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春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谭政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兼留守兵团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他凭着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革命事业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率先垂范，敢于纠正错误倾向，对党和军队的政治建设及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从整领"三风"入手，敢于揭露和批判党内的错误倾向

　　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全军广泛展开以后，中央军委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实行统一领导，于1942年5月13日发出通知：《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联防军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谭政作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联防军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肩担三职，责任重大。作为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谭政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党中央、中央军委部署的整风运动在部队中深入地开展下去，真正取得成效，而摆在谭政面前的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其一，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内，党内错误路线的统治，给军队建设也造成了一些影响，在整风中，暴露出了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和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抗战以来，部队不断扩大，新的成份增多，在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中，部队出现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如有的领导干部闹独立性，还有的个别干部出现了贪污浪费、腐化变质等问题，其二，军队中某些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很贫乏，不能自觉地反对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吸收一切有利的东西，来丰富与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往往是固步自封，满足于狭隘的经验，或者生吞活剥、照搬照抄，使得政治工作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被抹煞等；其三，在官兵、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一些不良倾向，如留守兵团和中共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出现了一些不愉快和摩擦，少数干部对地方干部蛮横无理，个别领导之间的关系紧张，不团结，相互间产生了埋怨的情绪。军民关系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纠纷，如部队和老百姓为占荒山发生了争执。在运输盐的问题上，部队的吃、住运输工具等费用是公家出，老百姓的费用则是掏自己的腰包，因而造成与民争利的现象。在官兵关系上，某些指挥员有脱离战士打骂战士等严重现象。这些问题，对实现党内军内在思想、政治、行动上的统一，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是非常不利的，也严重制约了军队的发展。谭政分析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军队中的集中表现。因此，必须深挖学风党风、文风不正的根源，把这三风不正的问题揭露出来，才能彻底根除。

　　1942年10月，谭政亲自主持制定并下发了《总政治部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的指示》。指示开宗明义：军队中的三风主流是好的，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决不能因此自满自足，认为尽善尽美。"在整顿三风运动中，确实还存在着对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不求甚解、粗枝大叶、生硬搬运和不具体化的现象"。指示还对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谭政要求全军各级政治机关拿起批评与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认真的检查，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切实整顿部队，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各部队要密切联系实际，学好文件，找出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改正。强调"真正为达到整顿我军的目的而认真地去做，而不是把整风运动看做奉行公事不关痛痒的事！"谭政从政治工作、领导干部的角度，抓住了三风不正在军队建设中表现出的军阀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倾向，把问题客观、公正、真实地揭露出来，使整风运动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指导了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又明确了整风的方向，使整风运动具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效果。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在此期间还专门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军政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北局党政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高干209人。谭政经过深思熟虑，认真准备，在会上作了《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目前军队中的军阀主义现象："把党的军队看成为个人的势力；干部不关心部队，不关心下级和战士；干部之间数下瞒上，闹义气，争地位；军民关系恶劣；忽视、贬低和抹煞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和地位；贪污腐化严重。"（姜思毅：《的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第2卷，第346页）并具体分析了军阀主义倾向的危害和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对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谭政敢于坚持原则，同党内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他一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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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求真务实抓起，开创整风治军新路子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我边区军民实行封锁，边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毛泽东在回忆这段日子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边区军民在自救中，之间曾出现了一些摩擦。毛泽东多次指示留守兵团的有关领导，要尊重西北局的同志，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并指出："军政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查。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首先做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留守兵团的领导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同志对此己有了充分认识，各自都做了自我批评。谭政凭着对党的事业、对我军建设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作风，敏锐地预见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杜绝这类问题的萌生，必须建立一套制度，他对留守兵团政治部的领导同志说："目前军政军民关系，极不正常，如此下去那还了得，中央很重视，要求把正月作为拥政爱民月，我们留守兵团就该有举措。"1943年1月25日，在谭政的直接领导下，留守兵团以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名义联合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要求边区部队必须提高全军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认识，使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同日，留守兵团政治部还发布了《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令》，决定从2月5日至3月4日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2月1日，留守兵团率先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主要内容为："服从政府法令；保护政府，帮助政府，尊重政府；爱惜公共财物；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借物要送还，损失了要赔偿；积极参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帮助人民春耕秋收和冬藏；帮助人民进行清洁卫生运动；了解民情风俗，尊重民情风俗；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见。"这个公约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群众的欢迎。从此，拥政爱民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边区人民也积极响应，开展了"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队家属"的运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互为呼应，互为推动，消除了军政、军民之间的某些隔阂和误会，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第24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八路军留守兵团"拥政爱民"和陕甘宁边区"拥军优抗"的成功经验很快被推广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1943年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的社论，号召各抗日根据地部队学习和借鉴陕甘宁边区部队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做法。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并下发全党全军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推广这个经验。这样，从延安开始，由谭政倡导并取得经验的拥政爱民运动，逐步推广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并"形成规模化、经常化、制度化，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对于密切人民与军队的联系，加深军民感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各抗日根据地涌现出了许多爱民模范和拥军模范。谭政在整风中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这是通过整风开创出的一条治军新路子。为此，党中央对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十分满意。有一次，毛泽东接见留守兵团的干部们时说："我看，留守兵团的人马，就很值得学习！"其中包含了对谭政的工作的充分肯定。

　　为了配合全党全军的整风工作，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的一系列指示，无不凝聚着谭政对工作刻苦认真的态度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毛泽东对谭政所写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谭政，谈政也。"谭政则谦虚地说："如果说，我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起草文稿、撰写的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些指导作用的话，应该是有毛泽东等人的指导，有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自己只是动手执笔写出来而己。"

　　三、从理论建设高度，总结概括整风和建军的历史经验

　　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我党的根本路线，而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与全党全军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密切相联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始终把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作为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指示精神，谭政遵照毛泽东帅示，将《古田会议决议》当作教材，下发给连以上干部进行学习。由于历史条件变了，情况不同了，因此，就要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情况，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主要是为解决红四军出现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在军队内部肃清军阀主义。当前，不仅要继续克服军阀主义，还要解决官兵关系十分紧张、军政关系紧张、军民关系紧张这样一些矛盾。毛泽东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着眼于军队长远建设，全面总结我军建军10多来的经验教训，推进军队政治理论建设。为此，毛泽东召集联防军的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一起商讨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并委托谭政担负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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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政不仅善于做具体的领导工作，更注重开展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他以厚重的理论根底，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先是作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初稿，又经过毛泽东的反复修改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集思广益，于1944年4月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简称《谭政报告》）。这一报告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政治理论建设上又一个光辉的历史文献，是我军政治工作理论进入到成熟时期的标志，成为军队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基础。《报告》的内容丰富深刻，富有哲理。如报告在论述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时指出："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是："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在强调人们的思想与客观物质基础的关系时指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因此，"从人们思想的进步才能进到行动的进步"，"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就是群众情绪的进步过程"。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中领导干部的作用时指出："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在解决思想问题和工作方式、方法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到自我批评的目的"。

　　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通知全党全军，将此报告作为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党中央还在整训的指示中强调："军队政治工作除必须保证整训任务的完成外，根据古田会议和谭政报告作一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同上书，第249页）许多部队组织各类各级干部，联系部队实际，再次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报告，对部队政治工作现状进行检查，既肯定成绩，又严评了某些轻视或忽视政治工作和不愿做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政治工作状况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动员管理教育方面存在缺点错误，存在军阀主义作风的干部在连队民主大会上做检查，接受干部战士的批评，同时也启发有缺点错误的战士做自我检查，以克服部队中的不良倾向。有的部队还以团为单位召开干部反省大会，研究战士提出的意见，制定改进措施。民主大会后，在部队中普遍进行拥政爱民教育和开展尊干爱兵活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士兵爱护干部，使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增强，部队更加巩固。叶剑英元帅在1978年5月29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评价道：。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军经受住严酷战争的考验，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陕甘宁边区部队从1942年到1944年春的1年多时间中，展开了以反对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中心的、规模空前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使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谭政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1943年的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一一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由于有了这种进步，才获得了去年一年真正伟大的成绩，拥政爱民的成绩，生产运动的成绩，防止奸细的成绩与冬季整训的成绩。"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谭政所作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