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切实地付诸具体实施，使我国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还极大地推动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作为一个曾在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分管过对外开放工作的“过来人”，面对我国对外开放的丰硕成果和蓬勃发展的势头，我深深怀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他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倡导者、策划者和推进者。从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对外开放的每项关键举措的推出，每一重大步伐的迈进，都是小平同志殚精竭虑、雄腕运筹的结果。

　　“大政策”的提出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五六十年代，小平同志就很注重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为发展我国对外经济交往进行艰苦开拓。他曾力主从国外引进化纤生产技术装备，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文革”动乱后期，他复出工作，围绕着所谓“风庆轮事件”，对“四人帮”乱扣“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帽子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１９７５年，他主持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期间，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把扩大进出口、引进先进技术作为一项大政策。这桩事是从“整顿”发展而来的。

　　那年年初，小平同志一上手，就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能，针对“文革”造成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陆续对各方面的工作大张旗鼓进行整顿。整顿，实际上是对“文革”的抵制和纠正，而且其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整顿先从国民经济大动脉——铁路运输开始。记得是在２月中旬，四届全国人大产生的国务院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我们一些人先到，主持会议的小平同志进来，边走边愤慨地说，铁路问题太严重，不抓不行了。他坐下后，大家便纷纷反映徐州等几个铁路局严重阻塞，影响津浦、京广几条大干线运输的紧迫情况。经过一番讨论，小平同志拍板：立即进行整顿，迅速扭转局面，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创造条件。我当时负责分管工业交通，被指定组织起草文件，准备召开会议，进行部署。由此，我在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先后抓了铁路、钢铁、煤炭等工交部门的整顿。

　　整顿一抓，很见成效（“整顿”是另外一篇大文章，本文不能更多涉及）。到了６月中旬，铁路做到“四通八达，安全正点”，钢铁生产达到完成年计划要求的日产水平。这时，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由李先念同志召开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总结整顿工作经验，系统研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我被指定组织国家计委综合讨论意见，起草题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边讨论，边撰写，到８月中旬，拿出一份草稿。共有１４条，包括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工作总纲；加强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派性；重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生产指挥调度；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积极挖潜、革新，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基本建设分清轻重缓急，打歼灭战；坚持按劳分配，改善职工生活等。这份草稿突出纠“左”治乱的主题精神，尖锐地写道：“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头头争权夺利，搞山头、搞分裂、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党的好干部、把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打下去”，“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宁”，“要坚决向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小平同志很关心此事，多次听取汇报，并审阅了这份草稿，基本肯定了它的内容。８月１８日，他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其中就有：要扩大进出口，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强调说这是一项大政策。这一重要意见，在今天看来当然顺理成章，不言而喻，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是难以提出的。
　　按照他的这一指示，我们对文稿进行了认真地修改和补充，由１４条改为２０条（因而简称“工业二十条”），准备提交当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后，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下达执行。我还会同有关负责同志和冶金专家进行了认真研究，设想在沿海某个港口城市，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建设一个主要“吃”进口矿石的大钢铁厂。后来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兴建，即由此肇始。

　　正当我们兴致勃勃讨论如何贯彻小平同志指示和“工业二十条”时，当年第四季度，发生了大家周知的政治形势急剧逆转，整顿工作被迫中断，“工业二十条”被“四人帮”一伙诬为“反党大毒草”遭到攻击和“批判”。但是，整顿赢得党心、民心，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大政策”的提出，把对外贸易、技术引进这一原被视为一般经济事务的工作，提到了国家经济建设战略方针的高度，在干部中起到深刻的启迪作用，为８０年代实行对外开放作了思想准备。
　　“关起门搞建设是不行的”

　　粉碎“四人帮”后的翌年夏季，小平同志在万众翘首企盼中，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他面对１０年“文革”浩劫造成严重局势，在千头万绪中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致力于把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由因循成规转向改革，由封闭半封闭转向开放。

　　对于那些一时未能实施的“大政策”，小平同志旧话新提，作“大文章”。他广泛深入地向各方面的干部和专家学者、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宣讲：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吃了闭关自守的苦头；建国以后主要是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但６０年代也有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的问题；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能成功，现在“有了比过去好得多的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１９７８年５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让我带领一个包括６位省部级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出访前，他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我们出访的汇报，指示我们：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当时我理解，小平同志对于实行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决心已经下定，他正在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我深感这次带团出国考察责任重大，因此出去之后一直“马不停蹄”，从５月２日到６月６日１个多月内走了上述５国的１５个城市，会见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尽量多收集资料信息，多思考研究问题。

　　回国后，６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同志专门开会听我的汇报。我着重讲了３点：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二、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三、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我发言过后，展开了热烈讨论。叶帅、聂帅和先念同志都说，外边的情况，谷牧这次出去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
　　这次汇报后，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出访情况，他讲了一番话，中心意思是：一、引进这件事要做；二、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要尽快争取时间。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指示，７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我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５国的情况，并敞开思想讲了我的想法和意见。这次务虚会持续了２个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３０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成功经验，就如何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问题，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深入进行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些意见又多次进行讨论，最后体现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中。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由此被郑重确立。
　　“还是办特区好”

　　如何具体实施这项基本国策，从哪里起步，这在当时还很是个问题。不仅因为我们国家地域大，发展不平衡，情况各不相同，而且因为人们的认识和管理体制上也存在着要加以逐步解决的问题。是小平同志倡议举办经济特区，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迈出了突破性的第一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以后，人们解放思想，冲破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和旧框框的束缚，把眼光投向世界，认真观察和分析国外经济发展，深入研究加速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问题。当时世界上有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５００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有效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这种经验启示人们思考：我国沿海某些地区，是否可以借鉴采用。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根据本省邻近港澳，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对外经济交往历史悠久，祖居于粤的海外的华侨和华人为数众多等特点，对举办出口加工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并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致意见。

　　１９７９年４月，在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要我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从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１日到６月５日，我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反复研究，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粤、闽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订了如下几项重要措施：一、在中央领导下实行经济计划以省为主来安排和实施，省内的企事业单位除铁路、邮电、银行、民航、国防军工以外，全部下放给省管理；二、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授予两省较多的机动权；三、财政实行大包干，把新增的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增强地方自筹建设资金的能力；四、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举办出口特区（翌年改名为“经济特区”），吸收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帮助他们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６月中下旬，中央、国务院就我的汇报和两省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于７月１５日以中发［１９７９］５０号文件批转了广东、福建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批准举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４个经济特区。

　　这项重大举措的出台，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启动了通过改革实行开放的进程。在中央发出５０号文件的７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经过深入调研，用了近半年时间制订的第一部利用外商投资的法律。据此，当年批准丁兴办６家—中外合资企业。９月，我奉命访日商谈借用“日本海外协力基金”。经过一番交涉，年底签订了第一笔为数５００亿日元的贷款的协议，从而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禁锢。利用外资、侨资兴建旅游饭店，发展国际旅游事业的问题也接着提上了日程。外贸体制改革，也由广东、福建两省自营若干商品进出口业务开始起步，还同一些国家签订了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的风险合同。对外开放由充分的议论决策，进入了在许多方面组织实施的阶段。
　　“不是收，而是放”

　　正如小平同志后来所讲：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尤其对兴办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此先例。它是一项重要的创举和试验。因之，一些人对此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比如“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１９８２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经过一再深入思考，我认为，实行对外开放已经被列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决策；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明令组织实施的大事。这些都没有变，更没有哪位中央主要领导说事情办错了。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对于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存有戒心；我们党有着长期“左”的影响，对特区和开放有疑虑和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许多议论不符合实际。比如旧中国上海租界的产生，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我仍然要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把兴办特区和对外开放推向前进。

　　本着这种精神，１９８２年第二、三季度，我花了较大功夫对经济特区问题进行调研，到广东、福建实地考察，在北京召集有关干部和专家座谈，而后向中央报送《关于兴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１１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进行了多次讨论，１２月下旬以中发［１９８２］５０号文件批发了根据《汇报提纲》整理的《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重申举办经济特区的重要意义，强调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实行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措施，要“力求使特区办好”。

　　１９８３年４月，我受国务院委托，同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和有关部门共同调研，报请中央、国务院批发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中发［１９８３］１１号），规定海南岛比照实行特区的政策，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要求海南行政区结合实际，改革体制，发展联合，把经济搞上去。１１月，我又前往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总结那里实行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改革经济管工作，加强对外经济合作，使地区生产建设面貌迅速改观的经验。我写了一份报告，中央领导同志很表赞同，并予以转发。
　　在对外开放艰苦行进之时，小平同志亲自出马了。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２日到２月１６日，他先后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到广州，他就说，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么样了。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此行，通过对深圳、珠海、厦门３个特区的题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回到北京后，就对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于３月下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１４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小平同志接见这个座谈会的到会同志时，对我一再叮嘱：搞好对外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功夫训练干部。５月４日，中央、国务院以中发［１９８４］１３号文件，批发了这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中央批示明确指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经济管理自主权。“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还具体指派我“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

　　小平同志这次南方视察回京后发表的重要谈话和中央发出的１３号文件，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是放不是收”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划上了句号，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春天”。让工业较有基础，科教水平较高，对外交通较为方便的沿海１４个城市，跨上对外开放的骏马奔向世界，加强了改革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科技进步以振兴经济的力度。这是我国开放迈出的空前的一大步，对于广泛深入地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也起了重要作用。我记得，当年１０月小平在一个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曾风趣地说，他１９８４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桩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间题，另—桩就是开放１４个沿海城市。
　　“再加上闽南‘三角洲’”

　　到了１９８４年年底，根据沿海１４个城市开放的进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研究进一步扩展沿海开放地区。即把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比照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以扩大出口贸易为导向，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参与酝酿决策的领导同志认为，这两个地区有较好的工业加工技术基础，乡镇企业发达，农业商品率高，实行开放后，加上扩展外贸、利用外资的牵动，将会促进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先行富庶起来，成为沿海开放城市依托的坚强腹地。这样做十分有利可行。从这两个三角洲取得经验后，可在适当时机扩大到北方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在研究此事的过程中，１９８５年１月４日，应小平同志之召，我前往汇报。我先向他讲了１４个沿海城市开放８个多月来的主要进展情况，小平同志听了之后说，看起来大有希望。接着又谈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开放问题，他说，这很好嘛！沿海连成一片了。这时，我把在国务院讨论时我提的一项建议，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即把条件与上述两个三角洲大致差不多的福建南部的厦门、漳州、泉州一带的沿海市、县也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我说，这既有利于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加强对台工作。小平同志说：好嘛！再加上闽南“三角洲”！在这次汇报中，小平同志还对培训人才、老企业技术改造、发展对台贸易、宁波要加强海外“宁波帮”工作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开放珠江、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这件事，中央、国务院让我组织有关部门和地区拟订具体政策措施，进行部署和贯彻。我于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４日到，１６日，先约请有关地区一些熟悉情况、有政策水平和思考能力的同志，开了小型调查会，共同理出了政策构架，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了汇报，得到赞同。１月２５日至３１日，受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我在北京召开珠江、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经过讨论，形成了《会议纪要》。２月１８日，中央、国务院以中发［１９８５］３号文件批发全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又产生了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个新的开放层次，有５９个市、县纳入了这一序列。

　　从１９８４年初小平同志建议开放沿海１４个城市，到１９８５年初小平同志支持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我国的对外开放在沿海从南到北次第铺开，初步形成从东到西有重点、多层次、梯度推进的格局。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之后第二次推出的重大举措。十几年来的成功实践，对这样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已经作了确凿的证明。
　　“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在小平同志１９８４年视察特区和沿海实行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全党对兴办特区的共识显著增强，经济特区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但是，前进中总会有新问题产生。主要是特区基建规模铺得过大。非生产项目多，产品出口增长慢，外汇支出大于收入；特别是有的特区热衷于成为商贸、金融中心，对以工业为主、出口为主的方针贯彻不力。本来小平同志１９８４年初谈话中，已经要求特区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和“开放的基地”。特区的发展方向，已经指明了。可是人们的认识，总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小平同志的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并没有真正领会，执行不力。殊不知不发展采用先进技术的工业，引进的技术、管理、知识就缺少实践的载体：产品不大批出口，哪能成为“开放的基地”。

　　１９８５年春节，我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要求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加强管理，注重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我提出：新的一年里，我们在这个方面要认真地“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可是会议开过后，效果并不显著。一些同志还是在这个问题面前踌躇不前。

　　信息传到小平同志那里，他针对那些有关特区发展方针的模糊认识，强调指出：“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不过，听说这方面有了一点进步。”为了提醒人们谦逊扎实地做好工作，小平同志还说：“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在特区发展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再次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力量。

　　根据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我进一步采取了工作措施，包括多方面做工作，与一些负责同志增强共识；组织中央各工业部门在深圳办的企业，率先抓产品质量，开拓外销渠道；召开特区外向型工业座谈会，总结经验，树立典型等等。１９８６年元旦，我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明确提出：特区工作要从前几年搞建设、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特区产业结构以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业为主，工业投资以利用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搞活企业、搞活经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到１９９０年，争取工业制成品６０％以上外销，做到外汇平衡，并有节余。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１９８７年春节后，２月份我又在深圳召开会议进行检查总结。这次会议特别提出，特区的改革包括搞活企业、完善市场体系和改进经济管理等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步伐。要求按照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在加强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特区的经济运作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国务院又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

　　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和国务院的一再部署，使各经济特区摆正了前进方向，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轨道上迈开坚实步伐。到１９９０年底，实现了原定目标。当年与１９８５年相比，工业产值翻了一番，外贸出口翻了两番半，并且做到出口创汇大于进口用汇。在此基础上，进入９０年代继续大步前进。现在，特区不但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断提高科技水平的排头兵，而且成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一马当先，创造了许多经验（尤其是深圳特区）。在全国日益明显地发挥着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在看到经济特区今天的令人瞩目的成果时，我们应牢牢记住：是小平同志为兴办特区拍的板，是小平同志给特区发展定的向。

　　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开发，为小平同志所深切关心。１９８４年２月，他就说过，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海南岛从１９８３年实行以开放促开发的方针以后，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起色。但是，它是个行政区，属于广东省，下面有个黎族、苗族自治州，州下面又有县，行政层次繁多，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理顺，同时开放的力度也不够，需要加大。１９８６年底前后，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多次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１９８７年４月，香港有几位华商巨子提出建议：将海南岛辟为特别行政区，采取自由港的办法管理，由港商投资开发。国务院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模式，缺乏可行性，责成我进一步研究提出新方案。５月，我专程前往广东，与有关同志共同商讨。大家也认为，香港几位人士所提办法，一是国内难以接受，二是海南经济技术底子薄，基础设施不健全，也不具备办自由港的条件、而比较赞成国务院几位领导同志酝酿过的意见，即将海南岛及所辖南海诸岛从广东划出，单独建省，省直接领导县，撤销自治州，设立若干个民族自治县；将整个海南岛办成经济特区；赋予更加开放的政策、更多的经济自主管理权限。我根据这个思路，写成报告，送请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指示。小平同志表示完全赞同。６月１２日；他对来访的一位外国贵宾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他还高兴地说：“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事情很快就这样敲定下来。遵照国务院的指示，我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海南建省筹备组，共同研究即将建立的海南经济特区怎样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更加放开一些，并由国务院特区办公室联系、协调、综合、起草有关文件。经过几个月的准备，１２月上旬在海口召开有国务院１６个部委办局、海南建省筹备组及新华社香港分社、中银集团负责人员参加的会议，深入讨论有关的政策和体制，集中意见，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审批。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３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海南建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随后，国务院先后发出两个政策性文件，一个主要是对外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公开见报：另一个是有关海南的建设方针任务、处理上下左右权责事务的有关规定，其中特别要求海南经济特区致力于建立主要是市场调节的新体制框架，逐步形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下达执行。从此，海南岛揭开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篇章。１０年过去，现已旧貌换新容了。
　　沿海地区扩大开放“事关大局”

　　与筹备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差不多同时，１９８７年下半年，中央、国务院还研究，要在对外开放上迈出新的大步。这就是按照１９８５年初小平同志明确表示过给予支持的那个思路，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到长江以北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和其他沿海地区，赋予沿海开放地区（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其所辖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大的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任务。在１９８８年初，形成了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提出，沿海地区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机遇，发挥劳务费用低、加工技术较高、对外交通便利的优势，开展加工出口贸易，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有效地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商的资金、技术、信息和销售网络，加快经济发展。同时，也可给中西部让出部分原材料和市场，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３日小平同志对报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要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他还强调，沿海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根据小平同志的批示精神，我让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会商有关部门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报请国务院审定下发；经我组织人征求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意见，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沿海２３４个市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至此，沿海开放地区扩大到２９３个市县、４２．６万平方公里，共计２．２亿人口。

　　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研究制定沿海地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我根据上述小平同志批示的精神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在会上作了报告。我说，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国际交换和竞争，提高企业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逐步把部分原材料和市场让给内地，把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经济信息转移给内地，不但可以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将带动中西部经济的振兴，从而为全国共同富裕开辟道路。这是对过去沿海地区实行开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今后沿海地区扩大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贯彻得好，本世纪达到小康，下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就有希望。否则，将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小平同志要求我们放胆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是语重心长的。我们必须带着强烈的责任感，以事在必成的决心，去贯彻实施。上海、天津等大中工业城市和经济特区要走在前头。我要求这些地方认真研究和实行：在提高轻纺等传统出口商品质量档次的同时，要扩大机电产品出口；在加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工作中，要增强科技自我开发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吸收外商投资中，要注重与国外大公司发展合作；在加速本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合。我特别强调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要同时并举，相互促进，要培育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改进行政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由于我即将由国务院工作岗位上退居二线，我在结束报告时，特意说到：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领导下逐步开展扎实前进的。在已有的实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将会变成生动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并且会下定决心去创造这个未来。沿海地区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没有辜负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经过１０年奋斗，基础设施建设、工农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吸收利用外资、各种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现在都面貌一新，正在快步进入小康，向建成工农结合、城乡一体、现代化、开放式的文明富庶的新天地迈进。

　　在沿海地区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小平同志又把他指导、推进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到上海。在他的倡议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和实行了开发开放浦东新区，重振上海雄风的决策。特别是１９９２年春，他第二次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谈话，推动了长江沿岸港口工业城市和内地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以及沿内陆边境若干城镇的开放，使全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永恒的思念我国２０年来对外开放能够开创出今天这样的生机勃发的局面，有诸多因素，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而我认为，最关紧要的一条，就是依靠小平同志的真知灼见、果敢决断、精心指导和大力推动。

　　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实际以及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这三者结合起来，经过深思熟虑，推动中央郑重确立和成功实施了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解决了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和如何实行对外开放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不但是对长期“左”的倾向的一种纠正，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老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外经济工作方针、政策和经验的飞跃性的新发展。

　　小平同志是在促进发展的高度上指导开放的。从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到推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从开放沿海城市到形成我国全方位的开放布局，他指明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实施开放的路子。这符合当代国际经济贸易运作的需要，也符合我国经济从东到西逐步振兴繁荣的客观趋势。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来看，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走向全国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小平同志十分注重开放与改革的结合。他说过，开放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改革，要求改革与开放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在他的指导下，中央、国务院推出的每项开放重大举措，都含有丰富的改革内容，都是深刻的改革课题，结果都有力地推动了改革，使之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前进；改革的深化又为扩大开放创造了条件。开放的先行重点城市和地区，同时也是改革的先行和重点。不但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方面取得卓著实绩，而且在改革经济体制上走在前面，创造经验，带动全国。经济特区如此，上海等开放城市也是如此。

　　小平同志在指导、推动开放中，坚持依靠群众，尊重实践，每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他总是高瞻远瞩，深刻剖析，阐明事理，循循善诱，统一认识。每当对外开放中的新生事物被一些人不理解、有疑虑的时候，他总是以革命胆略和果敢风格，力排非议，给以支持，在对外开放发展中，他总是慧眼独具，提出重大得力举措，给以推动。他坚持改革开放“不搞争论”，抓紧时间，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十分珍惜、尊重群众在开放实践中的创造精神，同时又给以明确的指导。

　　小平同志对我国的对外开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分法，强调“两手抓”。他谆谆教导我们：我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必须落实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以三个“有利于”为准绳；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必须严格防止和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腐朽的思想及生活方式；搞好开放、搞活经济，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四有”新人，严厉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的泛起。他特别强调关键在于我们的工作，在于我们的干部，必须建立一支由党性强、政策水平高、有开拓能力、懂得对外经贸的领导干部和政治好、干劲大、精通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法律和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组成的宏大干部队伍。他的这些教导，是我国对外开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奋斗了一生，建立了不朽功勋，给后人留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份最宝贵的遗产。他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实践，则是他创立的这一光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和今后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定要奉为恪守的圭臬，当作工作的指南。在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当中，应当认真地学习它、研究它、运用它、进一步发展它。要把小平同志倡导、指引、推动的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取得新丰收，以纪念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作者：谷牧  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