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2-10-23 15:11
2004年12月,印度洋沿岸一些国家发生了海啸灾难,造成重大损失。消息传出,神州大地掀起了援助热潮。
原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熊兆仁将军在电视上获悉灾情后,即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在他的离休工资中拿出2000元,送往福州红十字会,献出了一位耄耋老人对灾区人民的一份爱心。
福建省各大传媒对此均作了报道。
熊兆仁将军是福建籍83位开国将军之一,在为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充满了传奇色彩,大智大勇,屡建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福州军区担任重要职务,贡献良多;离休后,他情系老区,为人民办了许多实事、好事。老区百姓说,熊老是个热心人,是一个“扶贫将军”。
“碉堡”坐上“土飞机”
“任务:出其不意地消灭反动民团。目标:摧毁‘碉堡’。”团长吴胜发出了命令。这是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一个镜头。1935年春天,闽西游击战争全面开始了,红军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困难,除了物资缺乏之外,首先是敌人大军压境,敌人对付红军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它已经建立起来的反动统治,强迫群众到处修公路、筑碉堡,跟踪追剿红军;民团、壮丁队据守碉堡堵击;有时则沿山隘伏击,放冷枪,对红军进行搜剿。
1935年夏天,熊兆仁所在的特务大队一成立,便立即奔赴永(定)(平)和(大)埔(南)靖边开展新的游击战争,和在金丰等地活动的永东游击队相互配合作战,与在龙岩、漳平、南靖一带活动的红八团相呼应。他们分散发动民众,集中对付敌人,避实击虚,壮大队伍,逐步打开了局面。
国民党靖卫军在永和埔边黄龙坪村组织与扶植反动民团,当地群众深受其害,强烈要求把这里的民团快点干掉。这些敌人既狡猾又猖狂,躲在一座土楼里以守为攻,上级决定要端掉这个“碉堡”。
一天,时任排长的熊兆仁带着3名战士,穿着棕衣拿着锄头扮成农民到黄龙坪侦察敌情,他们回去之后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这天三更时分,部队组织的突击队从南溪西南面的莲花山出发了。莲花山离黄龙坪10华里左右,当游击队摸到敌人据点周围时,敌人正在梦境里。天将放亮,熊兆仁领着突击队员,悄悄把长长的竹梯从楼后山壁石路架向楼顶。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去。突然,一个战士不小心,把屋顶的瓦片踩响了,敌人哨兵顿时叫嚷起来。战士们见此情景,便一边打枪,一边把楼顶的砖瓦往楼内“噼哩啪啦”乱摔,并趁敌人一时摸不着头脑时爬楼撬板,跳进楼内边打边冲,一直从三楼打到一楼。国民党靖卫团总见势不妙,企图从大门逃走,发现门外有机枪封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游击战士打死。随后,突击队打开了土楼大门,红军战士们冲进来后战斗非常激烈,敌人很快被消灭了。在清理战利品时,不但收缴了敌人所有的枪支,而且还把躲在猪寮与水缸里的敌人也抓住了。
突击队撤退时在土楼“碉堡”周围埋上炸药,点燃导火索,“轰隆”一声巨响,土楼坐上了“土飞机”,“碉堡”很快夷为平地。当国民党靖卫部队闻讯急急忙忙赶来时,红军游击队已撤往永和埔边高耸云天的仙洞里。
长兴战役奏凯歌
1944年12月1日,国民党顽军见新四军在日寇手中夺取了溧阳、溧水广大地区后,不甘罢休。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了电令称:郎广地区之“剿匪”,已派六十二师师长刘浩勋指挥……他们还调遣国民党五十二师、挺进军六十二师、忠救军、江苏保安九旅等重兵,进犯新四军郎广抗日根据地,残害抗日军民。2日进驻佐家庄、青岘岭、牛头山附近一线,企图分三路会师广德煤山镇。3日中午,国民党军向新四军牛头山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新四军十六旅集中了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团主力,被迫自卫反击。时任四十六团副团长的熊兆仁,率团部和1个营又2个连的兵力扼守左翼广德牛头山阵地,另2个营由吴咏湘团长率领,坚持侧面的一座山头,彼此互相呼应,协同作战。当日黄昏,顽军五十二师一五六团发动数次猛烈的进攻,新四军即以优势火力歼灭其前锋部队。顽军再驱所部,借助火力,掩护其强攻。新四军拉出上百颗手榴弹甩向敌人,顽军纷纷倒在新四军的阵地前沿。不久,顽军又集中残部三度来犯,并从三面直扑新四军之阵地,熊兆仁率领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猛打猛冲,刺刀见红,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新四军阵地始终岿然不动。熊兆仁所在的团以1个营的兵力,粉碎了顽军1个团的进攻。四十八团、四十七团主力同时也集中优势兵力,向长兴之青岘岭顽军之右翼六十二师、忠救军、挺进军、保九旅全面出击,将其全部击溃。
4日下午,新四军发起总攻,将其留下的残敌全部歼灭。至此,长兴战斗胜利告捷。是役从12月2日至4日,历时3昼夜,顽军伤亡600余人,新四军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10挺、步枪100余枝、子弹3万多发,俘敌200余人。长兴战斗的胜利,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使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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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江南斗顽敌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企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对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28日,为了挽救国内和平,毛泽东毅然赴渝,经过43天曲折、复杂的重庆谈判,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为了表示我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我党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并主动提出撤出南方八个省区的人民军队。
江南新四军撤往长江以北,时任苏浙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熊兆仁在北移途中,接军区电报,电报命令他率部留守江南。
根据命令,熊兆仁、陈立平、倪南山等组成了苏浙皖特委,辖浙西、郎广、太涌、茅山4个工委,对外称“新四军江南留守处”。熊兆仁任苏浙皖留守部队司令员,陈立平为特委书记兼留守部队政治委员,倪南山任参谋长。留守部队由独立第二团第一营350余人和各地县武装1200余人组成。
留守江南是付重担子,很大程度意味着牺牲。某领导借故逃避,熊兆仁率领的主力营的营长、教导员也不敢留下坚持斗争,有的连队指导员称病离队去了江北。
1945年10月中旬,新四军主力前脚刚走,国民党“忠救军”就开始集结重兵向新四军江南留守处和各工委留守部队进攻。熊兆仁等率部与敌周旋,10月30日,留守部队在转移广南途中又遭优势敌军袭击。为保存革命力量,熊兆仁果断决定将部队一分为四,化整为零。熊兆仁、陈立平率100余人到广德海口冲乌鸦街一带行动。
11月1日,熊兆仁、陈立平所部在鸦山街附近一条山沟里遭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包围。熊兆仁面对强敌,率部冲锋陷阵,向敌军火力薄弱的空隙冲击,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此战,1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电台也在混战中丢失了。
突出重围后,陈立平于11月3日晚带领机关及机要人员10余人去江北请示工作,熊兆仁带着6名战士向天目山长兴、安吉、孝丰方向联络倪南山参谋长所部、分散队伍和各地工委。当时,江南已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熊兆仁率部夜行晓宿,历经艰险,冲破重重封锁线,终于在12月10日于溧阳戴埠附近山上,与突围坚持斗争的倪南山部(30余人)胜利会师。熊兆仁、倪南山接着成功联络子太涌工委和茅山工委,部队由30余人恢复到130余人,在太涌工委和郎广工委的配合下,在宜溧的龙池地区(现宜兴县茗岭乡)扎下根来。
当时,熊兆仁、倪南山凭着“四件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望远镜、指南针、中国分省地图),率部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避敌锋芒,隐蔽坚持,时分时合,活动在苏浙皖边境山区,保存力量,相机发展,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进攻,江南国民党军部分北调。熊兆仁、倪南山接到地下交通员送来的中共华中分局给他们的书面指示(“七一指示”),命令他们为配合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开展积极的、宽广的、胜利的游击战争。”此前,江南办事处曾转来华中分局国区部的“和平指示”,要江南留守部队组织“和平请愿团”,与国民党进行合法的斗争等等,熊兆仁与倪南山认为“和平”是纸上的东西,是假的,就没有传达“和平指示”。“七一指示”和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栗裕、曾山1946年1月的指示信及华中分局1946年2月16日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江南留守部队斗争方向。8月间,熊兆仁、倪南山率部分武装向皖南挺进,寻找有利战机,主动发起进攻,先后两次攻克太华乡公所,又攻下太湖边的独立乡公所,镇压恶霸地主,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此后,熊兆仁、倪南山在宣(城)长(兴)公路以南地区恢复党组织,发展民兵、建立农会等群众组织,扩大工委武装,开辟和建立游击根据地,为1947年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6年10月,熊兆仁、倪南山率部抵达皖南板桥镇与中共皖南地委书记胡明所部会师。这时,苏皖主力部队已发展到800多人。根据华中分局指示,苏皖边军政委员会成立,胡明任主席兼政委,熊兆仁任军事部部长兼司令员、地委委员。从此,苏皖边区的人民武装进入大发展时期。熊兆仁率部广泛出击,并发动群众15万人开展抗捐、抗丁、抗粮、抗税、抗债和开仓分粮的斗争。至1947年10月,在蒋占区摧毁100多个区、乡政权,缴获长短枪1100多枝、轻机枪15挺,子弹数万发;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民兵发展到1.2万人,苏皖地区游击战扩展到苏浙皖赣边区;从过去隐蔽的、分散的、独立的游击战争发展到公开的、群众性的人民解放战争,苏浙皖边区的许多县、区、乡相继成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1947年10月,根据中共华东局关于“积极向南发展,开辟第二战场”的指示,中共皖南地委决定由熊兆仁司令员和倪南山参谋长率主力向皖浙赣边境挺进,插到敌人“清剿”圈的外线和敌后薄弱地区去。他们长驱直入皖南休宁、婺源、德兴至浙江开化一带,打退敌人多次堵击,粉碎敌人6次“清剿”,胜利完成了开创、发展新区的任务,在苏浙皖赣边境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经过68天的奋斗,4支较大的南进武装于1948年2月25日胜利会师。接着,熊兆仁他们在1948年3月8日率领600余人第二次向皖浙赣边进军,他们迂回转战在休宁、婺源、德兴边沿山区,采取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奔袭进攻的战术,接连歼灭敌人,粉碎了国民党6县联防的“围剿”,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动摇了皖浙赣地区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同年5月至6月间,他们又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清剿”,巩固了老区,开辟了纵横100多公里的新区。
熊兆仁、胡明率领的边区主力部队从1946年10月至1949年4月,作战500次以上,歼敌1万余人,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和各县县大队发展到近1万人,基干民兵3万多人,西到皖南祁门及江西景德镇,北到长江边,东到长荡湖、太湖,南到浙西天目山及浙赣沿线,在这辽阔的地区燃起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熊熊烈火。
1948年10月,为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中共皖南地委决定将边区的3个工委合并成立皖浙赣(大)工委,熊兆仁为工委书记兼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司令员。1949年4月,为迎接解放大军渡江,苏浙皖边区组织备粮、备物、送情报以及准备好接管城市、保护工厂和公共设施、接收起义人员等大量工作。这一时期,熊兆仁率部在旌德县城接受国民党安徽保安第五旅起义部队的改编。渡江战役开始后,熊兆仁率部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解放了10多座城市。
自抗日战争胜利后,熊兆仁奉命率少数武装坚持江南反蒋斗争,坚决执行中共华中分局指示,在蒋军占领区开辟第二战场,由苏浙皖边发展至皖浙赣边,建立连成一片的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正面战场的作战。
1949年5月5日,皖南人民武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胜利会师,陈锡联、熊兆仁、胡明在会师大会上讲话,庆祝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不久,人民解放军皖南军区成立,刘飞任司令员,熊兆仁任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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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遣渡江显神威
电影《渡江侦察记》生动描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先遣渡江侦察的英雄事迹。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之后,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于1949年4月20日至6月2日期间,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防线上,对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集团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渡江侦察记》反映的是游击队员配合我军侦察员智取敌人布防情报,保证渡江胜利的史实。时任苏浙皖边区司令员的熊兆仁,就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当年,为了成功渡过长江天险,二十七军派出了二四二团参谋长章尘、军侦察科长慕思荣率领侦察营一、二连及从所属部队抽调出3个侦察班组成“先遣渡江大队”。章尘为大队长兼临时党委书记,慕思荣为副大队长兼临时党委副书记,军侦察营政治教导员车仁顺、副营长刘浩生、二连政治指导员王德清为党委委员。
4月6日夜幕降临,按照预定作战方案,先遣渡江大队来到出发位置,悄无声息地登上木船,井然有序地进入战斗岗位。木船劈波斩浪向对岸进发,眼看离岸只有20米左右时,国民党哨兵突然发现了解放军(侦察员),随着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天空的静寂。解放军先遣大队全速前进,于21时50分终于在十里场堤埂上突破敌人防线,登上了南岸。随后战士们以果敢勇猛的动作,抢占堤埂,扑向敌堡,打垮了守敌,迅速越过敌江边前沿防线,克服重重困难,直奔铜陵与繁昌交界的狮子山。慕思荣和刘浩生率领的侦察一连和侦察排的船,刚刚渡过江心,就被敌人发现,他们果敢镇定,变偷渡为强渡,冒着敌人火力,迅速划向南岸。当他们冲到江堤下时,只见陡峭如壁。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当即搭起人梯,一个接着一个地向上攀登。22时15分,他们在北埂岸金家渡登陆成功。
突破长江天堑后,解放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两支部队于4月8日凌晨顺利地在塌里牧会师了。4月12日,侦察大队与熊兆仁领导的中共沿江工委、游击队密切协作。游击队还派人帮助侦察分队了解敌军部署、兵力调动、编制装备、作战能力、指挥系统、炮兵阵地、舰艇活动以及地形交通、沿河粮站、风情民俗等等。与此同时,铜陵、繁昌两地的地下党联络员,经常派出武装小分队活动到江边,并利用沿江20个工作站,搜集大量有关敌人江防部署以及变化的情报。这些情报经过辨别分析,有的编成图表,有的通过电台,源源不断地传往江北,特别是侦察到白崇禧从芜湖调1个军西移,以增强对解放军渡江正面防御力量这一重要情报后,很快向上级作了报告,为主力部队制定具体渡江登陆作战方案和首长及时下决心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在统一指挥下,侦察分队和游击队员们在敌后越战越勇,夺阵地,占山头,烧火堆,袭击指挥所,使敌人变成了瞎子和聋子,敌军人心混乱,弃阵逃窜。解放军乘胜追击,清除了所有障碍,为大部队胜利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艰苦创业做贡献
1969年8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福州军区确定组建福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1月,福州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韩先楚通知:熊兆仁任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彭飞为兵团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同年12月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福州军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授予4个师、21个团的番号(1970年3月30日批准增加3个团的番号)。
兵团组建之初,以91个国营企事业单位为基础,加上从部队抽调的部分干部,编成4个师共18个团、2个直属团和1个相当团的单位(未包括各师医院),共有1万多人,另有随兵团的军队和地方干部家属,兵团总人数达8万人。
兵团生产建设包括工矿、农业、林业、建筑安装等行业,彭飞、熊兆仁率领广大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克服重重困难,在5年中较好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各项生产计划,至1974年底,工业总产值达到6.69亿元。其中,森林工业,生产原木950万立方米;造林46万亩,成活率85%以上;幼林抚育180万亩;修筑林区公路500多公里、森林铁路16公里。煤炭生产,掘进26.7万多米,产量比1969年增加2.5倍,达535.7万吨,约占全省总产量的58%;新建永定、永安两个矿区,扩建龙岩红炭山等煤矿,生产能力比1965年扩大了两倍;正在续建的矿井生产能力日产约100吨(兵团撤建后投产)。建筑安装,完成1.7亿多元产值,其中较大的工程项目有邵武火力发电厂、永安火力发电厂、永安水泥厂、永安维尼纶厂、三明化肥厂、三明钢铁厂薄板车间、南平纺织厂等;参加了乌龙江大桥及本省部分国防工程建设;建筑房屋69万多平方米。基建投资共完成2.4亿元,其中较大的工程有龙坎(龙岩—坎市)铁路、大福(大杞—福德)铁路、永加铁路,共100多公里。新建企业,较大规模的有龙岩特钢厂、连城锰矿厂、三明钨矿厂、建瓯铜矿厂、邵武铜冶炼厂等,为福建工业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到1974年12月,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共实现利润1亿多元,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赢利指标。
1974年11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同意撤销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同年11月24日,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下达了《关于撤消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的通知》。此后,部队干部陆续离开生产建设兵团,至1975年3月底,生产建设兵团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归口移交给地方管理,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归口移交给地方管理,福建生产兵团的历史使命至此宣告结束。
熊兆仁在交接完毕后,重返福州军区复职,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继续分管民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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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桑梓情更浓
早年举义去从戎,挥戈征战屡建功。政坛再创新业绩,热血丹心似火红。
扶持老区意真切,热爱桑梓情更浓。耄岁不减当年勇,堪称南山不老松。
这首诗是对熊兆仁的真实写照。1983年6月,组织上决定时年71岁的熊兆仁离休。但他离休志不休,毅然打报告参加老区建设的“战斗”。部队和地方的领导都劝他好好休息,安度晚年,可他执意不肯。他说:“没有老区人民的支持,我们的党和军队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没有老区人民的流血牺牲,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成立。我们这些老战士,有责任关心老区,建设老区。”
为了充分了解老区情况,熊兆仁像当年打游击一样,穿着便衣,背着水壶、干粮,轻车简从,到福建省每一个老区、大部分基点村调查研究。要想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就要寻找一条建设路子,尽快脱贫致富。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个宏伟蓝图勾画出来了:修建铁路、公路,改善交通条件;改良养牛、养蚕,加强养殖业;改造大型水库,发展电力;实现“五通”(通路、通电、通水、通广播电视、通电话)工程;加强两个文明建设。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解决好“立项、资金、技术”三位一体的问题。在闽粤赣边修建龙(岩)梅(州)铁路,既有政治意义,又有经济意义。熊兆仁发起曾在老区战斗过的13位老红军,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要求批准修建龙梅铁路和解决资金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看到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深受感动,一致同意立项和解决资金。温家宝在写给福建省委领导的信中说:遵泽民同志嘱,请你们口头传达关心老区建设的老同志,信中提出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分两类:一类是省里帮助解决,一类是中央有关部门办理。此后,经过福建广东两省老区人民3年的艰苦奋斗,龙梅铁路终于建成通车了。
1997年8月,根据叶飞将军、杨成武将军提议,熊兆仁等57位曾在中央苏区战斗、生活过的老红军、老将军、老干部联名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建设赣龙(赣州——龙岩)铁路。此建议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赣龙铁路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赣龙铁路从京九线赣州东区段站引出,经江西省于都县、瑞金市、福建省长汀县、连城县、上杭、新罗区,至赣龙铁路龙岩站接轨,新建线路全长290.1公里,这条连接大京九、贯穿赣南闽西的交通干线,凝聚了老区人民的世纪梦想,是老区人民的创业路、致富路、幸福路。自2001年12月7日动工兴建至今,已按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即将竣工通车。
上杭紫金山金矿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型金矿之一,经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和福建省委、省政府批准,上杭县从1992年开始白手起家,开采金矿,经5年多艰苦创业,成立了紫金业矿集团总公司。至1998年6月,已拥有总资产1.4亿元,净资产5000万元,高中级工程技术人员200多人,为大规模开发紫金山金矿、铜矿积累了资金,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97年,该公司创利润2000多万元,评为龙岩市环保先进单位。
岂料,平稳发展的紫金矿业却横遭“折腾”。1998年春,福建省个别行政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未经中央批准,以种种借口擅自与外商签订了无效合同,使中方利益损害而引发金矿产权之争,迫使该公司停止开采,造成每天至少损失5万元和减少矿石产量1万吨。这样,上杭老区县、贫困县不但一年失去数千万元利润收入,而且要背上借款利息和工人工资1200万元的损失。一个贫困县是经不起这样折腾的。
1998年6月至7月间,熊兆仁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到龙岩进行了20多天的调研。离开龙岩返榕的前一天,该公司总经理陈景河到闽西宾馆找到熊兆仁,反映了上述情况。熊兆仁说:“让我回福州以后找有关部门了解一下情况,再同一些同志研究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
回到福州后,熊兆仁找到福建省金矿公司经理和太平洋公司(负责引进外资)经理,问他们某外商的注册资金有无到位。他们都说,一直没有到位。熊兆仁说:“资金不到位,过期作废。”
7月20日,熊兆仁和伍洪祥、王直、李德安、阮文炳、温附山等几位老同志联合写信给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省长贺国强,汇报紫金矿业集团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几点意见,建议理顺关系,走股份制开发道路,加快紫金山矿业的开发速度。老同志伍洪祥签名时还加了批语:“自己有能力开采,而且开采得很好,为什么要让外商开采?这是爱国主义吗?我坚决反对。”老同志温附山签字时也加批语:“对老区事业如此对待,令人发指,希望省里严肃处理。”
陈明义、贺国强阅信后批示:“按老同志的意见办。”
紫金矿业生产从此走上正轨,至1999年,成为全国有名的效益型特大型黄金矿山企业,2000年冬,发展为福建省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经济效益连年攀升,成了全国黄金行业的一匹“黑马”。
还是在1998年8月7日,即“紫金风波”平息之后,熊兆仁特地到紫金山矿区考察,并欣然为《紫金矿业报》题字:“紫金矿业,稳坐金山”。
种桑养蚕是一项投资省、见效快、效益高的养殖业。老区、革命基点村山地多,可大量开发利用,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就会很快产生经济效益。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熊兆仁决定先把闽西作为种桑养蚕的试点。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1989年夏天,他带领福建省老区办、省蚕桑研究所、省丝绸联合公司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到6个乡镇进行实地考察,信心大增,感到闽西发展蚕桑生产前景广阔。在他的主持下,考察组向省政府写出了可行性报告。省政府同意了。从此种桑养蚕活动逐步从闽西走向了全省老区。
为了解决蚕桑种子和养殖技术问题,熊兆仁又带领有关人员到外地学习取经,其中到广东翁源县的考察是他暮年经受的又一次严峻考验。这天下午出发后,天下起了小雨,汽车在泥泞的山路上不时打滑。雨越下越大,山路越发难走,前面还要翻越一座千米以上的高山,公路上尽是烂泥巴,两边被汽车压出了两道深坑,越野车都很难通过。当汽车行驶到山顶时,再也无法前进了。此时是凌晨1点钟。原来预计当晚7点以前可以到达目的地,现在却只走了一半路程。饥饿、黑暗、寒风一齐袭来。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无法与外界联系,大家只好在车上静静地等着。天刚蒙蒙亮他们冒雨又出发了,直到达翁源县城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的笑了:人人都一身汗水一身泥,斑斑驳驳,像穿了迷彩服似的。
改革开放以后,老区的群众深谙“要想富,先修路;要想变,先通电;要想饱,先有水”的道理。熊兆仁从调查中发现,老区、基点村多数仍然是“五不通”的地方,本地的资源出不来,外地的资源进不去,严重阻碍了发展。帮助老区实现“五通”,是个十分紧迫的任务。熊兆仁的做法是,每一项工程都作细致调查,因地制宜,搞好试点,逐步推广。例如通路问题,他们就在永定县的西溪乡进行村村通路的试点,不到半年工夫,山区公路建成了,村村通了路,结束了某些村庄不能进汽车、拖拉机的历史。又如通电问题,熊兆仁到平和县一个电机厂考察时,发现该厂生产了一批只有5千瓦的微型发电机,就问他们:“这么小的发电机有什么用啊?”他们回答说,这种发电机是微型水电站用的,小小的山坑水也可以发电。熊兆仁又问:“5千瓦的发电机能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回答,1个小时可以加工一二担大米。后来经过专家测算,确实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从平和县调查研究之后,熊兆仁受到很大启发,推广了平和县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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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年多的艰苦奋斗,全省老区实现了“五通”工程,经济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
熊兆仁离休已经20年,他和战友们呕心沥血,促成了一系列“项目”建设,对老区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请看:
修建龙梅铁路、修建棉花滩水电站、开发紫金山金铜矿、建立种桑养蚕业基地、实现“五通”工程、建成“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和“闽西革命烈士纪念馆”、又一条新的赣(州)龙(岩)铁路即将竣工……如今,在老区的崇山峻岭、山寮村寨中仍然活跃着熊兆仁不倦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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