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本斋

　　2017年3月11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这是马国超委员作《从严治党 民心所向》的发言，期间提到奶奶绝食殉国，几度哽咽。

　　记者带去1941年10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第3版的版面，上面醒目登载着，《气壮山河——回民队长之母英勇殉国》一文。将军摩挲细看。那一年，他2岁，奶奶面对日军追索，“全村男女老幼痛遭刑讯”，“见情不忍，挺身而出自承”，并为让儿子马本斋安心抗日，绝食数日而亡。三年后，1944年，离抗战胜利只剩最后一年，5岁的他又失去了父亲。毛泽东主席挥毫：“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副主席写下：“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总司令写道：“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阅兵之际，也是三位领导人为马本斋题词75周年，记者采访了马国超少将。

　　【马本斋：1902年生，原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1937年至1944年间，指挥所部回汉战士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消灭日伪军36000余人，令敌人闻风丧胆，被毛泽东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1944年1月，在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报告，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2月7日病逝。马本斋是“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名列“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我趴在警卫员背上，回头只见人群噗噗倒下”

　　记者：您前不久清明祭扫，是和母校石家庄一中师生一起去的？

　　马国超：对。我每年这个时候，没特殊情况，就雷打不动，作为对父亲的一种怀念吧。学校也很重视，专门举行仪式，作为一项教育。那里叫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长眠着成百上千烈士，除了我父亲，还有白求恩、柯棣华。

　　自从1944年2月7日我父亲牺牲之后，人民大众对他的怀念，一直没有减。每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杂志到电视台，真是数不清多少次。包括现在的微信文章，也很多，经常有。这说明中国人民对为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没有忘记。我作为马本斋的后人，自然也不能懈怠，要经常地怀念他，宣传他。今年除了清明祭扫，还准备回家乡，到马本斋纪念馆举行一个小型活动。

　　记者：您有没有遇到过不尊崇烈士的情况？

　　马国超：没有。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一段时间，网上有些言论对英雄模范说三道四，胡说八道。这些英雄，人家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尊敬，怀念。那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状态。对这些真人真事有什么可怀疑的？现在我们已经立了法，去年5月开始正式施行，保护和尊崇英烈。国家也在促进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要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我感受到，方方面面，又上升了一步。

　　记者：前年一次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您说到奶奶“绝食7天，以身殉国”时，几度哽咽，在座者动容，现场也几度响起掌声致意。您从小是怎么知道父亲和奶奶事迹的？

　　马国超：奶奶牺牲时，我只有2岁。我母亲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从延安回到华北，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家乡担任过女区长、民政局局长、副县长、妇联主任等，工作上一直很忙。有时候闲下来，我会拽着她要听故事，跟她说，别人说爸爸打仗很厉害，但那是人家说的，很笼统，你跟我讲讲。就这样，磨着母亲，听到过一些。但其实父亲和奶奶的事迹，我更多还是到后来写书时，才系统地知道。

　　八十年代初，我想好好了解和怀念父亲，就专门去采访了回民支队还健在的人，从河北石家庄、保定，到天津、北京，东北，以及河南、山东等地，大面积地采访。最后写了一本书，就叫《马本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出来还挺受欢迎，各处新华书店都在卖。记得当时印了几千册，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想去看看卖得怎么样，到最繁华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一问，说，没了，已经卖完了。后来又再版了两次。

　　记者：您对父亲的细节印象应该不多吧？

　　马国超：主要就两个。一是我的名字，他取的，希望中国能早日超过强国。二是他临终前，我去看望，他问那天教过我的两个字，会不会写了？我就现场写给他看——“中国”。他很高兴，叫我记住，这就是我们的国家，长大后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记者：您那时一般要隔多久，才能见到他一次？

　　马国超：很少见到。我们作为家属，跟着回民支队，但不住在一个地方。转移是一块走，平时我们住在西边这个村，他们住在东边那个村。当时我年龄也很小，所以实际上谈不到他跟我讲些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回忆起他时，具体细节很少很少，往往有时候是别的印象反倒很深。

　　比如我一直记得，有次住在村里，我老跟负责我们的警卫员在一块儿，叫他白叔叔。有一天，我跟他讲，咱们到村外去，玉米地里有蝈蝈，去抓两只玩。他就背着我去了。可没想到，正在捉的时候，突然看见，村里老百姓纷纷往外跑。原来是鬼子来了，这时候枪声已经响起来了，不可能回村里去，白叔叔一下背起我，随着老百姓就跑。他一边跑，我一边趴在他背上回头看，就见机枪的子弹，在扫射。跑得慢一点的老百姓，就被打倒了。这样大概跑了100多米，跑到交通沟，有两米多宽、一米多深，能掩护，大家就蜂拥着下去。要下的时候，我还往回看，亲眼看到人们噗噗倒下。这个印象，太深了！

　　说到这，我想起来一个对父亲记忆的具体细节。就是当回民支队为村民报仇，打了胜仗以后，当地老百姓来慰问，踩高跷，扭秧歌，在村里的街道上走，很热闹，人群就站在两边看。快要经过面前时，节骨眼上，父亲会把我抱起来，骑在他的脖子上看。回想起来，除了教我写“中国”两字那个细节，这是另一个我对他比较有印象的事。

　　对了，还有一回，也是打了胜仗以后，晚上搞联欢会。当时部队里不叫文工团，叫剧社，唱戏，大家一排排坐好看。记得我就坐在父亲的腿上，过了一会儿，他把我交给我母亲，自己上台去了。我父亲喜欢京剧，当时演的《王佐断臂》，好像是说北方的金兵，把南宋小孩的爹杀了，俘虏了小孩。小孩不知情，长大到十五六岁，武艺高强，帮着金人打自己的亲人。为了说服他，王佐自己砍断一条手臂，苦肉计，假投降，混进金营，秘密告诉那小孩真相。就这么一个故事。我父亲很喜欢。

　　记者：他演谁？

　　马国超：就演王佐。

　　军事教科书里的“零伤亡”战例

　　记者：您刚才慢慢想起的几个细节，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和父亲难得的一些肢体接触。从理性角度，您长大以后，是怎么看父亲这个人的？

　　马国超：我还是在写书、在广泛采访的过程中，一步步走进父亲心里。我总结了他的四个精神，可能都是些老话，但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的真实感受。

　　首先一个是爱国。他其实是旧军人出身，在“东北讲武堂”学过，参加过直奉战争，提升为团长，后来到烟台驻防。当时东北已经沦陷了，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我父亲当时已经是一个32岁的团长，如果想要权力，要生活富裕，每月发的大洋，条件应该说够优越了。但他毅然决然，不干了，回家务农。因为他觉得，这样当兵有意思吗？都保卫不了自己的国土。他当时对共产党还不大了解，但就觉得，都是中国人，得先打鬼子。所以当时他回家乡去，目的就是组织本村青年，等待时机。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就成立了回民支队。所以我说，他爱国，爱人民，才会对不抵抗政策无法接受。

　　第二，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决地始终和党保持一致的精神。第三，他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第四，他有强烈的加强民族团结的精神。这四点，我不是马上总结出来的，而是这些年来，通过对他的逐渐认识，慢慢产生的。他成立回民支队后，打过几个小胜仗，但毕竟是科班出身，明白就靠这样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找真正的抗日队伍。他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抗战，就主动派弟弟，我三叔，联系吕正操、程子华他们。一拍即合。

　　他打仗不怕牺牲，也有勇有谋，胜多败少，还有过零伤亡。军事学院教科书里，有个战例，叫“康庄战斗”。他先用小部队，围攻日本鬼子的据点岗楼，逼对方打电话求援。等一两百名敌人来了，骑在马上的指挥官，在平原上一眼看出去，只见都是豆子地，植被低矮，一般不可能藏人打埋伏，不像玉米地很高。偏偏回民支队就有这个本事，藏在了豆子地里，没被看出来。另外，当时的交通沟一般是1米左右深，人在里面弯着腰走，但我父亲事先指挥部队悄悄挖深到2米。等敌人一进埋伏圈，一开火，鬼子往交通沟一蹿，却发现深深陷在了里面，没法对外开火，只能朝天放枪。

　　记者：围点打援，瓮中捉鳖。

　　马国超：他那时，仗打得非常密集，太繁忙了，有时候甚至一天两仗。一般都是三五天来一下。也因此，他在的时候，可能有过记录军史的照片和文字材料，但老同志们都说，留不下来，也来不及整理。

　　记者：有网友讨论，说到回民支队的战斗力，堪称惊人？

　　马国超：我知道的是，八年抗战，打了大小870多仗，消灭日伪军3万6千多人。他有军事才能，回民支队打仗是强项，否则毛主席也不会这么称赞，说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记者：回民支队，后来是现在的三个泉边防连吗？

　　马国超：我没去过，不过听老家县上一位农民摄影家说过。他喜欢照相，从改革开放开始，几十年研究回民支队。凡是有活着的老队员，就去寻访，跑遍了全国，也去了那个地方。确实，贴在墙上的连史说到回民支队，照片我看到过。这位农民摄影家，现在家里二层楼的房子，全是搜寻来的东西，纯粹就是一个纪念馆了。

　　“新中国第一套海图”测绘记

　　记者：从八十年代至今，海军一直在全国各地广泛推行“舰市共建”，最早是您的发明？

　　马国超：对。用城市的名字来命名军舰，这不是我提的，是中央军委提出来的。不同的军舰有不同的名字。登陆舰，大部分是山字号，太行山，沂蒙山。驱逐舰，通常是比较大的城市，地级市，像青岛舰，济南舰。军舰和自己名字相应的城市搞共建，这是我提的。八十年代，军民共建，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时是一个热潮，“一帮一”。陆地上相互有共建单位。我想到，在海上的军舰，有一个城市的名字，但这个城市并不知道。所以就给上级建议，双方经常来往，政府经常去看望官兵，结对互助，学习帮困，交流好经验、好作风。后来采纳了我的建议，全军发通知，全国凡是军舰有名字的城市，军队就是这个城市流动的国土，一直延续到现在。

　　记者：当时您的职务是？

　　马国超：海军政治部下属的群众工作部部长。

　　记者：在陆地上“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的儿子，是如何进海军的？

　　马国超：其实我最初想当导演。五十年代，还不知道什么是电视，当时唯一就是看电影。我对电影艺术，特别喜欢，觉得活灵活现，像真人一样。后来听说，电影虽然是演员演的，但是导演在调度，让他们表演的。我一下就觉得，这个导演可真了不起，我要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作曲也是，唱歌专门有作曲家，写了曲子之后，和歌词一配合，那么好听，就觉得神奇。所以我高中之前，志愿就是作曲、导演，没别的。结果我母亲一看，说，你啊，还是子承父业，当兵去，考军事学院吧。我一直很听母亲的话，就去了解放军测绘学院。我高中成绩不错，之所以去这里，就因为一看这名字里面，有一个“绘”字。

　　我进的那一年，陆军系没有新生的名额，新成立的海军系有。我挺高兴，蓝军装，带劲。

　　记者：您是海军测绘专业的第一届大学生？

　　马国超：第一届本科班。之前有专科。我们全班50多人。我1959年进去，1963年毕业，分到北海舰队海测大队，搞海上测量。陆上有地图，海上有海图，标明水深多少，有没有沉船、暗礁，下面是沙地、泥地还是石头，能不能抛锚等。这个工作，可以说艰苦。每年4月，天气开始缓和了，就出海测量。按照航线，一条线一条线地来回，每隔多少米打一个点下去测。就像地里的麦陇，和老牛耕地是一样的。一天到晚，四面漫无边际，看不到海岸线，就一条军舰来回耕地。耕到带的水喝完了，才收摊，回军港。补给好，3天，就又出来了。从4月到11月，只要没有大风，不吃光补给不回。

　　就这样，我们一点点地，把沿海的海图，从北到南，都测出来。过去用的是外国人测量的，很多不真实。我们这个本科班有了之后，重新测量，弄准确了，也把不实的纠正了过来。

　　记者：这是新中国第一套自己测绘的军用海图？

　　马国超：对。等到返航，高兴得简直是没办法。在海上，没到七级风浪，不能撤。习惯了船上晃悠，一上到陆地，地不晃悠了，自己还老晃悠。

　　说起来也是骨子里喜欢，扔不下。返航期间，我对搞文艺活动慰问部队很积极，也擅长，编个节目，写歌，演小品，乐器各种也会。这样就动员我，到政治部门，当了一名文化干部。

　　记者：结果一当就是17年，在部门里，后来算资格最老的了吧？

　　马国超：是。后来是历史契机，要选拔一个副部长，当时正倡导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我那时40来岁，本科文凭，就选上了。干了一年，老部长，三八式的，离休了。我就升任部长。再然后一点点进步。

　　记者：据说您在任期间，群众工作部从最小的部门，变成了最突出的部门之一？

　　马国超：群众工作，其实是部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当时做了一些比较细致的工作，同时注意抓重点抓典型，开过两个重要的现场会。比如其中一个，厦门军民共建现场会，我下去调研总结的三条，就是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当时总政下通知，全军各大军区的海军群众工作部门同志都来参加，开得非常成功。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军民关系一直和各个历史时期共进。军爱民，民拥军。军队离不开老百姓，老百姓离不开军队。比如每年麦收时间，部队都帮着“龙口夺粮”，去抢收。我体会很深，群众工作部就是一个桥梁，一个纽带。军民关系产生问题，我们调解，加强也是我们去做工作。这方面很重要。随着时代环境不断发展，也得不断更新方法跟上。现在推动军民融合，更是一篇大文章。

　　“历史需要讲述，需要讲好”

　　记者：您是1959年入伍的老海军了，这次70年阅兵，您会怎么看门道？

　　马国超：主要还是看武器，看型号。海军的特点，首先得有水面舰艇，靠游泳不行，必须动真的、大的、强的、厉害的，要靠先进的舰艇、先进的武器来保卫。我们现在有航母了。海军和共和国同龄。我们国家，过去也有海军。清朝，甲午海战，那个海军远远保卫不了我们的海疆，应该还是算“有海无防”。1840年以来，外国侵略势力，绝大多数都从海上来。从现在来看，还是海上。因此，海军在三军里非常重要。先从海上，筑起一道钢铁长城。

　　我虽然已经离开海军航空兵了，但一直关注海军和军队的现代化改革。看到“五大战区”这些消息，我感到很振奋，很提气！自从南昌起义，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就明确“支部建在连上”。我们的军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要听从党的指挥，永远跟党走。

　　记者：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人民海军的成立是在泰州，当时一条军舰也没有。70年今昔，前人不易。

　　马国超：历史需要讲述，需要讲好。让人高兴的是，“抗战神剧”现象已经逐渐少了，没了。像这些“雷剧”，写得太神了，呼风唤雨，绝对不可取。对历史并不太清楚的年轻人一看，这么好玩，并不艰苦。这就领到歪路上去了。这种情况慢慢要扭转。如果都这么容易，抗战一年用不了就消灭敌人了。人家美国大片都不会这么胡来。

　　我第一次去沂蒙山区，纯粹是因公出差。到了之后，参观了“红嫂”的村子，边看边听，被感动被激发，就构思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还是要多一些现实主义创作，真正扎根下去，从实际生活中来。

　　记者：听说您一年有200多天都在各地跑？

　　马国超：我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出身很苦，是大宅门的使唤丫头。我父亲和她结合，也没有从门当户对去考虑，属于真正的爱情。我对她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走后，组织上把我们母子送到延安，当时回民支队一些家属还都在河北。衡量来衡量去，为不至于目标太大，最后我母亲只身一人，通过一道道封锁线，返回河北，把四五家家属组织起来，再一道道通过封锁线，毫无损伤地到达了延安。这了不起。从小到大，她对我，就一句，你是干部子弟，绝对不能背这个包袱，要和大众打成一片。今年我80岁了，还是要听妈妈的话。搞创作，我不是科班出身，都自己摸索着来，没一样去找老师教学过。写书，编剧，作曲，制片，书法，二胡，唢呐，长号，我也奇怪，弄弄就能会一点。但我只是个人爱好。像现在的时代，火热的现实生活，搞创作的人应该大有可为，不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