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4年05期，作者：吴精通，原题：《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不辱使命》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度在党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统一，给党的各项工作造成一定损失。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遭到毛泽东等的坚决抵制，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当时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他为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党克服、消除王明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统一全党步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肩负使命去共产国际

　　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基础上的全国团结统一，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不要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

　　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的任务。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表示，鉴于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担心刚刚经历残酷内战的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10月10日，共产国际又一次讨论中国问题，会上通过了专门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八点要求，并决定派王明等人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工作。11月29日，王明等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王明一到延安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新政策，研究当前工作。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央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国民党阵营中有左、中、右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

　　会上，毛泽东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正面阐述，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解释。指出：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是对的，强调独立自主也是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也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使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同志根据王明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对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这使得王明的错误观点在会上占了上风，但因毛泽东等的坚持，王明的错误观点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视自己为党的中心。1937年12月下旬，王明去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在武汉不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擅自发表与中央书记处相左的言论，甚至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王明在长江局内颐指气使，也不尊重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继续推行右倾错误路线。王明这些无视党的组织纪律的行为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和忧虑。

　　为统一思想，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再次提出右的主张。他迎合国民党提出"只要一个军队、统一军令"的要求，主张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不赞成党独立自主地发展、扩大抗日斗争的方针。军事上，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提出实行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为避免矛盾激化，毛泽东会上没有反驳王明的错误观点，侧重讲了军事上的战略方针，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不断壮大自己力量；要在抗日斗争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分割指挥，各自为战，更便于发展。

　　张闻天、任弼时也先后发言赞同毛泽东"大力发展党的力量，放手发动民众，创造各个根据地，在抗战中壮大自己"的正确主张。

　　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金字招牌",会上路线分歧难以形成统一认识。为解决好党的路线分歧，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形势和党的工作情况，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援助。

　　1938年3月初，任弼时在党内路线分歧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肩负着汇报中央工作，争取共产国际支持，解决党内路线分歧的重大使命，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行程。

　　不辱使命获国际支持

　　1938年4月上旬，任弼时抵达莫斯科，他马上写了一个报告，汇报党的工作情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详细而全面的口头说明。他对国共重新合作的特点、困难与阻碍，共产党的方针和任务，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作了认真的阐述。在说到党的建设时，任弼时着重谈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在带领党和红军走出困境过程中所作的巨大贡献，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

　　任弼时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使共产国际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

　　当时，世界各国的兄弟党对中国抗战很关心，也急于了解中国的国内形势，纷纷邀请任弼时去作报告。任弼时总是不辞辛劳地去各国代表团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中国革命斗争的情况。听了任弼时的介绍，一些兄弟党代表团才知道，在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先夺取城市，而是先占领广大农村。对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很感兴趣，觉得很新鲜，觉得毛泽东了不起。

　　当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询问王明回国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是否与毛泽东处不好关系等情况时，任弼时如实汇报了王明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新政策的旗号，主张右倾错误观点，指责中央政策方针，仗着共产国际执委的身份，凌驾于中央之上，不尊重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造成党内路线分歧等情况。得知王明回国的所作所为，季米特洛夫感到吃惊。

　　季米特洛夫说：王明回国前，我曾告诫他，你是共产国际的候补书记，但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不要以共产国际的身份出现；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国内的领导同志，不要去争当领袖。季米特洛夫指出：保持中共党领导核心的团结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任弼时所提交的报告作出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世界各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和一切热烈拥护和平与民主的人士，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这一决议非常重要，它为后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认清、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决议来之不易，凝聚了任弼时的心血。

　　期间，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求援信，指出中共党的工作部门经费匮乏，缺医少药，十分困难；有大批人员急需救助，一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的近4000名政治犯，健康状况极差，需要治疗和营养；二是数千因伤致残的红军人员；三是大批烈士遗属和失去生存条件的红军家属。任弼时要求为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党援助。不久，季米特洛夫答复：武器援助需苏联政府决定，共产国际从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援助中国共产党。

　　同年7月，王稼祥提出回国内工作，任弼时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和任弼时，他非常关注中共中央内部的团结问题，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及领袖人选谈了几点意见，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要求王稼祥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他的意见带回国内，转告中共中央。

　　1938年8月初，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决议、意见和经济援助回到延安。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摘掉了王明头上的光环，使与会者认清了王明的错误观点。随后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

　　宣传教育消除王明影响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消息传来，任弼时非常高兴，立即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情况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转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久共产国际转发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并配发介绍毛泽东生平的传记。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始终与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保持一致，为宣传中央正确路线，消除王明错误路线，做了大量的工作。

　　任弼时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经常为《共产国际》、《真理报》、《红星报》撰写文章，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抗战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增进了世界各国兄弟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他还注重对我党重要文献的翻译出版工作，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发表，就组织人员翻译成外文，出版单行本。经中央同意，任弼时领导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翻译出版。

　　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以党的领袖自居，为抬高自己，培植宗派势力，他把当时在苏联的一部分青年和儿童组织起来，成立列宁学校、少年学校和国际儿童院，大搞对自己的崇拜，悬挂自己的画像。任弼时发现这一情况后，派人去这些单位进行学习整顿，撤掉王明的画像，组织有关人员学习中央路线政策。他还抽时间去作报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介绍国内的抗日斗争形势，鼓励学员好好学习，将来为中国革命作贡献。后来安排部分学员回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当时，有许多党的中级以上干部在苏联养病，任弼时也注重对他们的关心和管理。他将这些干部集中起来成立党支部，集中学习政治、军事，使他们在养病的同时提高自身的素质。任弼时将这些干部编为政治学习班和军事学习班，亲自过问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并请联共中央派教授来上课。他自己也常到学习班作报告，讲解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国内抗日斗争情况，使这些干部能紧跟国内斗争形势。这些同志回国后，成为我党重要的政治、军事干部。任弼时还解放了一批蒙冤干部。由于王明大搞宗派主义，我党派出学习的许多干部在苏联受到怀疑、不信任，被下放劳动。任弼时对这些同志逐一调查核实，并向共产国际和联共反映，把他们解放出来，派回国内工作。

　　1939年9月，周恩来右臂骨折，到莫斯科治疗。任弼时非常重视，及时与苏联政府联系，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就医，并将周恩来来苏治病的情况通报共产国际。1940年1月下旬，周恩来伤情好转后，任弼时请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详细报告，具体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军队的工作情况。随后，任弼时、周恩来同共产国际干部处一道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状况；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和人事安排问题同共产国际领导人进行了磋商。

　　1940年3月中旬，任弼时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同周恩来、蔡畅等一道回延安中共中央工作，筹备召开中共七大，不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