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起义及其前后 —

　　原编者按：陈奇涵同志原是江西军区司令员。这篇文字，是江西军区政治部根据陈奇涵口述的材料整理的。一九二七年陈奇涵同志在南昌从事革命工作，并曾担任朱总司令办的军官教育团参谋长职。文字中记录的史实，有许多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一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北伐军一部，在朱德、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吴玉章、恽代英诸同志领导下，于江西南昌，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八一”起义，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出卖人民利益的蒋介石”、“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坚决地举起了革命的红旗。
　　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进展得非常顺利。参加起义的部队，有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的一部，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叶挺同志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总共不到三万人。当时反动派的军队共有主个军，分布在江西各地：三军王均在吉安，九军金汉鼎在东乡，进贤一带，南昌城里只有六军之一部，力量很薄弱。从七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二点开始，不到三个钟头的时间，在南昌的反动军队全被消灭，并俘虏了一批反动军官。二日下午，在军民一致参加下，于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市民二、三万人，当时主席团除了贺龙、叶挺、恽代英等同志外，尚有李立三(工人代表)、邹努(学生代表)、萧国华(妇女代表)等同志，并以李立三为大会司仪。成立了包括周恩来、李立三、贺龙、恽代英等同志，以及宋庆龄、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人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其他徐特立、彭湃、聂荣臻等同志都担任了党务、宣传、农工运动、参谋团、政保处等各部门的工作。
　　大会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了，一支真能代表人民的军队——工农革命军的诞生，朱总司令被委为第九军副军长，实际上是当时军事负责人之一。
　　从此在中国有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军队，开始了以人民的政权和军队反对反革命的政权和军队的局面，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这一起义，由于行动迅速，转移太快，(周恩来同志七月二十日①到南昌，八月五日起义的部队就开始转移)，第一、当时江西城乡地方觉和地方群众摸不清头脑，没有取得他们的配合。第二、很多部队相离太远，来不及配合，如：罗荣桓、谭政等同志领导的武汉警卫团，正在来南昌的途中，起义的部队已离开了南昌，该团乃由德安转铜鼓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会合。由萧志戎领导的临川农民自卫军和李井泉等同志，事先未接到通知，是在起义军退出南昌路过临川时，才加入的；第三、当时有一部分反革命军队，受了党的政治工作影响，对朱总司令威信极高，起义前有党的工作布置是可能争取参加起义的，但由于当时：(一)没有明确的俘虏政策(藉口朱德同志无力维持我们， X X X遭受关押)，一部分旧军官对我们政策怀疑不清。(二)在这些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有一部分叛变了，如刘增祜，李硕华等；当时革命同志被杀，如罗钢秩同志，因此大批党员逃跑。(三)主要是有一部分反动军官，反革命成性，不愿接受我们的政策，因此没有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这方面来。
　　这样，由于当时南昌处在反革命势力包围的情况下，在南昌的反革命军队已全部消灭，但是南昌外围的反革命军队仍很强大，由于起义没有和江西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因之造成在行动上的被动，给敌人以空隙，使之可能集中优势兵力，大张声势地向革命人民进攻。
　　当时在“工字不出头，一出头就见土”(好似工人出头就一定要处死)这一反革命口号下，不知杀害了多少革命同志，特别是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疯狂屠杀中，共产党员表现了无比地英勇，如在南昌大旅社及临川李家渡之抗捕，都是一当数十相持数小时之久，最后光荣地作到死而后已。有的同志在敌人的刑场上，坚贞不屈，临死时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一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斗争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不可磨灭的史迹，面对反革命向革命人民疯狂地进攻和血腥屠杀，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不是妥协或屈服，而是继续地战斗，给敌人以坚决的回击。“八一”起义的炮火，有力的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屈服的伟大性格。
　　这一起义和继之而起的秋收起义，抚育了第一支真能代表人民的军队——工农红军，成为今天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因此“八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八一”两个字已被刻在人民解放军的军徽上，永远地象征着这支军队是继承了“八一”的革命传统；永远壮大，永远胜利。
　　(二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一”起义，能够在江西南昌爆发，是有他光荣的传统和伟大的历史意义的，由此使我们不能不回忆到“八一”以前江西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情形。当时江西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是因为有了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在广东未出发以前，就有一部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把毛泽东思想带到江西，另有一部分黄埔学生——江西籍共产党员，因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的整理党务案，拒绝登记，这两部分学生结合在一起，由广东回到江西作群众工作，开展群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他们在各地办报纸、开书店、开印刷所。如谢鑫同志在南昌主办的《民国日报》，肖韶同志在赣州主办的《民国日报》、临川书店等，对当时介绍革命理论，传播革命思想，教育群众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两部分力量结合起来之后，根据他们学习所得的毛泽东思想和其它知识，共同完成了《工人运动宣传大纲》和《农民运动宣传大纲》这两个大纲，详细地说清工人、农民所受的痛苦剥削，正确地估计了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指出了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方向，当时在赣东、赣南各市县开办的工农运动训练班便以这一大纲为教育内容之一，这就使当时赣南赣东人民的革命运动有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
　　第二、南昌、吉安收复以后，迅速地和江西地方党结合起来，他们在江西有极深厚的群众联系，有丰富的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一经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使他们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当时有少数同志参加了由方志敏、邵式平同志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训练班，也曾将以上所举的两个宣传大纲，采纳作为教材，如此很快地统一了江西全省的农民运动，这批黄埔学生和农民讲习所的学生，有一度派到各县充任群众运动的特派员，协同各县选举农民代表，召开全省农民代表会，从此农民运动在全省普遍地开展起来。
　　第三、北伐战争以后“八一”起义以前，朱总司令在南昌创办教育团，(政治上接受党中央军委领导，“四·一二”后军委会有一度调教育团去武汉)江西各县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教育团来接受革命的思想教育，在朱总司令亲自培养教育下这批学生起了伟大的作用；在学习中或者学习后，他们被派到各县和铁路线上、赣河流域作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忠实于革命事业，英勇地和敌人搏斗；其中许许多多的同志，在和敌人的艰苦斗争中，光荣地牺牲了，剩下的为数很少，周兴同志是其中之一。教育团成为当时江西人民革命运动的一支突出力量。一九二七年三月，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正在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也就此叛变了革命。反革命从三月六日杀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以后，接着各地反革命分子也开始镇压群众运动，各县受不了反革命摧残的革命群众和被撵走的共产党员又有部分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到教育团里来了，这样教育团一时成为革命干部的熔炉。在“八一”起义前反革命蓄意解散教育团的时候，党对这一部分力量，作了有计划地分散，有的被派到军队和地方去继续工作，有的留在南昌就成为以后“八一”起义的重要力量之一。
　　第四、在大革命时期，虽然国民党制造了反革命的《整理党务案》，限制了(或者说取消了)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在军队中仍然是起着指导军队指导运动的积极作用。这批同志随军来到江西，使江西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宣传工作上或组织工作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有了以上几方面革命力量的汇合，促成江西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工人斗争、农民斗争，在江西广大的城市和乡村，普遍地开展起来。在临川首先关押了商会会长邹XX及其他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反革命分子，给了反革命极严重的打击。陈赞贤烈士被惨杀后，三月十八日在南昌举行了血衣游行，四月二日又攻入南昌国民党省党部，捉拿了程天放等反革命分子。当时在群众义愤下把程天放绑在南昌大舞台示众，也曾在牛行车站(现南昌北站)，缴了蒋介石留守南昌宪兵团的枪，活捉了宪兵团副团长关麟征，同时活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张天师，在反封建、反迷信的口号下，一些木雕泥塑的偶像，也遭到了群众的反对。“四·一二”后，朱培德为首的南昌的反动派即酝酿反革命活动，在“欢送共先生出境”的口号下，接着就开始了在全省范围对革命人民、共产党员的大屠杀。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反动派杀害的。“八一”起义的前几天，南昌工人正在开大会，反动派指使了他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杀死了大批工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教育了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为了自己不受压迫和剥削，只有向反革命坚决地斗争。因此，江西人民的革命运动，不管敌人如何地疯狂镇压，仍是此伏彼起，前赴后继，一直到八月一日的前夕仍在坚持斗争。
　　(三八月五日部队离开南昌，沿抚河流域南进，经抚州、宜黄到广昌，后分为两路，一路经石城，一路走宁都，当时反革命分子派军队阻击，在会昌曾与反革命军队钱大钩部接触，以后经汀州、上杭转至广东，在广东汤坑、流沙战斗中，的确是经过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失利过程。部队经过这一考验，虽然数量上是减少了，最后剩下五百余人，但在质量上大大的加强了，朱总司令在三河坝集合队伍讲话时对大家说：“我原来想有二百人能够同生共死就一定能胜利的，现在已有五百多人，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也消灭不了我们，我们一定要胜利”。从此，这支部队，即在朱总司令亲自领导下，转战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各省边沿，成为一支攻无不克的劲旅，最后进入江西之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秋收起义中组织起来的第一师会合，组成了工农红军第四军(即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这支军队就一直在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二十四年，粉碎了无数敌人的进攻，完成了武装夺取政权，消灭封建势力，赶走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
　　起义部队退出江西以后的江西情况是：一部分同志随起义军离开了江西境内，一小部分变节分子投降了敌人，大部分同志回到各县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地区，如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到赣东北，曾炎生、汪群等同志到赣南，曾天宇、陈正人等同志到赣西，继续不断地领导群众和敌人斗争。他们接受了“八一”起义的经验，发动了群众，创造了红军，壮大了自己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毛、朱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八七”会议以后各地发动了群众性的武装起义和分配土地的运动。群众已有了“八一”起义的经验，对武装起义的伟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一经号召，各地人民的暴动风潮如狂风暴雨似的很快掀动起来了。当时有一首暴动歌，说：“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恶地主，农村大革命，杀土豪、斩劣绅，给他一个不留情，建设苏维埃(代表会)，工农来专政。”这首歌当时成为江西人民普遍的歌声。革命的武装起义，武装了革命的人民，各地在起义中纷纷以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组织了军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但有的县因未接到“八七”会议决议，则进行五抗运动：“抗租、抗捐、抗债、抗息、抗税”。从此，中国整个革命形势走上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这也说明，“八一”起义江西革命分子的分散，又促成了江西群众运动更普遍的开展。
　　伴随江西人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革命的文艺运动也象雨后春笋，配合这一伟大斗争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普遍地生长出来，如流行在当时革命人民中间的赣南暴动歌、十二个月革命歌、扁担工人肖芳荃的十骂蒋介石歌、打破迷信歌、妇女剪发歌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歌曲、小调、舞蹈等，都带着人民的地方和革命呼声的气味，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革命感情，动员了广大群众，配合了伟大的革命斗争。

“八一”起义及其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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