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来说可能只是一次战役，遥远的无可名状，但是对于经历过皖南事变的老一辈来说，却是刻骨铭心，毕生难忘，他们回忆好像使得再一次鲜活了似的的。

　　７０年前，当２５岁的陈茂辉，走出闽西永定县湖雷镇境内的大雪栋山之时，他知道，新的战斗生涯开始了。

　　与陈茂辉同时出山的，还有１０３００名红军游击健儿。

　　走出待了整整3年的深山老林，陈茂辉和这些游击健儿，会聚成一股抗日的洪流，纵横驰骋于长江两岸，把一面英雄的旗帜——新四军，永远留在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我的战友大部分都牺牲了。”然而，就在陈茂辉和他的战友们，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突围战斗打了７天７夜。”９２岁的开国少将、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从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出来的团职以上指挥员。

　　皖南事变，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血战湘江及后来的西路军蒙难，并称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

　　■出山

　　在深山密林“蛰伏”了3年，当“准备下山”的命令传来时，福建军区第1分区组织科长兼永埔游击大队副政委陈茂辉，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自从长征前夕负重伤留在中央苏区后，陈茂辉跟随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到了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大山里与国民党反动派打了3年，现在却要跟他们合作，刚开始是有点想不通。”与陈茂辉一样，他麾下的许多游击队员都与国民党有着血海深仇，“多少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被杀害，被凌辱……”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的命令，陈茂辉把永埔游击大队、永定游击大队等武装集中起来，动员大家以抗日为重，准备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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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3个多月之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派出代表邓子恢等，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这是南方8省最早开始与国民党谈判的游击区。

　　“我们一定要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整队下山。”怀着一颗“一会儿投到火里，一会儿投到水里”的矛盾心理，陈茂辉最后不得不这么说。

　　几乎在同一时间，赣粤边、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浙南、闽东、闽北、闽中、闽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湘南、鄂豫边、闽粤边等１３个游击区的游击健儿，也在积极准备着出山。

　　“那里的游击队全被打垮了。”９１岁的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建华，当年一直跟随项英、陈毅在赣粤边游击区坚持战斗，奉命前往老家江西寻乌县组织游击队下山改编。

　　与阔别6年的双亲短暂相聚后，这位在项英、陈毅身边负责宣传和交通联络工作的赣粤边特委少共书记，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安远、池江等地，联络游击队，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

　　“他们纷纷质问我，怎么能跟仇人合作？”每到一地，刘建华几乎都要费尽口舌，帮助那些游击队员正确认清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以抗战大局为重。

　　拥有大胸怀的共产党人，搁置的是政党小仇，拿起的是民族大恨。

　　转过了思想的弯，行动上的那些弯，转变起来也不容易。

　　“副政委，这些年我们都在爬山越岭中过去了，下山以后，两只脚走到平路上，不知道还习惯不？”时至今日，９５岁的陈茂辉还忘不了那些游击队员下山前对困难的担忧。

　　“我们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军政训练。”赣粤边的项英、陈毅一边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一边让刘建华等人，组织即将下山的游击队集中整训，提高战斗力。

　　刘建华说，这些部队在所驻扎的村庄，苦练杀敌本领，以适应从游击队到正规部队，从内战到抗日战争转变的要求。

　　困难远不止这些。

　　就在陈茂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分散的各个游击小组集中起来，准备下山之时，发生了一件令人义愤填膺的“漳浦事件”。

　　“我们红3团1000多人，在福建漳浦县集中起来，接受改编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竟然背信弃义，出其不意地缴了他们的械。”陈茂辉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永远都是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果然，3年之后，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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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还来自内部。

　　当时，南方各游击区虽然大部分自觉地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停战抗日的谈判，但是，由于消息闭塞，交通断绝，还有少部分游击队仍然转战于大山丛林之中，打土豪，袭击国民党军队。

　　“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给各游击队写信，同时还派人前去联络。”刘建华回忆，他去了寻乌等地，而陈毅则去了湘赣游击区，却差点被误杀。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当陈毅和警卫员在国民党保镖的护送下，拿着项英的介绍信，闯进湘赣游击队所在地九龙山时，被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给五花大绑了起来。

　　“我们准备枪毙陈毅。”９１岁的老红军罗维道，当年是湘赣游击队第2大队政委，“我们当时把陈毅下山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看做是投降行为。”

　　陈毅被关押了整整5天5夜。

　　“他的衣服、鞋子、礼帽都被分掉了。”开国少将、福建省军区原副政委罗维道回忆，“谭余保说，你陈毅是大资产阶级，你不叛变，我不相信。”

　　“陈老总就是水平高，一点都不害怕。”罗维道回忆，陈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好好教育了一番。

　　“谭余保的交通员龚铁连夜赶到吉安，了解到，国共确实已经合作了。”罗维道回忆。

　　当谭余保派人找到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才知道自己险些酿成大错。

　　陈毅这位在赣粤边的深山老林一次次脱离绝境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新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又一次死里逃生。

　　“上海解放后，当了市长的陈毅见到龚铁，说，我陈毅请你吃饭，当年要是没有你，我就被杀掉了。”罗维道说。

　　听说3年来与他们相依为命的游击健儿，即将开赴抗日前线，各个游击区的父老乡亲掀起了劳军热潮。

　　“１９３８年元旦前后，信丰、大余、南康等地的几百名青年和妇女，送来几百担鸡鸭、鱼肉、花生、米果等物品，还有１０００多双军鞋和布袜。”刘建华回忆。

　　“还有送子送夫送情郎去参军。”刘建华说，不到4个月，他们的部队就由４００人扩大到７００余人。

　　就这样，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２日，根据国共协议，在南方8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重新出山，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下辖４个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支队司令员。

　　这支在华中坚持抗战的雄师劲旅的番号，源于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所在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从此，在大江南北，在淮河两岸，活跃着一支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共产党领导的钢铁之师。

　　“不容易啊，希望青年一代不要忘了它。”今天，当这支英雄部队迎来建军70周年之时，满头华发的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陈茂辉老将军思绪难平。

　　同陈茂辉一样，当一位位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新四军老战士，再次追忆那段铁血岁月时，自豪，写在了每一张历经沧桑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