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刘邓大军转战南北 —

　　1945年8月的一天，太行军区政治部、三分区、五分区组织的联合剧团正在六分区机关演出苏联的名剧《前线》。电话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台上台下顿时欢腾一片，“庆祝抗日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夜空。
　　抗战胜利来之不易，人民渴望和平、休养生息。可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大举向东北华北进攻，阎锡山则调兵遣将企图霸占晋东南上党地区。太行地区的部分红军时代和抗战初期组建的老部队集中起来，奋勇应战，坚决斩断伸进解放区的魔爪!著名的上党战役就是在此时打响了。
　　毛泽东要到重庆谈判去，八路军指战员都很担心蒋介石耍弄反革命阴谋，危及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则镇定自若地对自己的部队说：“你们狠狠地打，我就安全。打得越狠，我就越安全。”
　　“狠狠地打!”毛泽东的重托成为当时所有八路军部队的战斗宣言。继8月26日解放武乡段村之后，1945年9月1日，太行西进兵团在李达司令员的指挥下，又攻克了襄垣县城，为上党战役拉开了序幕。
　　9月7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发出了《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命令太行纵队第二支队（十三、三十、三十一团）在支队长曾绍山、政治委员卢仁灿的带领下，首攻屯留县城。
　　战前，二支队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刘伯承司令员签发的《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提高和统一战术指导思想，增强攻城作战的信心；并在全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激励广大指战员“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同时，在当地人民武装特别是“敌军工作”干部的帮助下，对敌方进行了充分的实地侦察，摸清了敌方所驻地的地形、环境，以及敌方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支队领导经过反复研讨斟酌，制定出缜密的战斗方案，决定采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坚决毫不留情地置敌人于死地。部队进行了应对准备，官兵们表现出了高昂的求战热情。支队领导不曾想到在所有准备工作中最大的难题，是突击队员的人选，因为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形势教育后，广大指战员人人都在争当突击队员，谁也不肯落下，都想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立头功，要在众多报名者中挑选有限名额，卢仁灿等支队领导颇费了一番脑筋。
　　为更迅速地夺取屯留，太行纵队首长令七六九团也投入了攻城行动，给二支队以支援。
　　9月10日傍晚，三颗红色信号弹冲上天空，总攻屯留的战斗打响了。尽管国民党军疯狂地垂死反抗，但是，在解放军有力有节的层层包围和一次又一次攻击下，驻守屯留的敌军如同瓮中之鳖，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一夜激战，当十二日的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屯留县城的战斗以解放军大胜而结束了。
　　这是上党战役的第一仗。在这一场战斗中，阎锡山所部驻守在屯留的2000多人全部被歼，外县逃到这里来的200多名汉奸恶霸也无一能逃脱应有的惩罚。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解放军越战越猛，国民党军包括匆匆赶来的援兵大批大批地被消灭，国民党军占据的城镇一座座接二连三地获得了解放。阎军节节败退，最终被彻底消灭在太岳山区。阎锡山成了运输大队长，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军队送来枪炮弹药和马匹，解放军装备得到了敌人的充实，连原来只能手持大刀长矛的新战士也都全部换成了一色的大盖六五步枪，轻重机枪配齐了各连队还有富余，各部队也都有了大量的子弹储备。我军还由此建立起了一支新的炮兵部队。而大批被解放的阎军士兵，经过教育，大都自愿加入到人民的军队里来，人民军队在一次次的胜利中逐步壮大。这一战役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高兴地说：上党争得好!
　　上党战役大获全胜，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刘、邓首长发布命令，参战部队组成野战军，晋冀鲁豫编部队成四个纵队，继而，又增加组建了一个新的纵队，但是，这个纵队没有按照顺序排列为五纵队，因为，在西班牙内战中，第五纵队臭名远扬，谁都不愿意沾这个坏名声，所以出现了一共是五个纵队，却有“六纵队”序号的现象。第三纵队由太行纵队改编成，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东进到涉县时改为彭涛任政委），曾绍山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涉县又增补阎红彦为副司令员），卢仁灿为政治部主任。

　　平汉战役在马头镇地区展开。晋冀鲁豫第一、二、三纵队和太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参战。经过激烈的战斗，争取了高树勋率国民党新编第八军战场起义。鲁崇义的三十军、马法五的四十军则被消灭，蒋介石妄想打通平汉线的图谋终成黄粱梦。
　　平汉战役后，卢仁灿所在三纵队在观台地区休整，“双十协议”后，移师豫北地区整训。此间局势相对稳定，战斗不多，和平麻痹思想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开始冒了出来，有的人对国民党存在幻想，有的人则向往离开部队，丢掉枪杆子，回家结婚，去过“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部队思想工作所遇到的问题较之战时更复杂，教育引导工作更难做。作为政治部门的领导，卢仁灿为了稳定军心，为了让广大指战员充分认清局势，丢掉幻想，时刻备战，费尽心思，做了大量的工作。
　　国民党破坏和平协议，进攻中原军区，发动内战。解放区军民奋然反击，在陇海路郑州以东段发起著名的陇海战役。三纵队一是由山地转入平原作战，不适应；二是由于种种涣散的思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斗力，有的仗打得不甚漂亮，个别部队和个人在战斗中表现得不如以前。可是，绝大多数的战斗打得依旧精彩，绝大多数的指战员依旧英勇善战。卢仁灿记得，纵队所属的八旅，第一次缴获了美式吉普车，让这支部队拥有了机械化的交通工具，这在当时处于“小米加步枪”的装备的解放军里，确实是件大喜事，大家高兴极了。
　　在从陇海线返回冀鲁豫地区途中，士气正高的八旅坚决要求攻打吕园子。吕园子是长期被地主武装势力控制的一座独立王国般的庄园，相传其中藏有大量金银财宝，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要多少，有多少”。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的军队都曾经对其进行过攻打，但都以失败告退。八旅要打吕园子，主要是为了摧毁地主武装，同时也是想为部队增加补给。计划得到了纵队的批准，纵队副司令员阎红彦和政治部主任卢仁灿亲临八师，指挥战斗。吕园子挺顺利的就被打开了，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壁垒森严，而且，为了躲避随之而来的敌人的增援部队，八师来不及仔细清理战场，也并没有缴获传闻中的那么多财宝。
　　国民党军从徐州、郑州方向加快了对冀鲁豫根据地内地推进。晋冀鲁豫部队则创造条件，予以反击消灭之。国民党军开始节节溃败，七旅在乘胜追击中，活捉了阎军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取得定陶战役胜利。
　　定陶战役后，卢仁灿被调离三纵。临行前，刘伯承司令员亲自与卢仁灿谈话，刘司令员说：“选调几位地方干部来军队做领导工作，是为改进、加强部队的领导工作，应该欢迎。可是你们不支持，甚至为难。”刘伯承司令员此话事出有因。
　　调地方干部充实野战部队，是邓小平政委提出来的为改变部队作风的战略部署。根据这个精神，彭涛被任命为三纵的政治委员。彭涛同志有着丰富的地方对敌斗争经验，也有很高的工作热情，然而，对部队政治工作缺乏经验。在一次三纵全部领导及各旅领导参加的战前部署会议上，彭的发言受到了一些旅领导的反驳，认为他是在不了解实情的放空炮。在当晚刘邓二位首长亲自主持召开的纵队师以上干部会时，彭涛汇报了有关情况。卢仁灿作为纵队政治部主任，又是战前部署会议的参加者，被认为没有及时阻止下属的不恰当发言，不能更好地配合政委工作，维护政委威望，受到了严厉批评。
　　卢仁灿当场对刘伯承司令员承认了自己对彭涛同志支持不够，但明确表示从思想上到实际工作中，绝不曾为难过自己的政委，而是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领导，在工作中像对其他老领导一样地尽力维护尊重。卢仁灿不愿因此离开自己长期战斗过，有着深厚感情的三纵。
　　但是，卢仁灿还是被调离了三纵。
　　1947年，卢仁灿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任学员队太行支部书记。党校结业，学员大部分都回到了自己原先所在部队，卢仁灿无“家”可归，便坚决要求到大别山去。此时，卢仁灿一直没有具体的职务，进入大别山地区后，被指派带领临时成立的巡视组在整个大别山部队大范围机动，进行部队情况的调查了解。
　　1948年元旦，卢仁灿听说皖西一分区政委尚无人选，就致电刘邓首长，主动请缨。3天后，首长们同意了卢仁灿的要求，任命其为皖西一分区政委并且暂时兼任代理地委书记。对于皖西斗争环境之艰苦，卢仁灿和当时的许多同志一样，心里是很清楚的，晋冀鲁豫部队在到达大别山地区后，国民党调集了33个旅的队伍，企图趁刘邓大军立足未稳，将晋冀鲁豫部队赶回淮河以北。刘邓大军一直处于生活条件恶劣、战斗任务繁重的艰苦环境之中。曾经有过为了与敌迂回，连续18天大行军和数九寒冬强渡冰河的经历。

　　然而，只要有固定工作做，能够有一份具体的责任，尤其是能重新战斗在一线部队，卢仁灿认为那就是自己最大的快乐。在他看来共产党人最难受的是没有工作，闲置着混日子。到艰苦的地区去工作，是一种新的考验，也有了新的战斗岗位，卢仁灿愉快的接受了。赴任途中，应三十八团的要求，卢仁灿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土地工作会议精神。在多年的革命经历中，卢仁灿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只要是工作需要，部队需要，他从来不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取舍，从来不会以个人利益为标准去认定份内份外。
　　卢仁灿就任于形势严峻之时，当时，岳西县城剩衙前被国民党军攻占，皖西一分区撤到太湖北部山里，与外界接触不畅，队伍失去了后方根据地的保障，缺衣少粮。刘伯承司令员也不得不自己动手染布做棉衣，分区领导同志和大家一起以稀饭充饥、以稻草御寒。天热了，棉袄掏拆去棉花当夹衣，破烂难以遮体的旧衣裤，几件拼凑成一件，缝起来接着穿；没有换洗衣服，就赶着出太阳的好天气在河滩里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洗了，然后人躲在岩下等着，啥时衣服晾干了，再赶紧套到身上。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指战员们自嘲是“白毛男”。而解放军面对的敌人，则都是桂系军队，抗战时期就在皖西，善于山地作战，且占据着城镇，交通方便，给养充裕。当地的穷苦百姓虽然从心里讲是拥护共产党的，对人民军队也有感情，但是由于解放军三进三出，国民党军几次反扑中，群众惨遭烧杀掳掠，与共产党有来往的更是遭殃。百姓们形成了担惊受怕的心理，常常不得不回避解放军，更不要说在物质上给予援助。
　　最为严重的情况是在当时分区的领导层里，对形势、对干部的看法存在着几近誓不两立的分歧，工作中的不同的看法也不可怕，怕的是争论不休，影响了工作，影响了团结，也影响了整个部队的士气。卢仁灿担任分区政委后，明确地向部队提出了要求：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复杂，大家要坚定信念，团结一致，绝不后退，绝不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只要坚持下来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并且达成了统一认识：不同的意见，以后有时间再解决。
　　在后来的日子里，分区经受过几次袭击，特别是1948年7月1日国民党军的七路袭击，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梁诚等同志不幸牺牲。卢仁灿带领突围的分区机关也险些与国民党军迎头遭遇。地委副书记兼分区副政委李唐，也是在二分区受袭中牺牲的。
　　1949年的春天来到了。在安徽六安，刘伯承司令员又一次亲自接见了皖西一分区政治委员卢仁灿。这一次，刘司令员肯定了卢仁灿的工作，赞许地对卢仁灿说：“你们坚持下来了，是很大的胜利。”卢仁灿当即回答：“功劳归于野战军首长的英明指挥。”说这话时，他想起了那些艰苦卓绝的日日夜夜，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刘司令员接着对卢仁灿说：原来打算让你回三兵团工作，现在部署改变，你跟我去接管南京。
　　领导的决定让毫无准备的卢仁灿感到很惊讶！他自认为是个土包子，这些年一直在穷山僻壤里跟敌人打交道，突然要被派到那样的大城市，自己能做什么呢?还是让我回野战部队做点事吧!——卢仁灿向领导提出了要求。刘司令员则半为调侃半认真地说：“当个街长还当不了?!”话既然说到这里，卢仁灿还能再提什么，只好应允。几十年戎马生涯，他的骨子里已经养成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禀性。
　　卢仁灿带着金陵支队跟随刘伯承司令员参加了南京城的接管，任第二区工委书记兼区长。当时，区里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进行社会调查，管理没有逃走的伪保长。卢仁灿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接管城市的工作，但是他从心里还是对战斗了多年的二野部队感情深，总还是向往回到老部队去过战斗生活。经过再三努力，他终于如愿以偿，返回二野，跟随战斗部队奔赴西南。
　　1949年10月，在组织西南服务团的时候，卢仁灿被任命为干部支队政委，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战斗岗位。
　　随后，部队进军到湖南益阳，以地区为单位调整西南服务团的编制组织，卢仁灿又被任命为川南支队政委。到达桃源时，支队再次调整，下辖泸州、内江、宜宾、乐山和直属大队。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按中央部署，四川省划为东西南北四个行政区，十军和十八军在自流井共同筹组川南行政区领导机关。原计划川南军区以十军为主，川南行署以十八军为主，但十八军奉命进藏的计划提前了，组建川南行政区的工作全部由十军承担，加重了十军的责任。

　　1950年初，十军移驻泸州，正式成立川南行政区。区党委书记李大章、彭涛、王维纲；行署主任改为郭影秋。十军改为川南军区，保留十军番号，司令员杜义德，政委李大章，王维纲（兼），副司令员范朝利，副参谋长赵晓舟，政治部主任许梦侠（兼），卢仁灿为副主任（五月，许免兼，卢接任）。其所辖二十八师兼宜宾军分区，二十九师兼内江军分区（1950年11月，二十九师入朝作战，归属十五军）三十师兼乐山军分区，四十八师兼泸州军分区，自贡市设警备区。当时地方干部奇缺，军队层层包干，干部兼职，大县由部队团一级兼管，小县由营一级兼管，依次安排，部队驻地也因此而分散，有时一个点也只有一个排甚至只有一个班驻守。
　　刚刚解放的西南地区，社情复杂，时局并不安定，流窜逃往到这里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和土匪恶霸众多，号称“西南九十万”。他们偷袭人民政府机关和当地驻军、破坏社会秩序、搅扰群众生活，散布反革命谣言，制造恐怖事件，与新中国作对，对人民民主政权进行顽固的负隅顽抗。致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该征的公粮也征不上来。
　　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稳定革命局势，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会议上提出层层包干，地委以上干部，除在机关主持工作的以外，都带一个工作队下去包干一个县。到会的各大单位领导人都做出了坚决完成任务的保证。据此，十军党委决定，派卢仁灿带领一个工作队，由一个武装班同行，到乐山地区去发动群众组织征粮、剿匪和巩固政权的工作。途经隆昌到内江路段，卢仁灿所带的工作队与土匪打了两场遭遇战。
　　卢仁灿到乐山县时，接受的任务是要组织征收公粮3700万斤。经过他们的努力，到了5月，因工作需要，卢仁灿被召回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时，任务已经完成了70％。在担任川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一年多时间里，部队的政治工作繁忙，一项接一项的议题，一个接一个的任务紧张而有序地进行。除去日常的工作之外，还组织了几项大的工作，比如选派代表参加全国英模大会，传达西南政治部组织工作会议等。
　　1951年2月，西南军区转达军委命令：令第十军出川，开赴华北准备入朝作战。六十二军的一八四师同时调归十军建制。
　　命令到达后，部队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十军与川南军区分建，杜义德为军长兼政委，卢仁灿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晓舟为参谋长。
　　当时军里只有卢仁灿和赵晓舟参谋长在家，军长及下属各师师长都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然而，分建任务时间紧，准备工作多而杂，千头万绪，涉及到方方面面。卢仁灿等在家主持工作的军领导决定，由军党委制定总的方案，具体工作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分建工作在川南区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紧张而有序，迅速而顺利。
　　1951年4月下旬，准备赴朝作战的部队先后出川，开赴华北集结、待命。奉命赴朝的十军军部5月4日到达河北定县，西南军区特拨出专款5亿元（旧币）给十军作机动费。十军党委当即决定：从即日起全军官兵每人每天增加三钱食油，以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决心在抗美援朝前线为祖国再立新功。6月，华北军区转达中央军委命令，十军接替二十兵团担负天津、唐山、秦皇岛、锦西的海防任务。在那个时期，卢仁灿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大海。海的气派、海的力量、海的辽阔和雄壮给了他深深的震撼，然而，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后半生将与大海息息相关。
　　同年12月，十军在昌黎召开军党代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指示。动员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投入运动。毛主席看到十军党委的报告后，批示全党全军仿效。运动开展后，卢仁灿等十军领导发现本军所属五五○团个别单位出现了逼供信的现象。十军党委立即责令其坚决纠正，并将情况如实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又一次见到了十军的报告，并且再一次做了阅后批示，不过这次主席不再把十军当成全党全军的标杆，而是毫不留情地批示：十军发生逼供信，不成其模范了。
　　1951年7月，杜义德赴朝就任三兵团副政委。周希汉任十军军长，卢仁灿任政委，刘华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晓舟任参谋长。
　　1952年4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十军进行整编。团以上党委都召开了党代表会议或党委扩大会议进行动员，军里成立了整编委员会，卢仁灿为委员会主任，主持整编工作。

随刘邓大军转战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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