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就绪

　　1949年开国大典，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毛泽东强调说：“这次阅兵是开国的初战，一定要搞好。”

　　当时，北平刚刚解放，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国民党留下了2万多名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更严重的威胁来自空中。当时西南、华南还有不少地方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制空权完全掌控在国民党空军手中。逃亡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多次派飞机轰炸北平、上海等地。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6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北平郊区的南苑机场，投下了30枚炸弹，炸死炸伤24人。开国大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宾、贵宾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数十万军民集中在广场，这是敌人破坏、攻击的最好时机，防范工作必须万无一失。

　　如何防止国民党飞机空袭？聂荣臻下令，将能调集的高炮部队都调集到北平周围，选择制高点，占领阵地。军委电信总局派出了一支无线电队配属阅兵指挥，如果遇到敌机轰炸致使有线电信中断便立即启用。聂荣臻提议，将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因为这个时间，敌机从所占有的任何一个机场向北平飞行，都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也难在天黑前返回，增加了其空袭的难度。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

　　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也都做了，聂荣臻仍做着最坏的打算。为防止现场马匹管控不好造成踩踏伤亡，他发出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保持原队形，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按照原定阅兵方案，刚成立不久的空军不参加阅兵式。但聂荣臻、周恩来和朱德都不甘心。8月底，他们亲自到南苑机场视察，得到了“可以接受检阅”的肯定答复，并观看了17架飞机的表演。他们回去后向毛泽东汇报，这才决定在开国大典出动空军。

　　10月1日下午3时，在定为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正式成立了！毛泽东摁动电钮，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

　　阅兵式开始。朱德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聂荣臻致军礼并报告。朱德由聂荣臻同车陪同检阅了受阅部队。为此殚精竭虑三个月的聂荣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冒大险来搞核潜艇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指挥领导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发射事业，被称为“科技主帅”。

　　聂力说：“我梦中的父亲总是这样一个姿势：微微抬起头，静静地、深情地向着远方的天际仰望……我知道他最想知道什么，所以，从1992年父亲去世后，从卫星火箭升空到‘神舟’飞船上天，每当有重大科研试验任务，我都会到家中父亲的铜像前向他报告成功的喜悦。”

　　除了“两弹一星”工程，当时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让聂荣臻夜夜辗转难眠，那就是，尽早研制出核潜艇，使中国人在海洋上有一个战略制高点。

　　研制核潜艇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起码涉及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研制的进度。然而当时正处“文革”，许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停工，许多研制项目无法落实。

　　聂荣臻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电话通知的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

　　“在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是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那帮人。那时父亲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建造，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967年6月25日，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6月28日下午，聂荣臻一身戎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为大家鼓劲。有人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阻挠，聂荣臻忍不住发火了：“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为确保科研工作顺利进行，聂荣臻采纳了刘华清等同志的建议，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的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8月30日那天，聂荣臻仔细地看完“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庄重而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字。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所冒的风险极大。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宝剑”。这把“尚方宝剑”一亮出来，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都亲自到生产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去传达“特别公函”的精神，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1971年8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始下水试航。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