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下旬，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人民军队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会议形成 的决议在红四军和其他各部分红军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传达和贯彻，“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并对军队和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 安整风运动时期，《古田会议决议》曾作为全党全军干部整风的必读文件和教材，得到贯彻执行。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古田 会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供给了一 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
　　建国后，理论界、党史界对古田会议进行了初步的、较为简略的研究。1950年3月，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最早阐述了古田会议与 毛泽东亲自起草决议。1951年6月，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概略地讲毛泽东规定了红军任务与建立强有力政治工作。不久，《毛泽东选集》第一 卷出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录其中，被当作毛泽东著作来宣传。1956年8月，缪楚黄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阐述了古田会议及其决议，对 建党思想讲得较为具体，对建军思想则讲得相对简单。同时，党和军队对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的宣传和贯彻也较过去更为深入。1960年10月，通过的《关于加强 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经过近10年修改、于1963年3月正式实行的《政治工作条例》，都对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古田 会议决议基本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理论界、党史界对古田会议的研究逐步活跃起来，对这次会议的历史背景、历史功绩、现实意义及相关历史问题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 讨，从而使这项专题研究不断深化、拓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一，发表了一批专论古田会议及有关人和事的论文。如吴荣宣的《古田会议—— 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一文，刘晶芳的《古田会议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一文，林强的《古田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一文，王健英的《提高“继承 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的自觉性》一文，陈朝响的《古田会议前后若干历史问题述评》一文，黄少群的《论周恩来对古田会议的重大贡献》一文，瞿定国的《陈毅对 古田会议的贡献》一文等等。第二，出版了一些专著，对古田会议作出比较详尽的叙述和评价。如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著的《毛泽东与古田会议》，傅柒生著的 《军魂—— 古田会议纪实》等。第三，一些重要著作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传记，也有专门的章节或内容阐述并论及了古田会议。如《中国共产党历史》、胡绳《中国共产党 的七十年》、《中共福建地方史》、《闽西人民革命史》、黄少群《毛泽东与红军—— 从井冈山到古田》、廖德槐主编《风展红旗》之《党和军队建设史上光辉的里程碑—— 古田会议》，《毛泽东传（1893—1949）》、《朱德传》、《陈毅传》等。
　　有关古田会议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古田会议的历史背景
对古田会议历史背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和出击闽中、东江两次军事行动以及中央指示信等方面。
　　对红四军前委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功过是非的评价，理论界、党史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大多数论者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应给予正确评价, 林蕴晖、王瑞清在其合著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述评》一文指出“七大”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就基本方面看，无论是政治上或组织上都是正确的， “七大”是“九大”的基础，“九大”是“七大”的继承和发扬。另有一些论者则认为，“七大”是错误占了上风，因而不能说是一次成功的会议。黄少群著《毛泽 东与红军—— 从井冈山到古田》则指出“七大”存在的问题是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和建党建军路线的艰难历程中难以避免的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也正因为在总路 线上的一致，这些矛盾和分歧不久就在红四军党的‘九大’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顺利而彻底地解决了。
　　对于红四军党的“八大”，理论界、党史界的评价比较一致。认为，由于毛泽东、陈毅都不在军中，前委机关不健全，致使红四军政治上失去领导中心，加上会 前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没拿出具体意见，而是在会上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放手自由讨论，结果“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因此，这次会议没有开 好，未能达到解决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目的。
　对于红四军出击闽中的军事行动，一些学者认为，这次军事行动近于冒险，基本上是错误的。另一些论者则认为，出击闽中整个军事行动的全过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成绩是主要的，失利是局部的暂时的，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对于红四军出击东江的军事行动，黄少群等一些论者认为，红四军冒进东江是“失败的军事行动”。另一些论者则对其给予了基本肯定。
　　理论界、党史界对“八月指示”的看法比较一致。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著《毛泽东与古田会议》一文认为由于交通不便，“八月指示”没能及时送达，“未能起到及时解决红四军前委争论问题的作用”。
　　对于中央“九月来信”，理论界、党史界普遍认为，它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对我党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古田会议的召开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 用。马齐彬、黄少群《论“九月来信”的历史作用和古田会议的伟大意义》指出“九月来信”的直接历史作用就是，“促成了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帮助了古田会议 决议的写成”
　　（二）对古田会议主要当事人的评价
　　对于古田会议的主要当事人毛泽东、朱德、陈毅、周恩来等，理论界、党史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真正从当时历史实际出发，透过现象进行具体分析，作出了 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毛泽东的巨大历史贡献得到了理论界、党史界的公认及高度评价。对于毛泽东在当时的缺点和错误，许多论者也实事求是地予以指出。
　　对朱德的贡献和作用，论者的态度是充分肯定的。对于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论者认为他在主持召开党的八大时，采用“由下而上的民主”，结果使极端民主化过度发展，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
　　理论界、党史界认为，陈毅作为当时仅次于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领导人，对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巨大贡献。
　　理论界、党史界认为，作为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对古田会议的召开与决议的形成和贯彻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他的主要问题有：由于对工农武装割据缺 乏实践经验，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支持流动游击主张；由于对革命客观形势估计过高，一再命令红四军出击东江，导致部队遭受损失。
　　（三）古田会议的历史功绩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其伟大的历史功绩得到了理论界、党史界的充分肯定。论者一致认为：古田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 会议形成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指出古田会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 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 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许多研究文章还从不同角度对古田会议的历史功绩进行了阐 述和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古田会议决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建军原则和中国武装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对马列主义关 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建设理论的创造性发展”。第二，《古田会议决议》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了最重要 的准备。第三，古田会议确立了新型人民军队建军的基本原则。这是古田会议与《决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第四，古田会议树立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和加强党和 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典范。第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古田会议成功的基本经验。第六，古田会议对福建闽西的革命发展具有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四）古田会议精神的现实意义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次重大会议，指引着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89年12月，江泽民强调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作了“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 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的题词，推动了理论界、党史界对古田会议精神现实意义的研究。1999年6月，胡锦涛再次重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 政治建设，这个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理论界、党史界对古田会议精神现实意义的研究掀起了新的高潮。从已发表的文章看，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古田 会议精神的现实意义作出探讨和阐述：
　　第一，古田会议精神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王健英《提高“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的自觉性》一文认为古田会议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极端艰苦战争年代、火与血的激烈斗争实践中产生的反映了党与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伟大追求，形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这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理应得到继承和发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政治保证。
　　第二，古田会议精神对于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对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三，古田会议精神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军队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抓好党管军队、党管武装的各项工作；坚持把政治工作作为军队的生命线，坚定不移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