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革命基点村下余村村口

　　日前，笔者驱车25公里，慕名到革命基点村——2017年被县里列为县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的福建省连城县姑田镇下余村采访。只见山清水秀的山村村容整洁，林木竹资源一望无际。改革开放以来，革命基点村群众在镇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受益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村民安居乐业景象让人欣慰。

　　下余村有11个自然村，共有 9个村民小组，200余户，800多人，耕地面积917亩，林地面积4.6万余亩，其中竹林1.8万余亩。

　　早在100年前，下余村的绝大部分耕地、山林、竹山都被毗邻的永安县罗坊乡、小陶镇少数土豪劣绅强行霸占。当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靠租种地主土地、替人造纸养家糊口。每年镰刀挂上壁就开始借钱借粮，所以绝大多数农户都债台高筑，生活痛苦不堪。

　　1925年秋，姑田上堡村的江勇珍和上余尧家畲的余水翁去广东求学，接受革命思想， 回到姑田。他们立即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下余村许多穷苦百姓受到余水翁的启发指导后，都很快明白“穷人为什么会穷？ ”；“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穷苦工农打土豪斗地主，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革命道理。不久，下余村就有余齐公、余芳元、余齐水、余齐福、余 齐合、花子鬼（绰号）等人主动靠拢余水翁，秘密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接着，通过这些会员再深人各家各户做宣传发动工作，下余村广大农民便纷纷要求参加农民协会。

　　1927年春节刚过，余水翁看见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十分高涨，公开成立农民协会已瓜熟 蒂落。一天，他召集上、下余村200多农民到下余上坪村余姓祖祠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 “余门农民协会”，由余水翁任主席。同时宣布农民协会的纲领，就是要组织农民打土豪斗地主，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今后农民搞生产，一律免租、免税、 免交钱粮。过去拖欠的租、税、债务也一律全免。

　　为了实现农民协会的这一主张，不久，余水翁还组织300多名农会会员手持梭镖、钩 刀、木棍、鸟铳等各种武器，浩浩荡荡开往永安县罗源乡溪源村土豪陈庆鸿家里。农协会员与陈庆鸿豢养的家丁、民团展开一阵激战，迫使陈庆鸿带着家眷和部分家丁、民团逃跑后，一举抄没了土豪陈庆鸿家中的钱粮和衣服，并当场分发给参加战斗的贫苦农民。事后，余门农协会的权威日益彰显，各自然村的一切事务均由各村农村会骨干处理。

　　然而，反动派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土豪陈庆鸿勾结姑田的反动民团武200多人联合镇压余门的农民运动。他们手持枪支开赴余门各村搜捕农协会领导和骨干余水翁、余齐公、余芳元等人，大肆捆绑、关押革命群众，并威逼他们偿还拖欠的地租和债务。还在各自然村张贴布告，下令禁止农民运动。余门农民协会只好转入地下活动，指导农民开展抗租、抗税和减息的斗争。因此，反动民团也一直不肯罢休，经常派出小分队进山搜捕农会干部和骨干。1927年冬，余水翁、余水生、余芳仁等余门地农民运动的先驱者先后在姑田大坂山被华仰桥反动民团搜捕、杀害。

　　但是，下余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摧残所吓倒。他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冬，下余村有余齐公、余齐福、余齐勇等10余名农协会员主动与姑田长较、上堡、下堡等村的贫苦农民联系，准备联合组织农民暴动，并把村代表邀请到上坪自然村余姓祖祠开会，商讨有关事宜。后来因叛徒告密，此次姑田农民暴动以失败告终。下余村参与组织这次暴动的余齐公、余齐福、余齐勇等人被华仰桥反动民团抓捕杀害。其他农协会员又只好转人地下活动。

　　1929年7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纵队进人姑田打土豪、筹军饷，没收地主武装。消息传开，下余村有余齐合、余万福、余业彭等人连夜下山，找到红军驻地，报名参加红军。尔后，他们便跟随红四军离开姑田。

　　1930年8月15日，胡少海率领红二十一军攻占连城，随后派出部分红军进驻姑田， 助姑田的上堡、中堡、下堡分别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上堡、中堡、下堡革命委员会。 接着，派出101团部分官兵驻扎在下余的吕山岽，深人各村宣传发动群众。那时，下余村原先参加过农民协会的革命群众一个个都非常活跃，有的帮助红军刷写标语，有的帮助红军筹粮备菜。不少妇女主动挑柴给红军，并帮助红军洗补衣服。有的少先队员为红军站岗放哨。处处都体现出军民似鱼水之情。

　　1934年6月，为防御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率红二十四师部分指战员进驻余门地，了解敌情，观察地形。有一天，叶剑英亲率一支小分队走到下余马湖坑时，正好遇上一股敌匪，双方立即展开一场激战。叶剑英不幸负伤，红军小分队被敌匪打散。下余赤卫队员余芳锋等人发现后，立即参与战斗，巧妙地把把敌匪引开，并将叶剑英救回红军驻地治疗。此后不久，红二十四师便开往永安小陶继续打击敌人。

　　在1930年至1934年间，红九团、明光独立营等红军指战员曾多次进驻姑田打击民团土匪和大刀会匪徒。下余村又有余齐煌、余芳南、余业敬、余芳发、余金明、余生荣等1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其中解放后被评为革命烈士的有余万福、余齐合、余业彭等3人。当年绝大多数青年参加红军时尚未成家，参加红军后，家中又惨遭匪徒摧残，至解放时家里已无亲人，所以没有申报烈士，成了无名英雄。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这是毛泽东1959年6月25日回韶山时写的一首 《七律》中的两句诗，借用概括当年下余村这段红色革命史也十分恰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