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泽东思考和实践先进文化的意义及得失

    1、推进文化转型的五个贡献

    经过苏区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和改造，进而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来龙”、“格局”和“去脉”的构想和实施，典型地体现了五四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先进文化的探索历程和前进轨迹。通过这一轨迹的疏理，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对毛泽东的文化探索的价值和意义，作一些判断。

　　判断的参照系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有一种宏观的视野，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所作出的选择和创造，怎样推进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化的转型。

　　所谓文化转型，就是真正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为中国文化铸就起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其演变方式有两个特点异常鲜明。第一个，是学术界常常谈到的，其终极价值“是在‘过去’，人们只有回头看，才能找到自己的‘家’。而‘路’，便是把现实的生活向遥远古代的回归的反思过程。所以，可以说中国文化按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来看，是一种‘趋古文化’”。[1]我觉得这个比喻是很有意思的。据此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所谓创新，为什么常常是在引经据典中，表现为对古代典籍和历史故事作出符合自己愿望的尽量圆满的解释和发挥。直到近代的康有为，也要写出《孔子改制考》这样的书来为其变法维新张目。这种“早已有之”的文化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托古改制”的文化变迁模式。

　　与这一变迁模式相关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传统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高度隔离，并始终以前者为主流，为价值核心，从而使文化流变总是在士大夫范围内精雕细琢，逡巡往复，缺少开阔而鲜活的精神资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树立崭新的价值核心显得格外艰难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常常在某些吸收、整合后，很少发生革命性的突破和转变的一个原因。儒家思想经不断地解释，历两千多年而不衰；一代一代的农民起义，不是被镇压，就是走向封建王朝的旧路，便是明证。

　　打破这种文化发展模式，是近代以来民族危亡迫在眼前后才不得不开始的。经历80年的探索，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现了质的飞跃。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辉煌起点，知识分子们在这个起点作出的诸多新的选择，开辟了中国新型文化发展的广阔空间。而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选择，在同其他选择的比较和竞争中，由于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终蔚为大观，在规模浩大的文化整合中，实现了历史性的文化转型。

　　毛泽东的文化探索，典型地浓缩了这一文化转型的内涵和成果。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灵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思想路线和哲学上的世界观的命题，当然，它还是一个文化命题。正是在围绕这一命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先进分子自己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制定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来整合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和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文化转型的灵魂。这一灵魂释放出来的最根本的能量，就是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即毛泽东说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正是在有了主动精神之后，使中国社会追逐和创造先进文化获得了科学思维和心理动力，体现出求实和创新的民族精神的新气象，从而才有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和后来的中国特色的改革理论和实践，最终，在中国构建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思想文化体系。此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转变，还为在政治层面上解决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关系树立了典范。

　　第二，通过牢牢地树立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改变了中国传统“早已有之”的文化思维方式和“托古改制”的文化变迁模式。

　　在理论认识上承认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在实践创造中，就必然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面对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现状。反映了新的经济和政治需要的文化，就是把握住和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能够把握并自觉地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会努力去廓清人们“往后看”的思维方式，扫除人们接受新生事物的思想障碍，树立一种“往前看”的文化精神。正是通过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在这些方面的种种努力，一种新的发展观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共识：无论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还是精神文明的创造，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不那么文明到高度文明的进步过程，而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是在与传统的习惯势力和落后陈腐观念的斗争中取得的。

　　第三，确立了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品格。文化转型不仅仅是思想意识领域，更不是理论口号上的事情，它不能离开经济基础(物质层面)和上层建筑(制度层面)的变化而单独实现，同时，还必须通过人的精神的提高和鼓舞来体现新型文化的先进性。

　　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实践中来推进文化转型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当时流行的众多主义和思潮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在此之前，他一度倾心的一些思潮，诸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就是因为“在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3]，就被他放弃了。这种以能否做得到，能否服务于实践的文化功能诉求，在毛泽东后来的探索中得到了更为透彻的阐述。他的名著《实践论》便宣称：“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倒是浓厚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精神。

　　五四以后，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深入展开，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明显地从价值层面(理论层面)向政治层面和社会改造层面延伸，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转变为“做”。正是在具体的“做”的探索中，毛泽东不仅常常从战略上提出一些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提出一些基本的文化理念，提出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时，也从宏观上把握着文化领域的现状，指导着现实文化运动的进行，还经常在微观上和人们探讨一些文化问题的细微末节，提出一些具体的文化观点。与此同时，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都特别看重文化建设对现实实践的促进作用，看重它对人们的精神面貌的鼓舞作用，一般不是就文化谈文化，就理论谈理论，从而避免了文化转型的形式主义“泡沫化”，进而使先进文化的建设总是体现着沉甸甸的历史含量。这些，都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转型，使先进文化呈现出应该具有的多样而具体的形态，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第四，毛泽东一生追求文化的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关系，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即雅与俗、上层与下层、尊与卑之间的樊篱。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建设不应该只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不应该只是个人的事情。他的理想是让文化建设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成为集体主义精神价值的载体。文化的创造和建设，无论思想品质还是形式风格，都以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指向。这一指向改变了中国传统中总是由少数人垄断文化的事实，改变了文化发展总是在小范围内整合往复的格局。这一指向，还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普遍得以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的文化大众化理想，在晚年尤甚，常常是溢于言表，甚至升华成了一种反复申明的文化观、文化史观。他给人们讲《西厢记》的故事，就说丫环红娘的学问要比尊贵的相国夫人强；在饱读诗书的张生无可奈何的时候，反而是普救寺里那位见义勇为的杂役僧惠明自愿杀出去送信才解了围，可见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因此，要破除迷信，不要怕权威，不要怕教授，最有文化创造力和发明智慧的，就是年轻人、贫贱者、被压迫者、文化低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因为他们“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4]面对现状和未来，毛泽东热切地呼吁：“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5]为此，1957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要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的社论。应该说，“工农知识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社会文化进步的一个必要的标志，但如果认为只有文化知识较少、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也就走向了极端，成为妨碍文化进步的一个可圈可点的误区了。

　　第五，根据中国文化转型的具体时空条件，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一些符合文化演变规律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也为今天倡导和创造先进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

　　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可以说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对五四以后在中国新文化方向问题上各种思潮流派之间长期争论所作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它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可是它的意义却不止是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而是远远超越了这个范围”。[6]1949年9月，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新中国的文化方向作了明确规定。在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中，也依然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毛泽东的文化探索成果并不只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其他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及推陈出新等等，都是今天依然要贯彻和发扬的文化方针和政策。但是，正像前面谈到的那样，有些好的方针政策被毛泽东提出后，在其晚年却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当中去。

　　2、留下三个迷误课题

    理论认知和实践操作的脱节，实践操作对理论认知的否定，应该说是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中的一个显著的缺陷。当然，就是在理论认知上，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和主观偏见的影响，毛泽东对一些重要问题也没有解决好，从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发展方面，留下了让后人遗憾的迷误课题。从宏观角度，我们可以理出以下三条。

　　第一，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不久，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探索实践，在思想理论形态上，开始陷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框架；在社会形态上，开始陷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框架；再往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估计上，又开始陷入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框架。

　　这些挥之不去的思维框架，限制了先进文化创造的诸多可能的空间，使先进文化的探索被逼进一条似乎总是布满险恶和危机的峡谷。于是，在毛泽东晚年，总觉得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意识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紧张的“文化突围”心态。“文化突围”往往就是“文化偏至”的前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便是如此，诸如“打倒孔家店”，扫除“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以及不看、至少少看传统书籍等等。就毛泽东晚年来说，在“文化突围”中，越来越承受更大、更紧迫的心理压力，这就是使他发动要从根本上解决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命运前途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成为可能。

　　第二，作为文化创造的主要力量的知识分子，是困扰毛泽东的文化探索并且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着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1949年10月11日，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邀请文化教育界人士商谈组织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时，便提出劳心、劳力者都是工人阶级，凡是靠工薪换取生活资料的都可以加入工会。根据这个提法，李立三10月30日在成立北京教育工会的会议上，也宣布：“凡是靠工资薪水作为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不管是体力劳动者也好或脑力劳动者也好，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并认为，不能以意识形态、世界观或政治态度为依据，来划分阶级。[7]但是，这种提法在中央正式文件里并没有出现。随着文化改造的进程，知识分子事实上被划入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范畴，由此，才有1956年中央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说法。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事实上又改变了这个论断。1958年3月，知识分子被划入“两个剥削阶级”之中，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62年初的广州会议期间，周恩来、陈毅等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提出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说法，但在中央还是引起了争论。据胡乔木回忆，当时，“党中央面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做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个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①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难以回避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事实”。在毛泽东看来，凡在新中国成立前进过学校读过书的人，接受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而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属于工农的知识分子，也就总是处于被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地位。他们在文化领域特别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成果，作为系统的理论形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事实上也处于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尴尬境地。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期望，也就转而过重地寄托到文化和知识水平相对较少的人的身上。诸如提出知识少的人打败知识多的人，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以及倡导过于重实践而轻知识的“教育革命”，废除高考制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由于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文化缺少必要的尊重，还使文化知识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受到比较普遍的怀疑，进而对知识分子产生不同程度的轻蔑和歧视心态。老报人徐铸成就回忆说：“我还记得1957年反右之初，当时的‘柯老’(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引者注)曾找我谈话，最精彩的一段话我牢牢记得。他说：知识分子的习性，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懒于深刻检查自己，问题成堆就难挽救；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8]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是被矮化，成为排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后面的“臭老九”，受到歧视。

　　第三，毛泽东晚年，在努力推进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主观上反传统、客观上却不自觉地具有回归传统的倾向这一深刻矛盾；在张扬反传统的文化氛围，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可能带来消极影响的时候，则没有能够解决好如何使人类的文化财富不至于失落的问题。这事实上是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选择上的两个悲剧性的内在冲突。

　　先说前一个冲突。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创造新型文化，是毛泽东文化心路的基本脉向。但是，作为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农民在价值情感上具有强烈共鸣，而又一心致力于最广泛地动员农民的政治家、革命家。要真正完成对传统文化和农民理想的超越和扬弃，无疑要比与资本主义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联系的近代知识分子要困难得多。这一局限使毛泽东的文化心路充满曲折。在文化观念上，毛泽东习惯于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地主文化和农民文化，或者是封建文化与民主文化。对于前者，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对于后者则肯定多于否定。一旦他把农民文化抽象地理解为受压迫者的文化，事实上就很难对这一文化中那些人们司空见惯而又蕴含着狭隘、落后的小生产意识的内容展开无情的批判。以粗线条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界定、评说文化，必然导致对地主文化与农民文化的共生关系的忽略，导致对农民文化所积淀的封建主义的毒素和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的估计不足。政治立场上对农民的同情与肯定，多少使毛泽东丧失了对农民文化落后性一面的警觉，小看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并使自己也不自觉地浸染其间。特别是在晚年，他执著于超越一切旧文化、创造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化，即纯粹的无产阶级化的新生事物，但想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则浸润着中外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空想主义色彩。具体做法上，如经济上粗陋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缺乏民主，意识上的现代迷信，在相当程度上也深深地刻着中国传统的印记。一个以超越传统为精神使命的文化先行者，最终受缚于传统而不自觉，这正是毛泽东的文化悲剧之所在。

　　再说第二个冲突。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并且在认识上始终没有退回去过。但是，在对待“已有的”文化形态上，他本人的选择和政策推行之间却有着明显的落差。他一生都比较注重对中国传统智慧的汲取和发挥，即使在倡导与传统“决裂”的晚年，他也坚持孜孜不倦地阅读古籍，并在决策中经常借用一些传统术语和概念进行思维和表达。如1958年，以东汉末年割据汉中的张鲁推行的五斗米道的做法，来提示人民公社体制的“社会主义作风”；70年代初，把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改造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提示在世界冷战格局背景下中国的战略选择，等等。可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实践中，他倡导得更多的却是批判多于利用。在对待西方文化成果上更是这样。对其中属于科学技术的大部分，吸收过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则往往贴上“资产阶级文化”的标签受到拒绝和批判。在一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甚至被渲染得比封建主义的东西更为可怕。他过于担心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的文化意识对中国施加不利影响。这种担心不断强化的结果，就是实际上搁置正确处理“已有的”文化和“应有的”文化的关系的科学原则，并在它们之间划出一道鸿沟，试图在“决裂”中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发展为“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横扫封、资、修”的“反文化”运动。

　　3、毛泽东以后：先进文化建设的拓展和创新

    在毛泽东以后，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沧桑巨变。

　　正像我们已经感受到的那样，毛泽东关于先进文化的探索，其贡献已遗惠于今天，其失误也警醒于当世。

　　在先进文化的前进过程中，常常有一些重要事件为它的发展开辟新的航道。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起点上爆发的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既为伟大的历史转折提供了一个精神前提，同时也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之后，又一个灿烂耀眼的历史契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也是先进文化得以发展的动力。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灵魂。在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事实上是三位一体的。正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上进行的新探索、新创造，在理论上形成的新认识、新概括，中国共产党对先进文化的理解和要求，对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方式和途径，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拓展和创新。

　　比如——(1)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总思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不仅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视为凝聚全国人民的重要力量，还把它确立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9]在理论政策上，明确了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

　　(2)根据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论述，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并突出强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3)把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定位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上面，从而要求文化精神产品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4)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在提出“依法治国”之后，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从而在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中，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做到“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把先进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规范”。[10]

　　(5)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确立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不仅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掌握文化知识比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与此相关，提出“科教兴国”战略，鲜明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作用。

　　(6)更大度、更宽容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智慧，改变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态度，并在理论上提出“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10](P，160)这就基本上廓清了在对待“已有的”文化资源问题上的错误理论。

　　(7)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加大了中西方文化的沟通、理解和互补，增强了中国人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参与意识，并确立了一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如人道主义，人权意识，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等。特别是改革的深化，极大地促进了全社会的人格精神和文化意识的现代化转变，增强了开拓创业意识、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等等。

　　(8)在贯彻“双百”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和“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样的文化政策，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造展示出更多的空间。同时，还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提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衡量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标准。

　　(9)以营造社会进步精神空间和丰富人民群众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为着眼点，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普遍展开。

　　(10)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的科技含量大大增加，文化载体、传播媒体日益多样化，符合世界潮流的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得到充分发展。

　　凡此等等，都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创造生机和发展天地。从这些变化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先进文化的建设思路和建设实践，要远比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开阔、更丰富、更具体、更现代了。发生这些变化，不是说“今是而昨非”，而恰恰表明，所谓先进文化，其天然的品质就是与时俱进，因此，探索者必需紧扣时代的脉搏来思考和实践。毛泽东那一代人如此，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当然，先进文化的内涵是不断发展的，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始终做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个需要永远探索的过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一切探索的目的，都是为了有利于“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10](P，157)这，便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