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我党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1935年2月24日，他和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全国二苏大中央执委常委周月林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项英之妻张亮等在长汀被钟绍葵保安十四团捕获后，因真实身份还未暴露，被当作普通“共匪”押解到上杭保安团驻地关押。在上杭2个多月，他们受尽折磨困苦，但为保守党和红军秘密、为坚守自己名节，与敌人周旋和斗争的努力，将永远留在上杭人民的记忆里。

　　图为1935年2月27日钟绍葵部将瞿秋白3人送国民党上杭县政府关押的押签。

　　1935年2月24日，根据组织安排，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随部分红军武装人员从江西向上杭、永定等游击区突围。瞿秋白原被安排通过这次突围后，秘密转移到上海，治病并做地下工作。但在突围中，他们被敌重兵打散，除邓子恢得脱外，何叔衡牺牲，瞿秋白和周月林、张亮等被捕。

　　图为1935年4月26日钟绍葵部从国民党上杭县政府监狱将瞿秋白提去审问的提单。

　　第二天，在长汀水口敌营部，敌人对瞿秋白、周月林和张亮3人进行审问时，瞿秋白根据头天晚上3人商量好的口径，声称自己名为林琪祥，是被红军抓去的医生；周月林则声称自己名为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张亮则声称自己名为周莲玉，是香菇客老板娘。他们希望通过隐瞒自己真实身份，得到从轻发落，还有机会重新为党工作。

　　2月27日，钟绍葵部将瞿秋白等人押解至上杭县监狱。此后，钟绍葵等在上杭县城驻地，对瞿秋白等多次提审（现上杭县档案馆仍保存部分保安团提审瞿秋白等的提单和押签）。据时任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瞿秋白等“在保安团时不但戴镣铐，还受过刑罚”，即保安团对瞿秋白等进行了刑讯逼供，但瞿秋白等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一直按在长汀时3人统一的口径供称自己的身份。

　　在得不到任何新口供的情况下，钟部曾准备给他们就地保释。其中周月林很快被保安十四团二营长李玉的伯母保出去，准备做其即将临盆的媳妇的“月嫂”。而张亮，没多久也被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林老板花钱保释在家。因这家老板无嗣，得知张亮有孕在身，便与张亮约定，将她保释出去生下孩子后，孩子归他所有。张亮为保全项英血脉，更为了脱离虎口，咬牙答应。周月林知道张亮也出狱后，就赶紧去找张亮，对她说：“我们出来了，但瞿秋白还没出来，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走掉，否则要惊动敌人。”她还要张亮请林老板出面，请其他商人铺保瞿秋白；自己也准备请李玉伯母在内部活动，争取开释瞿秋白。

　　此时还在狱中的瞿秋白，分析敌人对周月林、张亮的处置，认为设计的假口供并无破绽，于是，便写了一份“笔供”，陈述自己是北京大学医学系毕业，如能开脱释放，当文书胜任，“担任医学上士也绝不至于尸位”。敌营长李玉看了“笔供”后，表态说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甚至建议林琪祥可以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觅找铺保。于是瞿秋白便以林琪祥署名写了两封信，通过周建人分别转给鲁迅、杨之华，说他在福建上杭被捕，如果有殷实的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可以获得释放。杨之华接信后，当即做了两条裤子，连同鲁迅赠送的50元钱，一起从邮局寄出。鲁迅还设法开了一个印刷所作为铺保，以营救瞿秋白。4月15日，瞿秋白再次“呈文”，要求开释出狱，或遣回江苏原籍，或留在上杭当教员、文书，绝不私遁，如有嫌疑，可随传随到。

　　正当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军区政委万永诚在武平境内大山中遇敌牺牲，其妻何氏在长汀与武平、会昌交界的龙山下被俘。被俘后，她泄露了瞿秋白等在濯田被俘的消息。敌人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层层盘点，查找瞿秋白下落，很快便把怀疑对象集中到被关押在上杭的林琪祥身上。4月25日，瞿秋白被从上杭复押送至长汀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

　　据宋希濂回忆，瞿秋白到长汀后，开始一段时间仍坚持说自己是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最后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叫来被俘投敌的叛徒指认，瞿秋白见无法瞒过，便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

　　此后，除宋希濂多次出面外，蒋介石还亲自从南京派来各路要员软硬兼施劝降瞿秋白，并用各种办法想从瞿秋白口里套出我党和红军的一些秘密，但均遭拒绝。1个多月后，见劝降无效，蒋介石亲自下令将瞿秋白杀害。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瞿秋白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和《红军歌》，从容就义。

　　瞿秋白被重新押回长汀后几天，5月7日，张亮、周月林也在上杭复被收监。收监后，保安团又对她们多次审讯，还叫来叛徒辨认。但她们仍按原来的口供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这名叛徒也因只识得周月林是“中央的人”，而不知道其具体身份而无可奈何。几天后，周月林、张亮被保安团解往龙岩，交“上峰深究”。在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部，敌人继续对周月林2人进行审讯，并叫来2个曾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干部的叛徒指认，把周月林的身份、职务和经历和盘托出。在身份已无法隐瞒的情况下，周月林坚定守住最后的底线，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都守口如瓶，没有吐露任何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及其活动的情况，也没有吐露瞿秋白和她们经福建、广东去香港、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行动计划，更没有吐露由闽西经广东、通过香港、上海的我党地下交通线的秘密。这条交通线在他们被俘后很长时间都没有遭到破坏，说明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他们3人身份暴露后都保守住了这一机密。最后，1935年9月，第二绥靖区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处周月林、张亮10年徒刑。1937年国共合作后，在周月林丈夫梁柏台老乡加同学、时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某科科长陈士明的保释下，提前获释。

　　瞿秋白等被捕转到上杭县城关押的消息传到在永定芹菜洋坚持游击战争的张鼎丞那里后，张鼎丞等也曾展开积极的营救工作。据陈茂辉回忆，1935年4月的一天，张鼎丞把刘永生和陈茂辉叫了去，面带忧虑地说：“现在得到可靠的消息，瞿秋白同志已被敌人抓去，关押在上杭城内。他那样重要的人物，敌人很可能要将他押解到南京去。一到南京，必定凶多吉少。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他搭救出来。”当下他们分析，敌人押解瞿秋白的路线，不外陆路、水路两条。但走陆路的可能性很小，因走陆路极易遭到红军游击队劫救；而走水路就认为可以把瞿秋白和士兵隐藏在船篷内，伪装成民船，通过汀江水道，顺流直下汕头，然后再用海轮将瞿秋白转去南京。因此，张鼎丞他们商定，派一支游击队，在汀江南蛇渡一段江面较窄、群众基础好、离游击队根据地近、便于游击队隐蔽和活动的水路扼守，相机把瞿秋白救出来。刘永生主动请缨，要求由他率队担负这一任务。张鼎丞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命陈茂辉担任这支游击队的政委。

　　可是一两个月过去，游击队并未发现一只国民党的木船从那段水路经过。原来，国民党军采取了避实就虚办法，秘密把瞿秋白押上从上杭逆水去长汀的船队，日夜兼程送去了长汀，未能从游击队预判的汀江下游水道经过，使游击队营救计划落空，留下了深深的痛惜和遗憾。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这是瞿秋白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卜算子·咏梅》最后一句，高度表达了作者要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共产主义者“香”的风骨和气节保持到永远的信念和决心。他和周月林等关押上杭前后的斗争经历证明，他们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