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导语：1948年11月8日开始的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蚌会战”，集中的兵力多达80万人。杜聿明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而“剿总”总部和总司令刘峙又迁到了蚌埠，因而杜聿明实际上是80万国民党军的前线总指挥。

　　笔者在参与编写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敌军工作史的过程，发现了半个世纪前杜聿明被俘后写的一封亲笔信。这是一份颇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助于澄清以讹传讹的一些历史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杜聿明在被俘后短短二三个月后，即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还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提供了敌情资料，亲自写信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从而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在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方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并为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他的贡献。

　　信的全文是这样写的：

　　丁先生赐鉴：

　　聿明此次到解放区后，辱承先生及两位张先生之关垂指导，人非木石孰能无感！然以脑内受创过甚，神态时清时昏。

　　先生几次驾临，自感语无论次，形无礼貌，事后思之，殊为罪过，特向先生及两位张先生道歉！虽经多方优待治疗，目前外伤已愈，而内创仍未复原，记忆力毫无，思维上极为迟钝。前陈各种资料，自思亦无特殊之价值，因明既非参与机要之人，又在神志不清时草呈，即就一般所知者亦恐难以录全。故于，先生感动之后，及阅读毛泽东先生各种论著彻底觉悟之时，即日夜思索以如何有效之法，供献于人民之前，以赎过去反动之罪，而了残生。然以既短于言辞，又拙于文墨，虽有赤胆忠心之愿，而无竭心尽力之门。百思之后，自以为惟有在大军渡江之际，策动敌方可能起义之部队，即时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消灭一切反动力量，似较一般之资料合乎实际。兹草拟致马军长师恭(别号子敬)函二件，敬请先生校夺辞意是否适当，改正后掷下，再行缮写。以马军长过去之思想作为与明之交情上论，如非环境不许可，必可起义，或与人民(解放)军方面给以最大之便利。惟此事策动，在明之意见，必须选派干员亲往接洽，则较为具体，且前往之人必须亲见马军长始可以生效，否则中间转达，一旦被顽固者先行发现，则事必无成，故特拟草二函，先将简函交送，见面后确认为马军长时，再将原函交给，未审先生以为可否？抑有言者，此种策动起义瓦解敌方实力之事，明自愿担任，此事可为，则无事不可为人民方面竭心尽力也。亦无不坦白不诚恳之丝毫观念与心理存在焉。是故凡有人民方面之所需，先生之垂询，明无不赤诚以报之。言之不当书不详，则容或有之，而内容之不实，则未乎与心也。区区之意杂乱赘陈，敬请先生鉴察。草书不恭，祗请筹祺

　　犯人 杜聿明草上

　　杜聿明当时是中共公布的战犯之一，故他自己称犯人。此信文笔很好，标点符号也是原有的，一手草书写得很见功力，更主要的是态度真诚，言辞恳切，字里行间处处反映出人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敬重。

　　为澄清某些历史事实，并使读者对信的内容有进一步的了解，现将信中提到的有关问题简要介绍于下。

　　杜聿明被俘和自戕后见到陈毅了吗？

　　1948年11月8日开始的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蚌会战”，集中的兵力多达80万人。杜聿明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而“剿总”总部和总司令刘峙又迁到了蚌埠，因而杜聿明实际上是80万国民党军的前线总指挥。

　　1949年1月10日，是杜聿明生命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他从总司令的宝座上一下子跌落尘埃，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笔者访问了第一个审讯杜聿明的解放军高级干部陈茂辉将军。陈老现住南京，当时是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10日拂晓，化了装的杜聿明及其随行人员逃到了河南永城陈官庄东南一个小村子附近，被十一师师部卫生队抓获。卫生队里伤员不少，也没有精力来看押俘虏。陈茂辉接到报告后，即命卫生队将这十几个俘虏送到师政治部住的小村子里来。

　　陈茂辉亲自审问了对其身份有怀疑的三个人。当问到杜聿明时，杜谎称是十三兵团军需官，名叫高文明。

　　陈茂辉是个老红军，长期做政治工作，审讯战俘的经验很丰富，他叫“高文明”把八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杜聿明此时化了装，剃掉了胡须，穿一件士兵的棉大衣。他伸手到大衣里掏钢笔，左掏右掏摸不到钢笔，却掏出了几包“骆驼牌”名烟。后来总算掏出了一支派克金笔，手却哆哆嗦嗦写不出一个处长的名字。

　　“高文明”问陈茂辉：“同志你贵姓呀？”

　　“我姓陈。”

　　“你是陈毅吧？”

　　“我不是。你要见陈司令吗，那也很容易，走一天就到了。”

　　这时陈毅虽然仍兼着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但人却在中原，和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一起指挥着整个淮海战役，连陈茂辉也不知道他的确实行止。

　　杜聿明十几年后写的《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他被俘后在华野四纵司令部见到了陈毅，那是他搞错了人。

　　见杜聿明不肯如实供认身份，陈茂辉也就不再追逼，还叫伙房抄了几个菜，和这三个俘虏一起吃了中饭。

　　饭后，陈茂辉指示把这三人带到一个小茅房里去。正当他忙于处理其他事务时，突然接到报告说有个俘虏自杀了。他连忙赶到小茅房，见到正是这个自称“高文明”的“军需官”满头是血躺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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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了解，他是在看管人员暂时离开时，顺手捡起身边的一块小石头往自己脑袋上拼命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

　　陈茂辉走近此人身边，用手试了试鼻子，见鼻息尚存，口中喘着气，紧闭双眼，什么话也不说。陈茂辉立即命人赶快用汽车送他到六七里外的师部卫生队抢救。经检查治疗，外伤并不很重。

　　经过审问，杜聿明的副官尹东生证实：这个“高文明”就是杜聿明。同时还从杜的棉大衣中掏出一个精巧的公文包，内装一双象牙筷子，是龙云送给“远征军司令杜聿明四十大寿”的礼物。

　　华野四纵司令员陶勇接报后，又命敌工部长蒋克定带着上级下发的杜聿明照片赶到十一师，经当面辨认后予以证实。接着，给杜聿明拍了一张照片，这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杜聿明头上裹着纱布的那张照片。

　　杜聿明先被送到华野四纵司令部，陶勇司令员和郭化若政委和他谈了话。很快又被送到刚移驻到肖县东北黄山窝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当时野司作战科作战股股长秦叔瑾告诉笔者，当年他见到杜聿明时，杜头上包着纱布，神色憔悴，但能说话，能走路。秦叔瑾还代表作战部门写了一张收到杜聿明其人的收条，交四纵押送人员带回。

　　那么杜聿明在华野司令部有否见到陈毅呢？

　　陈毅和刘伯承、邓小平于1948年12月17日晚驱车来到肖县西南蔡凹(洼)的华东野战军指挥所，18日开了总前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刘、陈、粟(裕)、谭(露林)五位委员合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19日陈毅和刘伯承即应中共中央电召北上，月底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并参加了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毅南返后于1月22日在徐州附近与杰裕见了面。也就是说，杜聿明1月10日被俘、自杀时，陈毅远在河北西柏坡，哪里会在淮海战场上和杜聿明不期而遇呢？！

　　笔者认为，此类颇重要的历史事实，即使是影视或其他纪实文学作品，也是以不虚构为好。

　　杜聿明这块“顽石”何时点的头？

　　一部反映改造战俘的影响很大的电影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较长时期里一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情景。但新发现的杜聿明这封亲笔信却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杜聿明此信未注明写信日期。但从内容看，应为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之前，约在二三月间。

　　杜聿明在信中，说他阅读了毛泽东主席的各种论著，聆听了管教干部的多次谈话，生活上受到多方优待治疗后，“人非木石孰能无感”。当他“彻底觉悟之时”，就开始“日夜思索以如何有效之法，供献于人民之前，以赎过去反动之罪”。他真诚表示：“有赤胆忠心之愿”，要为人民事业“而竭心尽力”。反复考虑后，他主动给当时任国民党八十八军军长的马师恭写了两封策反信。

　　马师恭，字子敬，和杜聿明是陕西籍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杜任第五军军长时，马当过军的副参谋长。全面内战爆发后，杜任东北保安司令时，马曾任东北行营突击纵队司令。两人作为同乡、同学和长期的上下级，关系密切，可谓交情深厚。马师恭早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虽因故脱党，但纵观马的一生，杜聿明坚信其“如非环境不许可，必可起义，或与人民(解放)军方面给以最大之便利”。

　　马师恭其时任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兼第八十八军军长，并兼芜湖指挥所指挥官。部队负责防守旧县、铜陵一带的长江防线，正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中集中团的渡江作战地段。

　　杜聿明长期在国民党任职，深知军队中特务的狡诈，故而特地写了两封信，郑重建议解放军派出得力干员前往敌营，先交一函试探，只有在见到确系马师恭本人时，才能面交他写给马的秘密策反信。只有如此，方可不被敌人特务所发现。应该说，杜聿明提出的方案是十分周密而可行的。

　　笔者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信中所说的“丁先生”，他名叫丁瑞林，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一科科长。今年(1999)丁瑞林已86岁高龄，住在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离休前是济南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丁老证实了杜明此信确是写给他的。至于策反马师恭的细节，丁老已记不清了。但据当时任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段仲宇(中共地下党员)说，他确知马师恭于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前突然找了个借口“辞职”，实际上是临阵脱离了指挥位置。顿时，八十八军群龙无首，指挥陷于混乱，部队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中集团第二十七于4月20日晚9时许，在荻港至旧县间顺利登岸，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八十八军的防线，成为百万雄师中的“渡江第一船”。

　　马师恭此举，是否是接受了杜聿明的秘密策反后，根据环境而采取的给我军的一个“最大的便利”呢？

　　战争年代，两军作生死搏斗之时，策反对方战场起义是致敌人于死命的一招，需要有最鲜明，最坚定的政治立场。诚如杜聿明所言：“此事可为，则无事不可为人民方面竭心尽力也”。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也是经过“百思”的。是思想斗争的结果。迈出了这一步以后，杜聿明也就“无不坦白不诚恳之丝毫观念与心理存在焉”。

　　五十一年后我们来看当时的杜聿明，尽管他的思想也会出某些反复，但应该承认他早在1949年三四月间，就初步与国民党顽固派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了界限，并开始为人民事业作贡献了。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杜聿明这块“顽石”已经开绐“点头”了。

　　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伟大感召力，汹涌澎湃的人民革命的时代洪流，是多么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立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