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敬（资料图）

　　何思敬，中国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红色法学奠基人，国共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唯一的法律顾问，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新中国法律创始人之一。毛泽东称何思敬为“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又说何思敬教授是“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

　　散木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运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蓬勃发展。随着整风运动和大规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展开，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被翻译介绍进来，形成20世纪“西学东渐”的又一个高潮。与此同时，有一批“红色学者”涌现出来。何思敬就是其中一位。

　　“创造社”的“眼睛”

　　何思敬1896年生于浙江余杭，少时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社会学，并学习德语。其间正值十月革命爆发，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知识界广泛传播。通过在日中国学者的介绍，又急速传播到中国。何思敬对此极为关注，在异邦大量阅读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尤其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此时正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这对何思敬又产生了极大影响。经过一番研究，他逐渐接受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道理，也认识到中国必须经过彻底改造。于是，他有意识地阅读马、恩著作。1923年，他加入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当时，何思敬以思维聪敏、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被称为“创造社”的“眼睛”；成仿吾因善于联系和团结同人，被称为“创造社”的“纽带”；郭沫若则是“创造社”的“灵魂”；他们志趣相投，思想一致，彼此成为莫逆之交。

　　中山大学的“红色教授”

　　1927年2月，何思敬学成回国，随即被广东革命政府聘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不久，“四一二”政变爆发，广东反共军人也实行“清共”。面对血腥屠杀，何思敬利用讲台进行揭露。国共内战期间，大学里的政治派别斗争激烈，何思敬站在进步立场上，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又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红色教授”，在中山大学执教十年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思敬到上海参加“文化界抗日会”，负责宣传工作，后又主持会务。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召开盟员大会，为支持上海军民抗日活动发起募捐，何思敬倾囊捐献，并撰文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鉴于其表现，他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则以无党派人士面目出现。

　　不久后，何思敬重返中山大学，在课程中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颇有影响。这些课程往往是采取巧妙方式加以掩饰的，如课程表上安排的是“经济学”，何思敬讲的内容却是《资本论》；“方法论”课，他讲授的是唯物辩证法；他讲“战争哲学”，话题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谈起，又联系到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战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抗日的前途必然属于中国；他还运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分析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南方学府宣传红军以及长征。何思敬课余收集了两广政治、经济、军事的情况，写成《关于红军西征的报告》，向党组织反映广东各阶层对红军的认识和反响。

　　1935年，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予以响应，掀起了广州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何思敬更是鼎力参加。到了1936年1月9日，广州上万学生和市民举行抗日宣传大会和示威游行。广东军阀陈济棠决定镇压。就在游行队伍行至荔枝湾桥头时，突遭所谓“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武装袭击，随即陈济棠宣布全市戒严，逮捕了一批学生骨干，其中两人被秘密杀害，酿成了“荔枝湾惨案”。陈济棠认定事件是何思敬等“红色教授”“煽动”起来的，决定将之秘密逮捕，幸好这一消息事先为进步学生所知，何思敬遂紧急离开广州，避居于香港。

　　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

　　抗战全面爆发后，何思敬辗转到达延安，当即受到毛泽东等的接见和欢迎。对于这位知名的法学家和翻译家，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是早已“如雷贯耳、久闻大名”了。鉴于当时何思敬的妻儿仍滞留香港，生活困难，毛泽东亲自批示每月汇寄生活费。到了1939年底，经过沿途中共各组织的精心安排，何思敬妻儿也平安地抵达延安。当何思敬见到夫人王艾英带来的黑格尔原版《大逻辑》时，大喜过望：“现在，我可以研究我真正喜爱的哲学了。”于是，何思敬在延安的九年，可谓是如鱼得水，期间从事翻译马列著作和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曾担任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及法学院院长等，培养了许多中共的政法干部和理论干部。

　　何思敬还受毛泽东的委托，将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翻译出版。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了关于《战争论》的研讨会。克劳塞维茨是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他的《战争论》对世界军事理论有很大影响。其中提出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点，被列宁认为是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是对战争“所下的定义”，是“一句至理名言”。因此，毛泽东很重视这部书。在研讨会上，有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何思敬主讲了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莫文骅将军回忆：这本大部头，“毛主席指定何老根据德文原本译出。每次开会介绍一章，并印发复写译文，来帮助讨论……大约经过三个月，(总算)把这本书基本读完了……学完之后(也许在学习中)，毛主席便写《论持久战》……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

　　1946年，何思敬随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谈判，任法律顾问，协助拟定谈判原则和方案等。“双十协定”签订后，何思敬随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会谈。这期间他数次应邀到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讲课，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多次接见《新华日报》记者，以法学家的身份，揭露国民党当局协议墨迹未干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事实，并在《解放日报》撰文揭露蒋介石推行“宪政”的欺骗性。

　　全面内战爆发后，何思敬返回延安，以法律为武器，继续抨击国民党。此后，土改运动大规模展开，l947年年初，何思敬赴山西参加土改工作。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河北平山西柏坡，在那里，何思敬协助周恩来草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为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作好了准备。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并称赞他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