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是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一直任职到196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最高检检察长。张鼎丞始终把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计较自己的个人得失尤其是职务大小，甘当人民的勤务员，堪称检察战线干部的楷模。

    张鼎丞的三次让贤

    1949年10月1日，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11月1日正式办公。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改“人民检察署”为“人民检察院”，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下“一府两院”的国家体制，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确立了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人民检察制度翻开了新的篇章。

    为了适应宪法颁布以后的工作需要，党中央决定调张鼎丞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当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把中央的决定通知张鼎丞以后，他向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提出：自己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恐怕难以担此重任，是否请更合适的同志来当？刘少奇对张鼎丞说，党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要调有威望有经验的同志加强检察机关的工作，有党的信任和支持，你就能够担当起来，就能够把工作做好。此后，刘少奇总是亲切关怀，直接指导和支持检察工作。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张鼎丞被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成为共和国第一个由人民代表选出的检察长。张鼎丞还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连选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直到1968年检察机关被错误撤销。

    在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张鼎丞曾多次让贤。第一次让贤是在1945年，党中央决定在江苏、安徽建立华中军区，拟任命张鼎丞为司令员。但张鼎丞认为粟裕更能指挥打仗，建议由粟裕任司令员，自己担任副手。粟裕也致电中央，力呈张鼎丞为正他为副的理由。张、粟二人这种互谦互让，以大局为重，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地位的生动事迹，一时被传为佳话。在著名的苏中战役期间，张鼎丞统管军区一切事务，参与运筹谋划，而粟裕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一前一后，密切配合，取得了“七战七捷”的喜人战绩。第二次让贤是在1954年，党中央明确由张鼎丞主持中组部工作。但张鼎丞提出自己刚刚从地方来到中央工作，对许多干部还不熟悉，主动请求党中央另外安排部长，他自己只做具体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派邓小平兼任中组部长，张鼎丞甘做助手。第三次让贤是在1964年，张鼎丞担任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了培养年轻同志，他又主动要求让位。1975年1月，张鼎丞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0年8月，他积极响应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请求辞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

    在张鼎丞的领导下，开创了检察工作史上的“黄金时代”

    上任后，张鼎丞首先抓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建设。经过中央批准，以梁国斌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协助张鼎丞主管日常工作；谭政文、李士英、黄火星任副检察长。调集德才兼备的干部调整充实了司局长队伍，强化了领导骨干。此外，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大力支持下，还慎选和配备了一批资历老、能力强、威望高、作风好的优秀领导干部担任了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这些人大都属于“老红军干部”，有些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接见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代表时，彭真向毛泽东介绍：“检察院的领导都是老家伙。”

    1954年春季，一声巨响，天津市近代化工厂南厂变为一片瓦砾，炸死6人，伤5人。事件发生后，天津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结果认为，近代化工厂厂长王光英应承担这次事故的责任。王光英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亲弟弟，也是天津市工商联的副主任。对王光英该不该动法，天津市总工会和市检察院发生了严重分歧。由于意见分歧，天津市总工会把问题反映到了全国总工会，并且他们的意见得到全国总工会一些人的支持。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全超也找到张鼎丞。张鼎丞听了汇报后，没有表态支持哪一方，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厅副厅长赵文隆叫来，交代他到天津市查办此案：“你这次去要实事求是，我们查办的每个案件都要经得起历史考验，千万不可先入为主。”赵文隆和最高检的另外一位检察员赶赴天津，同行的还有全国总工会的一位局级干部和一位代表全总的部长。到天津调查后，赵文隆连夜把情况向张鼎丞作了汇报，说不论从事实上还是政策上讲都不能法办王光英。他的理由是：一、该厂已经公私合营，公方代表叫×××，出了问题就把责任都推在私营代表身上，这是不公平的；二、王光英平时在市工商联合会工作，他只是偶尔到工厂里看一看，该厂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金××。张鼎丞听后，果断地说：“你说的情况很重要，我完全同意，就这样办吧！”张鼎丞又补充说：“你们要和工会搞好关系，但原则性问题不可迁就。”随后，赵文隆立即向最高检党组写了事情的经过和处理意见报告。几天后，张鼎丞把赵文隆和一同去天津的全总部长等3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张鼎丞问赵文隆案件情况。赵文隆说全部查清了。张鼎丞又问和他一起到天津的工会的那位部长：“赵文隆说的是否属实？”那位部长说：“案情基本属实。”张鼎丞又问：“那么工会的到底有哪点不服呢？”“我们也没什么大意见，只是觉得王光英是这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应对他动法。”赵文隆当即反驳说：“该厂公私合营之后以公方为主，公方代表主持工作，公方代表不负法律责任，反而先要对搞公私合营的王光英动法，这样做对吗？”最后，张鼎丞表态说：“工会不能再搞工团主义嘛，工会的同志应该清楚的。此案我除了报中央政治局外，还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久，张鼎丞这个意见得到党中央的赞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了对王光英不动法的批复。

    1956年，对于镇反肃反，党内和党外多有议论。毛泽东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中央决定开展镇反工作的大检查，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同年7月和11月，中央先后两次发出检查镇反工作的指示，并于7月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即第一次“三长会议”）。会议由张鼎丞主持，周恩来作报告。会议决定发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参加检查镇反工作，并确定检查的重点是检查冤案和错案、检查积案、检查监狱和劳改队、检查执行法律的情况（“四大检查”）。会后，中央政法各部门组织联合检查组，由张鼎丞任检查组组长，组成七个检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进行检查。各省、市、自治区也都成立了检查组，普遍开展了检查工作。1957年7月，张鼎丞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作了一年系统检查的工作报告，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对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提高干部水平、教育群众、加强法制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到1957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的工作机构，包括基层检察机构在内，总共2691个机构，已经全部建立起来；检察干部的数量已由宪法公布前不到7000人发展到4.6万多人，干部的政治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也大大提高。最高检机关干部也有300多人。全国检察干部达到了“文革”前的最高数。各项检察业务也都建设起来了，开创了检察工作史上的“最盛时期”，或曰“黄金时代”。

    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

    1958年秋，张鼎丞到福建视察工作，顺便回到故乡闽西看看。从福州乘车到闽西，沿途稻田一派丰收景象，可在田间收割的却只有老人和孩子。经了解得知，年轻人都到龙岩“大炼钢铁”去了。到龙岩后，张鼎丞顾不上休息，就到田间去察看。黄澄澄的稻谷因过熟未及时收割而大片倒伏，不少谷粒已在田里长芽。回到住处，张鼎丞对工作人员说：“明天我们一起割稻子去。”这样一来，惊动了闽西地、县领导，他们也都跟着下田了。中间休息时，张鼎丞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干部群众说：“明年你们还吃不吃饭啊?这么好的稻谷被糟蹋掉，怎么对得住群众呢?”当干部们说是因大炼钢铁指标压力大，挤占了时间和劳力时，张鼎丞就急切地打电话给省委负责人，要求在龙岩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会上，张鼎丞实事求是地直言陈述：“秋收是事关人民生活的大事，炼钢铁可以推迟几天，稻子熟了不能不割。”他建议各地先突击完成秋收。省委领导采纳了张鼎丞的意见。

    1961年初，中央调查组总结河南信阳事件后认为：人民公社农业减产、饥荒是地主封建势力破坏的结果，其原因是各地民主革命不彻底。因此，开展整风整社应是首要任务。对这一意见，张鼎丞一边执行，同时也在思考。他翻开家乡父老的一封封来信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去闽西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吃尽了苦头，现在连饭都吃不饱，我心里着急呀!”他决定回闽西亲自看看。张鼎丞带着工作组回到闽西。他既听干部汇报，也听群众诉说。通过调查座谈，听取群众反映和深入分析，张鼎丞认为，闽西出现困难局面的原因，并非民主革命不彻底，其主要原因是各级干部贯彻一系列错误指示，是“五风三害”造成的。对此，他一面会同省、地领导，急速从外地调运粮食先救急，安排好困难群众的生活，敦促医疗机构及时给群众治病，发动群众上山寻找代食品，先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召集各级领导谈话，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张鼎丞直抒己见：当务之急是领导主动承担责任，认真总结教训，放下思想包袱，坚决纠正“五风”，迅速贯彻中央《农村工作六十条》，有效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面对大跃进中大刮“共产风”造成的困难局面，张鼎丞还曾说过“‘共产风’是破坏生产力的”，这充分表现了张鼎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张鼎丞还亲自主持审查并平反了部分干部群众因讲真话而被捕关押的案件，让广大干部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知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可贵品质。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鼎丞尽管身居高位，但他仍然像战争年代那样，总是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标准来要求自己，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他总是说，党和国家给自己的太多了。他还常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工作上一定要追求高标准。有一年冬天，张鼎丞从家乡回京，把亲属和工作人员召集起来，感慨万千地对他们说：“我们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8元，一年只分到食用油0.5公斤左右。在我们国家，这样的贫困地方还有不少，想起来心痛啊！”张鼎丞几乎没有一件好衣服，唯一一件好衣服是他接待外宾时穿的藏青色呢大衣，平时根本舍不得穿。他办公用的桌子、椅子、沙发等家具，几十年从未换过。在物质生活方面，张鼎丞对自己、对家人非常“苛刻”，而对其他同志却很重革命情谊，从不吝惜钱财。同志们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帮助。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他们有病时，张鼎丞总要写信去问候，对经济上有困难的还给予接济。20世纪60年代，张鼎丞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家里遭了灾，生活困难。张鼎丞立刻寄200元给这位同志。家里的老保姆患肿瘤要开刀，没钱付住院费，他又资助几百元钱。当这位远在上海、无儿无女的老保姆年迈体衰不能工作时，他每月给她寄生活费。闽西经常有人来找，张鼎丞总是热情帮助，买好回程车票，甚至给些路费。张鼎丞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说：“一个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而绝不可为少数人服务，更不可为自己服务。”

    艰苦朴素是张鼎丞给家人立下的家规。他经常教育子女：“你们生长在高干家庭，没有理由可以比别人特殊。要说特殊，那就是在政治思想上的要求应当更严，在各方面都要起模范作用，如果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肯定是没有出息的。只有靠自己勤奋学习和工作，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他告诫儿女们：“将来你们别想得到我一分钱的财产，你们能继承的只有我干了一辈子的革命事业！”女儿张延忠与王若飞的儿子王兴结婚后，夫妇俩都在江西工作。张延忠的婆婆李培之“文革”期间被关进监狱多年，出狱后住在北京，身体非常虚弱。张延忠和王兴商量，准备向组织上申请调回北京工作。张鼎丞不同意：“好儿女要志在四方。为了照顾妈妈，怎么连工作都不顾呢？你们的妈妈，党和组织上会照顾的。再说，现在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也有家中困难的，如果都要求调回北京，能办得到吗？”在张鼎丞的教育下，子女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工作。大女儿张招娣是张鼎丞的前妻赖月华所生。赖月华为革命牺牲后，张招娣由革命群众抚养，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他身边。为照顾养母，张招娣后来回到福建，在省机械科学研究院机关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干到退休，别人都不知道她是张鼎丞的女儿。张鼎丞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远洋运输公司工作，长年累月漂泊在浩瀚的大海上。张鼎丞病重时，有个儿子赶回来看他。他清醒过来后，大为生气，叫儿子立即回去。他说：“你不是医生，有病医生会替我看，组织上会照顾我，你们去好好工作我就高兴！”

    1981年12月，张鼎丞病危。女儿张延忠、张路宁遵照他的遗愿，给党中央写信，表达了父亲丧事免去遗体告别和追悼会仪式从简办理的意见。1981年12月16日，张鼎丞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