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

　　李先念为西路军题词
　　西路军问题的最初提出到最终解决，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漫长过程。1936年10月21800人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甘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过去的党史认为，这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世纪80年代初，与我一直工作相处近三十年的老战友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但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

　　对这一问题如何定性和解说，关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红军两万多将士的荣辱声誉，理应作出正确回答才对，决不应再继续将错就错下去。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报送到了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将《疑》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之，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寄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希望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

　　党史研究室主持日常工作的廖盖隆副主任将此文交给本室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和提出意见。

　　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

　　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作为对回答者的回答。

　　双方文章观点互相对立，但由于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属绝密级，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无影响。

　　与此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并开始了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并得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林浩和院党史教研室领导段浩然的支持。

　　由于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一时间，某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此事决非偶然，有强烈针对性。朱玉和我商量，由我出面在几份有影响的史学杂志上，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请教、磋商以至争论。人们很快被吸引过来，议论纷纷。

　　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晓得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越宣称不讨论，人们的兴趣和议论越多。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疑》文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时间(约一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同年3月12日，李先念给小平同志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我在此前研究和撰文争论的过程中，广为收集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各种版本和教材，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对西路军问题的表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而基本的调子和说法，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是来自(或抄自)《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一条注释。建国初期为出版《毛选》，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胡乔木为主，负责进行文字加工和注释的领导工作，参加者还有田家英。重要改动和增加，要报毛泽东知晓。

　　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注释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说法，我多年前通读《毛选》时就早已熟知，此时我重新研读，产生了大的疑问。其中的断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此文的注释则说：“1936年秋季，……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我觉得这个断语和这条注释的文字表达很有点费尽心思强作文章的味道。仔细查过史实，发现与史实严重不符。第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虽然受到大的损伤，但大半兵力尚在，仍在继续艰苦地战斗前进之中；第二，1936年12月党中央还没有精力、时间和其他客观条件来集中解决党内高层的路线分歧。到1937年3月中央才召开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会议并作出结论。据此，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的这次讲演中，以一两句话来宣称张国焘路线已经破产了，何况这种宣称与西路军的失败相联系，而西路军在此时还没有失败呢!

　　于是断定，这个断语和注释不是演讲当时的话语和意思，是后来加上的，行文上则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限。由此，我们今天以这些说法作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依据，是违背历史真实而站不住脚的。

　　1982年3月12日，我将这一新的发现写成《对“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一文，寄给《红旗》杂志社。文稿由编辑郭德宏同志负责审阅处理。

　　同年11月24日，郭德宏同志给我复函说：“收到您的大作，非常高兴。我详读之后，觉得您讲的是有道理的，立即送交《内部文稿》编辑部负责同志。他看后说，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是必要的。但我们的《内部文稿》主要刊登现实理论问题，像这样专门的问题不好刊登。另外，这直接牵涉到《毛选》注释问题，由这里登也不一定合适。我考虑，您直接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和研究》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资料通讯》可能更合适些。不知您的意见如何?”郭德宏的答复和建议是妥当而合理的。

　　1982年12月6日，我将文稿又投给了《文献和研究》编辑部，附了一信说：“希望能在贵刊上发表，我认为，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

　　1982年12月22日，《文献和研究》编辑组给我复函说：“大作《对毛选中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疑问》已拜读。这类问题比较复杂，牵涉较广，本刊目前不准备刊用，故特退还。谢谢你对本刊的关心支持。”对这个答复处理我虽然心中略感遗憾，但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也只有理解了罢!于是我又转向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杂志。

　　这一次，我一改以往信投的方式，而是持稿登门拜访。见到了编辑组长夏燕月及郭雄、李俊臣等几位编辑。我向他们细谈西路军史中的问题和《毛选》及其注释中的问题，加之交谈中不断地答疑解惑，大力推介我的和朱玉的两篇文稿《西路军疑》及《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他们将这三篇文稿一起刊登在该刊物的1983年第9期上(总第74期)，并加了引人注目的按语，以示郑重推介。

　　此刊此期在全国反响很大。上海《解放日报》于10月4日在其《报刊文摘》上发专稿，标题是《西路军问题研究获可喜成果》，正文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资料》今年九期发表‘西路军’问题专辑，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党史、军史上的重大的问题的研究已获可喜成果。”

　　没想到，此刊却受到了高层某领导人的干涉指责。《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被指令“全部收回”，博物馆编辑组被迫发了回收通知，并等候查处。

　　但是，一道收回令却起了提醒作用。有的人还没来得及注意细看，得知此令后急找来看和争抢着看，对收回规定，多数人置之不理。收回的期刊寥寥无几。

　　上面又强令《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以别的内容另编发一期，使用原来序号作为取代，掩盖真相。

　　一方面是中央重视，小平同志支持研究并对先念同志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表态给予肯定支持，史学界的人们也极关注西路军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另一方面是受到再三阻拦、压制、严加控制，以致又严重干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上卷的写作和出版。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多少万册拆了重印、重装。

　　电视片《李先念》不久前公开播出，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又播放了专题电视片《碧血黄沙——70年前的西路军魂》，通过其欧洲台、美洲台、东南亚台传向世界，将西路军问题真相向国人乃至世界华人作出了真实公正的交待说明。至此，人们已经可以向早已不在世几十年的当年西路军将士们的英灵说句告慰的话了：先辈们，您们如今已经可以闭眼安息了。

　　回想西路军问题从朱玉提出、我们配合到终于解决的全过程，历时长达24年。没有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的直接过问和批示，以及中央常委其他各同志支持，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