　　上世纪60年代初，毗邻港澳的广东偷渡成风，有的整条村的人都外逃。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8万多人。惊动了党中央。

　　“为什么外逃？太穷，没有吃的。出现这一情况，一方面是天灾，另一方面是‘三面红旗’的人祸。”寇老分析说“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我曾多次进京当面向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汇报。李先念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中央各部门要支持广东。反偷渡要多管齐下，要大力发展生产’。”

　　“当时有人把偷渡定性为政治问题，我就认为是生计问题。如今，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你看现在还有偷渡港澳的吗？改革开放，小平同志要让‘社会主义香起来’。我体会太深刻了，关键是大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人们有了盼头。”谈起改革开放，寇老脸上绽开了笑容。

　　说权力

　　“工人农民子女能下岗，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下岗”

　　寇老不允许子女有丝毫高干子弟的优越感，从不为子女的事开口，也不准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办。他的6个子女没有一个依靠他去从政、经商的——— 大儿子英年早逝；二儿子早年内退，现在做小本生意；五儿子早年留学并定居日本；大女儿是深圳市政府一般干部，现已退休；二女儿因单位机制改革，早早内退。1996年，寇老的小儿子下岗，老部下悄悄帮忙给他在省直单位安排个岗位，寇老知道后非常生气，把老部下叫到家里严厉批评，把小儿子狠狠骂了一通：“工人、农民的子女能下岗，我寇庆延的儿子为什么不能下岗？”

　　“反腐必须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因为权力在上面。上面不反腐，就会对腐败形成保护。”寇老对反腐败工作的认识非常深刻。“湖南郴州有个‘三玩’副市长，玩权、玩钱、玩女人。当了副市长，有了权，跟他有利的就干；有了钱，就开始玩女人。就这么一个人，他能不犯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