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纪念馆(中红网红色图库)

　　80年前，在江西省南部的宁都县爆发过一场轰动一时的起义。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1万7千余名官兵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调转枪口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使红一方面军由4万余人一下子猛增到6万人。

　　在红军还很弱小的1931年，竟有完完整整的国民党一个军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无论是三十年代到中国苏区采访的埃德加•斯诺，还是八十年代到中国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在他们相距半个世纪的著作里都着重提到了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的爆发，与日本侵略中国有很大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一步步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正在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其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痛切地感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一致要求停止与红军作战，返回北方去抗击日寇。但坐镇南昌指挥“围剿”的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派遣重兵堵住了二十六路军北去的道路。此举引起了二十六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

　　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曾在这支部队工作，在官兵们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29年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战败，余部被蒋介石收编为二十六路军。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根据二十六路军的历史情况，指示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成立秘密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刘振亚，组织委员袁血卒，宣传委员王铭五，都是极富献身精神的青年军人。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1931年11月底，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组织领导人的名单落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手中。蒋介石立即给二十六路军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查拿缉捕军中共产党员。这封电报被赵博生截获，成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导火索。特别支部决定发动起义，派袁血卒进入苏区与红军接头。袁血卒星夜赶赴苏区，却被赤卫队员当作敌探逮住，虽百般解释仍无效果。情急之下他唱起了《国际歌》，这才使赤卫队员们相信他是自己人。袁血卒被送到红都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坚、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得到了关于起义的宝贵指示，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宁都。

　　另一方面，由赵博生出面，争取二十六路军两位主力旅旅长的工作也进展顺利。这两位主力旅长是董振堂和季振同。他们俩虽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却与赵博生一样，有着挚爱祖国、不恋高官厚禄的一腔热血。1928年5月，日本军队在济南残酷屠杀中国军民4千余人，连国民党政府派去与日军交涉的外交人员也被割去耳鼻后杀害。日军的暴行骇人听闻，国民党政府却步步退让，禁止军队抵抗，任由日军侵占、蹂躏济南城。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的沦丧，有血性的董振堂和季振同早就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不满了。关键时刻，他们选择了与红军一起反蒋抗日的道路。

　　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了。起义官兵拘捕了少数反动军官，解除了不赞同起义的二十五师师部的武装，封闭了国民党的县政府，而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央苏区。

　　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毛泽东、朱德派来萧劲光任红五军团政委。经短期整训，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迅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五军团经常执行断后、掩护任务，打了许多恶仗、硬仗。紧要关头，红五军团指战员往往手持大刀上阵，与敌军短兵相接，杀得敌人血肉横飞，闻风丧胆。红五军团自身的伤亡也很惨重，长征出发时，全军团有1万2千人，到了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4千人。

　　令人痛惜的是，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会师后，红五军团(这时已改称红五军)奉命加入西路军西征，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高台城陷入了马家军的重围。经多日激战，高台城被攻破，红五军团于1937年1月20日全军覆没。

　　宁都起义的几位策动者的结局也是悲壮的——赵博生和王铭五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刘振亚在长征途中病逝;董振堂在高台城拼杀到最后一刻，敌军砍下他的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季振同则被强加“企图叛变”的罪名，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下被处决。只有袁血卒历经磨难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建国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1万7千余名宁都起义的参加者绝大多数牺牲在战场上，幸存者经过千锤百炼，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代英才。据笔者统计，有31位宁都起义的参加者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其中，上将1位，中将6位，少将24位。在党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宁都起义参加者，有几十位担任过部长、副部长级的职务。

　　1931年，毛泽东在听取袁血卒汇报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1938年，在南京、广州、武汉被日军攻陷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宁都起义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宁都起义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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