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日子一样难。仅仅6岁的她，整天跟在跛脚的养父后面，背着箱子，走街串巷给人家剃头。她和养父、养母一起，租了地主的一亩地种谷子，但每年都是交了租子就所剩无几了，只能靠借债为生。小六金过早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负担。

　　一年除夕，家里破例买了点豆腐和一点肉，不料还没等下锅，就被逼债的人无情地拿走了。“有钱吃肉，没钱还债！”逼债的人怒吼着。一年到头惟一的一餐像样的年饭被拿走了。小六金和全家人一起围着空空的饭桌哭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连一次肉和豆腐都吃不上，为什么命运的恶作剧总是落在穷人头上？！从此，小小年纪的邓六金在心底里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来到了闽西。邓六金的家乡也来了很多红军，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穷人打天下的，她的心沸腾起来了。于是毅然剪去辫子，和小伙子们一起站岗放哨，打土豪，捉劣绅，并当起妇女代表，发动妇女起来革命。后来，她和两个姐姐凤金、来金都参加了红军，被称为闽西的“三风”。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赞扬她们姐妹仨是“土窝窝里飞出了三只金凤凰”。

　　1931年春的一天晚上，乡苏维埃主席把邓六金叫到山上的小树林，挂上入党誓词的红布，杀了一只鸡，将鸡血倒进碗里，喝鸡血向党宣誓。从此，邓六金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共产主义。邓六金先后担任过区委青年干事、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妇女部长、福建省委妇女部长。1934年初，邓六金调到瑞金的中央党校学习。不到半年，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员，派回福建扩大红军，支援前线。邓六金回到福建后，深入基层，开会动员，走门串户，发动群众。结果不到半个月，她就提前超额完成了“扩红”100名的任务，胜利回到瑞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邓六金作为30位女红军之一踏上了征程，最初编在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团，后来整编为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邓六金曾回忆说，当时中央对女同志参加长征的名单审查很严格，除了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刘英等在中央部门的，从地方和基层选定的年轻女同志只有她和谢飞、钟月林、危秀英、王泉嫒、刘彩香等10多人。她说，长征出发时，四姐凤金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病，还赶到瑞金在路边送行，两人抱头痛哭留下了热泪。邓六金和危秀英、王泉嫒等人是“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时还要参加筹粮、筹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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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征中，“政治战士”和抬担架的民工同行。因为民工是临时请来的，体力不一，所以行进速度不一样。邓六金跟着担架走，要前后照应。她跟着前面一副担架，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面的，前面又无人照管。休息时，民工可以打盹，她却不能眨眼。民工走不动了，她就唱支山歌或讲个故事，给民工鼓劲。民工吃不饱饭，她就把自己背的粮食给民工吃。民工抬不动了，她就上去抬担架。她的身材娇小，重量都落在自己身上，山路很陡，她有时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她咬着牙把伤员抬到营地，自己却一口喷出血来。周恩来副主席曾这样赞叹她们这几位女红军“巾帼铁流”。

　　红军白天行军，经常会遭到敌机轰炸。一次敌机突袭，炸弹落到了部队休息的树林边，贺子珍被气浪冲起跌落，身上中了17块弹片。邓六金冲上前去，用担架抬起她疾走。毛泽东闻讯赶来探视，落下了眼泪，说出贺子珍也怀孕了。邓六金对毛泽东说：“主席，贺大姐身上两条命，我们要抬着她走出草地。”后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保安，邓六金惦记着前去看望贺子珍，毛泽东笑着对邓六金说：“你真是抬出了两条命，子珍又生一个蛋蛋（指李敏）了。”

　　还有一次，董必武给李坚真、危秀英、邓六金等布置照顾伤员的任务。突然，一架敌机飞过来，扔下一颗炸弹。炸弹掀起的泥土盖住了董必武的头，埋住了危秀英、邓六金的脚，溅了李坚真一身。幸亏这个炸弹是个“哑巴”，没有爆炸。众人忙着去帮危秀英、邓六金从泥土里把脚拖出来。邓六金看到几个伤员在路边呻吟，便果断地扔掉自己的背包，背起一个伤员走上了赤水河的浮桥。浮桥摇摇晃晃，只好爬行。过了浮桥，又抬起担架，爬上了一座大山。邓六金的腿和手都磨烂了，累得吐血，仍然坚持着。

　　1935年5月下旬，干部休养连来到了泸定桥西头。看到泸定桥上几根摇来晃去的铁索，叫人胆战心惊。人要过去尚且困难，休养连的许多药箱怎么运过去，成了一大难题。邓六金她们只得把药箱绑在肩上，过桥时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将药箱一箱一箱地背了过去。

　　在长期的艰苦行军中，邓六金和危秀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云贵高原时，身体很棒的邓六金也病倒了，拉痢疾，发高烧，腹部疼痛，走不动路，而疯狂的敌人正在对红军前堵后追，掉队十分危险。这时，危秀英主动向连长要求留下来护理她，跟在队伍后面走，帮她背东西，找水喝，还特地削了一根棍子当手杖，让她拄着走。晚上宿营了，危秀英打开随身带的半条毛毯，紧挨邓六金睡在一起。邓六金对战友的照顾十分感动。当她看到身材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满头大汗时，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坚定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步履艰难，在蜿蜒的山路上蹒跚地走着。在饥饿、疾病、疲惫的袭击下，她们经过4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赶上了部队。邓六金说：“是秀英救了我。”队友们热情地欢迎她们，并表扬了她们这种互相帮助、战胜困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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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邓六金是不会讲述自己在长征途中受到过的苦难的。她说：“那时的红军战士，对党、对红军有着很深的感情，其实也说不出更多道理，但坚信跟着红旗走就一定会胜利。那时，红军女战士从事的多是卫生队和宣传队的工作。每个人不是都有武器，但她们都有一顶镶着红色五星的灰色军帽。她们或把军帽放在怀中，或把军帽放在背包中，但在心中永远跟着红旗走，跟着队伍走。”“女战士受的苦要比男战士还要多，为了保证长征的胜利，许多女战士把自己的孩子都交给老百姓去照顾；许多女战士为了不给战友带来麻烦，克服自己生理上的变化，带病行军，到达延安时，几乎全体女战士都患有严重的妇女病，有的甚至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在所有的讲话中，邓六金从不讲自己受到的苦难，讲的都是支持红军的老百姓，讲的都是战友，讲的都是军团首长的故事。长征路上，女同志要经受生理上的特殊考验。有时，月经来了，只能用树叶细草绑着，艰难行军。长头发爬满了虱子，邓六金和姐妹们干脆剪成光头，成天戴着军帽。许多女同志都落下了妇女病。

　　生理上的折磨是可以用毅力克服的，还有政治上的突如其来的灾难。北上过草地前，四方面军的一个家属团受张国焘的影响不愿走，组织上派邓六金和刘彩香去做动员工作，苦口婆心动员不成，邓六金和刘彩香只好自己追赶一方面军走了，哪知回来后休养连支部宣布要开除她们两人的党籍。李富春挡住了说：“一个女同志在长征路上吃了那么多苦，怎么能随便开除！”以后，毛泽东听说此事，对邓六金说：“你劝她们不动，自己回来是对的。再说，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政治上没有动摇的同志，不管历史上受到什么处分，都应入党或恢复党籍。”

　　长征，这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壮举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谱写这首史诗的不仅有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还有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中央红军30名女战士经受了这场洗礼。邓六金和29名红军姐妹们一样，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无数的自然障碍之下，走了12个多月，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全程，从江西来到了陕北。她们克服了比男同志更多的困难，创造了人间的奇迹。

　　（三）延伸的深厚母爱她的孩子最多，她把生命历程中几乎全部的心血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穷毕生精力，疼孩子、爱孩子，孩子们尊她为“邓妈妈”；她的孙子也最多，她以慈祥和宽爱之心倾力于儿童福利事业，为老区扶贫，为希望工程东奔西走，筹集资金，孩子们都尊称她为“邓奶奶”。然而，精心照顾他人孩子的邓六金惟独没有尽心照料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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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农历7月，曾山和邓六金的第一个孩子庆红出生在安徽省泾县丁家山，故小名叫丁儿。曾庆红出生不久，皖南的形势渐渐紧张起来。虽然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顽固派已开始蓄意破坏统一战线，曾山夫妇遂决定将他送回吉安老家。曾庆红在老家期间，祖母对他像命根子一样，万分爱护；伯母和婶婶像对自己的孩子似的，百般关照。曾庆红6岁那年，反动派抓走祖母，他和家人失散了，独自逃出家门，在村外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躲了起来，弄得家人四处寻找，两天后才被婶婶发现，背了回来。他在亲人的呵护下度过了虽艰难困苦但充满关爱的童年。1949年共和国成立，父母把曾庆红接到上海，送进邓六金创办的华东保育院。曾庆红在家乡的10年虽不乏艰辛，但这个充满关爱的家庭对他影响至深。

　　1940年，邓六金随曾山从上海来到苏北，身边带着第二个孩子庆淮。当时，曾庆红寄养在吉安老家。庆淮小名“阿瘤”，出生才几个月。一年前在皖南时，邓六金腹疼不止，当地医生诊断说腹部长了瘤子，建议她到上海治疗。但到上海后，医生告诉邓六金是怀了孩子，而不是瘤子。所以孩子一落生，也同时得了个小名。

　　“阿瘤”几个月时患了抽风病，邓六金把他寄放在老百姓家里。一天，陈毅在党校找到邓六金，生气地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只顾自己学习，孩子病得那个样子，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孩子不带好，学习出来当皇帝呀！”陈毅找曾山做工作，曾山只管摇头。

　　每当看到孩子发着高烧，抽颤不止，邓六金的心都快要碎了。她何尝不想把孩子接到身边呢，可是她离不开党校。“快把孩子接回来把病治好，否则我不准你在党校学习了！”就这样，陈毅下令把邓六金从党校“赶”了出来。可是，“阿瘤”的病一有好转，邓六金又把他托给了老百姓，她自己打起背包来到谭震林所在的淮南区党委报到。“你来干什么？”谭震林劈头就问。“干工作呀。”邓六金有些不解。“孩子呢？”“在老百姓家。”谭震林拿她没办法，便摇头走了。

　　这时候的邓六金，心里只装着“工作”二字。当初结婚时，她就担心会因生孩子而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她到达皖南不久，就怀上了头一个孩子庆红，后来她把庆红送回了老家锦源村抚养。邓六金一直想把生孩子耽误的时间争分夺秒地补回来。

　　谁会想到，在特殊的环境里，战士们经常紧急集合、野营，而初孕反应强烈的邓六金总是一声不响地跟在部队之中。有时强行军下来，浑身虚汗，疼得真想大哭一场。邓六金是一位刚强好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里男人艰苦，女人更艰苦。而作为一个母亲，只能在革命工作和培养后代中选择一个。而她以革命为重，这是何等崇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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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六金与曾山一生恩爱，育有四男一女。念及小时候的孩子，邓六金心里不安，觉得孩子在非常岁月受苦太多。但是，苦难的遭遇也使孩子们得到了锻炼，帮助他们茁壮成长。这是邓六金所欣慰的。

　　爱孩子，但邓六金从不溺爱孩子和娇惯孩子。她对孩子要求严格，又关怀细微，让孩子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培养他们的集体观念与组织纪律性，并经常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在邓六金夫妇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教育，保持着革命的家教家风。

　　年春，设在山东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调集军队、抽调地方干部组成干部纵队，准备南下作战，开辟新解放区，建立革命政权，解放全中国。但是，南下部队的孩子，南下地方干部的孩子和一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孩子怎么办？大军南下作战，怎么能带孩子呢？面对这个问题，组织上十分重视，决定筹办一个保育院，以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于是，华东局领导找到邓六金等人谈话：党交给你们一项光荣的任务——筹办一个保育院，安置南下干部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安稳的家，使他们的父母轻装出发，安心南下战斗。邓六金很心疼孩子，热爱孩子，对战争年代一些女同志出于无奈丢掉孩子有切肤之痛。从此，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革命后代。

　　开始一段时间，保育院的孩子生活很苦，天天都是吃白薯，许多孩子营养跟不上而体弱多病。于是，邓六金到处找人化缘，全力解决营养问题。有一次，她为了拯救一个年幼女孩的性命，连夜骑马跑了100多里路，到济南教会医院购买青霉素等药品，才使这个患麻疹的孩子转危为安。前方，将士们奋勇作战。后方，邓六金带着他们的后代辗转搬迁。两头大奶牛始终跟着她们：一起赶路，一起乘火车，一起搭木船……邓六金回忆说：我当时就担心，孩子们喝不上牛奶。

　　1948年济南火车站，130多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被阿姨们从马驮着的箩筐里抱出来，放在地上。孩子们睁大眼睛注视着陌生的一切，他们不哭也不闹。邓六金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指挥着这支“特别部队”，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过天桥，登上了一列由济南开往上海的火车。济南远去了，手里拿着山东煎饼，嘴里嚼着阿姨自制的牛肉干的孩子们，挥舞着小手和山东再见。经过几天的行程，火车终于到达了上海。此时，上海已经解放，保育院正式迁往上海。130多个孩子，大多（有的父母已牺牲）健康、活泼地回到了他们的父母身边。

　　当年的孩子们现在多已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且不乏国家栋梁之材。他们包括，陈毅元帅长子现为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的陈昊苏、粟裕大将之子现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粟戎生、谭震林之子现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谭冬生及刘瑞龙之女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刘延东等。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高干子弟依然称邓六金为“妈妈”。逢年过年，他们常会去看望白发苍苍的邓妈妈，感激邓妈妈对他们的培育之恩。此刻，邓六金手里拿着当年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陷入了沉思，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拨响了她追忆往事的琴弦……年，邓六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依然从事幼儿工作，为“大家”带孩子。她担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分工管三个幼儿园的工作，为培育祖国的下一代而忙个不停。听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幼儿园的伙食不太好，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她亲自跑上跑下，直到最后调来了新厨师为止。

　　1953年离休以后，邓六金依然在全国妇联为儿童福利事业尽心尽力。她是全国妇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基金会理事，以80高龄东奔西走，为基金会筹集基金40多万元人民币。

　　人老了，都喜欢找点事做。要不，难受。一些离休的老干部们，有的上老年大学，有的养花养鱼，各得其乐。而邓六金却不喜欢这些，她有自己特有的爱好，没事就往幼儿园跑。“我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我。开始时，孩子们叫我阿姨，以后叫我邓奶奶，再以后，叫我邓老奶奶。孩子们怎么叫都好听，把我的心都叫年轻了。”邓六金曾这样说。在孩子中，在孩子“奶奶好”的欢快声中，她找回了人生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