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阮受贤。

　　阮受贤，1917年出生于永定区培丰镇东中村阮屋。他参加过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纪念章”。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生涯就是一部传奇。

　　“萧华准我当红军”

　　1932年，培丰各村群众革命热情很高。年仅15岁的阮受贤向往红军，第一个报名要当红军。农会主席见他瘦弱矮小，完全还是个孩子，就没有同意，让他等两年后再来。阮受贤坚决要求参军，农会主席就说“你背得动三支枪吗?”“我能!”阮受贤抱起枪就扛了起来，还真过了关。农会主席见说服不了他，只好同意他去漳州应征入伍。

　　阮受贤和村里的两个同伴步行300里路程，三天三夜赶到漳州，在城郊东北小学报名参军。可是，其他的人都顺利参了军，唯独阮受贤没被批准，原因是个子太小了，虽然为了能当上红军，他对招兵处的人多说了一岁。此时，阮受贤就和招兵处的人死磨硬缠，急得要哭出来了。

　　正在无奈又紧急时刻，门口走来一个人，见此情形就过来了解情况。他问阮受贤“为什么当红军?”“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回去不是饿死，也是被地主老财活活打死!”这句话触动了这个人，他认真端详了一下阮受贤，见到阮受贤明亮眼眸里的决心和信念，便破例接收了他，并把这位小少年分配到红一军团直属的警卫连。

　　事后阮受贤了解到批准他参军的人是萧华，当时是红一军团青年工作部干事，第五次反“围剿”后任国际少共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所以阮老说，萧华是他的救星！

　　艰险长征路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开始战略转移。

　　阮受贤所属的25分队从江西兴国出发告别苏区。长征途中，红军大小战役无数，部队要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线，日夜急行军，特别难忘的是湘江战役和抢渡大渡河。“‘湘江战役’那叫个惨啊!无数战友倒下了。我们阻击的是桂军主力夏威，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我们的阵地被炸得稀巴烂……但我们只是心里默念着：要让中央机关赶快过江。”阮受贤在回忆录里写道，过江上岸第一个见到的人是红一军团左权参谋长。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和敌人赛跑，争夺时间。每一个战士随时都可能牺牲，而千万无名烈士就这样长眠在长征路上。

　　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完全超出人体能量的极限。翻越大雪山时，人如同在山上腾云驾雾，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战士们艰难地一步一停向上爬，谁也不敢停下来坐下，否则就有可能永远起不来。从毛儿盖北行40公里，就是数百公里的沼泽草地，神秘莫测，寒冷，饥饿，不少人得了疟疾，走累了，昏睡过去，就再也没有醒来。干粮没了，地上的草根、蘑菇、田鼠，都是难得的食物。能战胜长征路上的种种艰险，靠的是大无畏的勇气、顽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当聂荣臻的警卫员

　　1935年8月红军过草地时，阮受贤调至军部，组织安排他做聂荣臻的警卫员。当时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西征红军攻占甘肃会宁、界石铺，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在回民居住区，经组织谈话，阮受贤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军部，阮受贤得以认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彭德怀等革命先辈，期间与朱老总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37年8月的一次经历，让阮受贤成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换戴军帽的“第一人”。那时朱老总和聂荣臻分乘两部卡车经洛川、潼关往西安，车到北潼关时，一阵风吹来，把阮受贤的军帽吹到山沟里去了，他大喊，要司机停车让他去找帽子。这时候朱老总和聂司令的车也到了，朱老总知道后对阮受贤说：“你去买一顶国民党军帽吧，明天我们就要换装了，我批准你提前一天换了！”于是阮受贤到潼关商铺里买了一顶国民党军帽戴上，而他就此成为朱老总特批准的“红军换装第一人”。

　　平型关战役时，一一五师指挥所确定并隐蔽后，阮受贤在聂荣臻身边到前线侦察。天亮后一直拿着聂荣臻的望远镜在观察敌情，特别观望远处公路的拐弯点。突然，阮受贤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日军的汽车，不由地轻声喊道“来了！”虽然声音不大，但似乎在喊。聂荣臻冷静地说“隐蔽好!”伸手接过望远镜，这时已可以听到日本鬼子汽车的马达声了，为了不暴露目标，聂荣臻传令“没有命令不得开火!”等敌人100多辆汽车进入八路军的埋伏围了，便发起总攻。

　　从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聂荣臻警卫员，阮受贤经历无数战斗，也掩护过聂荣臻好几回，大小险情无数，而他自己从未负过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阮受贤担任警卫员时，机灵勤快，忠厚老实，深得聂荣臻等首长的喜爱，并特批阮受贤与河北唐县姑娘结婚。后来他们育有四子一女。

　　2017年9月，寓居山西太原的阮受贤逝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