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仁灿我为斯诺送战马 —

　　1934年9月，部队正做着长征前的准备。“我得了重感冒，高烧持续不退，又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浑身乏力，头重脚轻，不要说长途跋涉，就是下床走路都很吃力。”卢仁灿回忆说，“为了部队的行动方便，组织上考虑将身体太差或是有其他原因确实难以随队长征的同志留下就地安排，我就是其中一个。”
　　尽管在当时，19岁的卢仁灿并不知道部队即将进行的就是以后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他知道，留下来，就意味着与红军分离了。“那可不行，自从我穿上红军的军装，就没想过离开这支军队，就是爬，我也要跟着大部队走。”
　　那些留下来的人，在主力大军撤离后成了“死亡军团”。瞿秋白、刘伯坚、阮啸仙以及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等先后战死或被杀，躲进深山侥幸活下来的人直到三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才在项英、陈毅率领下走出野林，组成了新四军。
　　卢仁灿出生在福建永定县一个名叫田心村的贫苦家庭。尽管闽西北山区穷，可有着让孩子上学读书受教育的好传统。10岁时，卢仁灿在亲戚的资助下入学读书。
　　“这在当时，我算是个知识分子。”卢仁灿乐呵呵地说。也正是读过书的缘故吧，长征开始的时候，他终于挤在了长长的队伍中，编入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干部团是红军的“种子”，团长、政委分别为开国大将陈赓、上将宋任穷，长征经典之战巧渡金沙江就是干部团完成的。
　　“我参加过二占遵义，坚守娄山关和鲁班场战役，以及控制茅台渡口、四渡赤水等。”卢仁灿说，特别是在强渡大渡河的时候，他带领的一个班，是上级干部队渡河的第一船，在咆哮的河水的冲击下，渡船几次靠岸不成。“如果不是船老大及时把住岸边的岩石，众人迅速跳上岸礁，渡船就将被汹涌澎湃的浪涛吞噬，我和我的一船战友也就早已成为烈士，按照红军战士的戏言就是‘革命成功’了。”卢仁灿说，“我能活到今天，命是无数战友和老百姓给的。”
　　“毛主席还救过我一次命呢！”卢仁灿激动又有些得意。
　　故事发生在卢仁灿渡过大渡河之后的一天早上。时间是1935年5月。
　　“由于前一天夜里下了雨，早晨起来还有些冷。我带着上级干部队一个班，担任收容任务。走到一个山嘴子上停了下来，一方面想等大部队都走过去，好接应掉队的同志，另一方面也想等太阳出来，暖和暖和。”卢仁灿慢慢地回忆着。
　　大约过去了十几分钟，毛主席来了。“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怎么还不走！”毛主席没等走近，就大声招呼起来，亲切的声音里还有几分担心。
　　卢仁灿赶紧站出来说明了情况。“太阳快出来了，敌人的飞机很快就会过来，这里地势高，容易暴露，你们到那边去。”毛主席说着，用手指着前面的山凹。
　　卢仁灿集合好队伍，然后紧紧跟在毛主席的后面，向山凹走去。
　　“约摸走出三四百米的样子，突然，前头响起急促的号音，一架黑老鸦似的敌机拉着怪声冲了过来。”卢仁灿说，“说来也怪，往日敌机来后，总要示威般地转上几个圈，瞅准目标后才扫射投弹。可这次，敌机从我们前进的方向迎面冲来，没有转圈，轰隆隆一连就投下7个炸弹，其中一颗恰好在我们刚刚歇脚的那个山嘴爆炸了。
　　“如果不是毛主席，我能不能活着还是个未知数呢！”卢仁灿激动地说，“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歌曲就是《东方红》，因为里面有句‘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翻雪山，他背着全队送给红四方面军战友特殊的礼物；在班佑，李特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上，彭德怀破口大骂要毙李特
　　1935年6月，卢仁灿开始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时，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已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消息传来，大伙都非常兴奋，提出要在会师的时候为四方面军的战友们准备一些礼物。有的用羊毛纺线织毛衣，有的将缴获敌人的步枪擦了又擦，我们上级干部队则决定省吃俭用，把节省出来的伙食费集中，算作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见面礼。”卢仁灿说。
　　上山之前，卢仁灿丢掉了自己的不少个人用品，却比别人多背了一个米袋子。米袋子里装的就是那些“有着特殊意义的伙食尾子”。
　　没想到，快接近山顶的时候，卢仁灿发现斜挎在肩上的米袋子松了，十几块银元从破洞里滚了出来。“在山顶，气都快喘不过来了，如果弯下腰去捡，有可能一头栽倒再也站不起来，旁边的战友也在大声阻止我。”卢仁灿说，“让我保管是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不能丢掉一块。”于是，卢仁灿弯下身去，把落在雪地上的银元一块一块地捡起来，重新装进米袋子，又把米袋子重新结结实实地捆好背到身上，然后，大口喘着粗气，追赶部队。

　　会师时，卢仁灿把银元一个不落地交到了战友手里。
　　懋功会师后，干部团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大学，干部团编成红军大学的特科团。卢仁灿成为特科团司令部的一名参谋。“这是我在革命生涯中唯一一次担任军事干部。”卢仁灿说，“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
　　也正是这次军事干部的经历，使卢仁灿亲眼目睹了张国焘命令他的追随者在班佑企图武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事实。
　　“那天凌晨，我们特科团司令部参谋处的几个人，在熟睡中被紧急集合号惊醒。这是怎么回事？今晚没有紧急集合任务的训练课目啊！要是有，我们参
　　谋处应该提前知道的。我赶快起来收拾好行装，整理好文件，跑到二楼去向团首长请示。”卢仁灿说。
　　卢仁灿跑到楼上，看到刘少奇同志（当时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正在同团首长传达指示。团参谋长毕士弟看到卢仁灿，立即令他集合队伍马上出发。“当时，毕参谋长还交代我说，没有命令不要停止前进。”卢仁灿说。后来，卢仁灿才知道张国焘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企图胁迫党中央南下。毛泽东、周恩来等获悉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避免发生武装冲突，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大学连夜出发，继续北上。
　　“走了一段路，天刚破晓，这时，从后面赶来三个骑马的，直往前冲去，其中一个是干部，把一封信交给了李特。李特是红军大学参谋长，他看了信后，立刻发了疯似的大叫：‘四方面军的干部回来啊，张主席要我们南下，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右倾机会主义走，不要跟高鼻子
　　（指军事顾问李德）跑到苏联去！’已经上了路的干部当时不明真相，听信了李特的叫嚷，纷纷往回走。
　　“就在这个时候，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正好带着部队赶到了。听到李特歇斯底里的吼叫，彭德怀同志一下子就火了，大声斥责曾留学苏联的李特：苏联的面包给你吃，不如喂狗，老子毙了你……
　　“现场的气氛一下充满了火药味。这时，毛主席从路旁的房子里走出来，镇静自如对着大家高声地说：‘党中央决定的北进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方针，坚决北上，南下是十分不利的，是错误的，行不通的，你们一定要南下，就让他们去试一试，将来他们自然会回来的。’”
　　时至今日，卢仁灿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依旧记忆犹新。“我就站在离毛主席很近的地方，毛主席的话我是听得一清二楚。”
　　一年后，南下不断遭受挫折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回来了。“人家老外冒那么大的风险，千里迢迢来到苏区，我们总不能空着手去吧！”卢仁灿带队走了一天，将一匹黑马交到斯诺的手中，斯诺用中文连声说谢谢
　　这是一封用毛笔工整书写的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美国同志：我们全体听到你们来到苏维埃区域的消息非常高兴，热烈地希望你们能来我们驻地参观，可是因为时间关系不允许了，兹特派卢仁灿同志等前来欢迎，藉（此）表示我们热烈的情绪！我们现在处在经济落后的区域，找不到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你们，兹送上乘马二匹以作永久的纪念，这是不久以前在胜利的战斗中缴到马鸿宾部的……”
　　这封信写于1936年8月19日，由工农红军第四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黄克诚、政治部主任舒同暨全体指战员联署，是写给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和乔治·海德姆的。
　　送信人就是卢仁灿。时隔68年，他仍然很清晰地记得这件往事。那时，卢仁灿21岁，在师政治部抗日统一战线科当科长。
　　“1936年8月18日，接红军第一军团首长通知，说有两位美国朋友来红军部队访问。红军西方野战军指挥部、政治部在预旺堡（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召开大会欢迎他们。由于我在的红军第四师离得远，师首长决定由所属各机关、连队各选一名经过长征的干部或战士，组成代表队，由我带队代表全师指战员去欢迎美国朋友。
　　“人家老外冒那么大的风险，千里迢迢来到苏区，我们总不能空着手去吧！师里就决定精心地从阜城战斗中缴到马鸿宾部的200多匹战马中挑选出两匹胸宽体壮、能跑善走的黑色骏马，配上两副好鞍具。这在交通不便的西北高原，无疑是最理想、最能代表我们心意的礼物。

　　“我带队，牵着马走了一天，赶到了欢迎大会现场。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左权都出席了大会。许多当地人听说红军开大会欢迎洋人，都跑过来看，估计有一千多人，这在人烟稀少的地区是不容易的。大会前，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把我们20多人介绍给美国朋友，我亲手把信和马交给了他们，这时我才知道他们一个是记者，一个是医生。斯诺还用中国话连声说谢谢。“在欢迎仪式上，还举行了步兵、骑兵受阅表演，斯诺把精彩场面一一拍入他的相机和摄像机。表演结束后，他们跨上我们送来的两匹黑色战马在表演场地来回奔驰。”卢仁灿回忆说，“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外国人，在此以前我只见过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派来的顾问，德国人，叫李德。那个洋人，见面使人生畏，遇到时我总是远远躲开。这次感到很亲热。”
　　1936年，斯诺进入红色区域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高级将领进行采访，他所著的《西行漫记》向全世界客观介绍了红军和长征。斯诺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戴着八角帽的那张著名照片就是斯诺拍摄的。
　　但是，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并没有写这次欢迎会以及红四师向斯诺赠送战马的事。不过，在他1957年写的《红色中国杂记》里，有一篇1936年8月26日写的日记：“早晨，我与彭德怀、李富春等人一起吃过早饭，于七点半离开预旺堡，这以前，红一师赠送我一匹从马鸿宾部缴来的小黑马。乘着这匹良驹，我驰过平坦得好似桌面的原野……”后来，卢仁灿在一本由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编辑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眼中的中国》画册中，看到斯诺骑在马上的照片。“不错，斯诺骑的就是我亲手交给他的那匹战马。”卢仁灿说。不过，略让卢仁灿遗憾的是，斯诺在日记里将红四师误写成红一师。
　　斯诺逝世后，斯诺夫人将这封信的影印件赠给了当时我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同志，并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斯诺与中国”展览中展出。
　　革命一辈子，他负过好几次伤。最重的一次，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左锁骨，打断了锁骨神经，造成他的左臂终身残疾，不能活动。采访结束，在给我签名的时候，他用右手抓住左手抬起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右手握笔写下“我的长征卢仁灿”七个很漂亮的大字。

卢仁灿我为斯诺送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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