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的大将风度 —

　　
　　1964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外面执行采访任务，突然接到解放军画报社的通知，只说有一个紧急任务要我去完成。至于什么任务，通知者没说，根据工作原则，我当然也不会去问。事后回想，通知我的同志可能也不知道我要去执行什么任务。他只是告诉我，第二天直接到机场同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联系。接到类似的紧急通知，对于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我当然知道有重大任务，而且是高度机密的任务。
　　第二天，我带着全套摄影设备到了机场。在专机上，张爱萍将军见到我很高兴，因为早在1954年我们就见过面。直到和张爱萍见了面，我才知道是到西北拍摄第一次核试验。之前，八一厂已赴前方准备拍电影。张爱萍上将认为拍电影之外，还应该拍些照片留作历史的见证。于是，他提出来要派摄影记者。尽管我们熟悉，按照工作程序，他根本不可能直接点名要我去。有关单位按照他的要求，将通知下达到解放军画报社，这样，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这当然是从工作的需要出发，但无疑与他本人喜爱摄影有关。如果换作别人可能不会想到这一点。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和我1954年与张爱萍将军的结识有关。而这个结识的媒介就是摄影。
　　1954年的时候，有一个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的活动，这个活动是各界人士慰问志愿军的延伸。当时中央向各大区派出慰问团，我作为摄影记者，跟随中央慰问团华东分团，赴华东慰问解放军。当时的华东分团的团长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这位陈叔通老先生与钱学森回国曾有过一段渊源。钱学森是“两弹”元勋，因此在本书里值得一说。当年，钱学森要从美国回国，受到美国当局的阻拦和秘密监视，并对外宣称钱学森个人并不愿意回国。1955年6月，钱学森在寄给比利时亲属的包裹中巧妙夹带了一封信。在信中明确表示了回国服务的愿望，这封信就是由其亲属辗转交给了这位陈叔通。陈又将此信转给了周恩来总理。于是，在后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这封信成为推动钱学森回国的关键。
　　那个时候，张爱萍在华东军区任参谋长，正好负责慰问团的接待和日程安排。这就是我和张爱萍将军交往的开始。
　　说起来，一般人很难想象，摄影记者作为一个活动的记录者，要时时处于“准军事”状态，同时又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所以，可能根本没有人注意你，即使注意也因为摄影是你的工作，人家也不便打扰。如果不是张爱萍将军喜欢摄影，我和他只会擦肩而过，根本没有相识的可能。实际上，张爱萍将军喜爱摄影远远超过一般喜爱的程度，用“狂热”这个词来形容毫不为过。他平时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个是手枪，另一个就是相机。在战争时期，他曾拍摄过上千张照片，足证其狂热程度，也因之被人们称誉为“将军摄影家”。一位摄影家注意到一个摄影记者，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当时，在活动间隙，话题基本围绕着摄影展开，至于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已是不复记忆。以后在各种会议上，虽然也见过不少面，但并没有什么交往。毕竟我是搞摄影的工作人员，他是首长级的人物。
　　我们实质性的交往就是这次去拍摄核爆炸。因而，对于这件事，我至今记忆深刻。张爱萍将军向我交代任务是在飞往西北的专机上。说是专机，和现在的专机比起来那可小多了。就是那种伊尔-14，最多只能坐十几个人。上了专机，张爱萍将军亲自向我交代任务：“我们自己制造的首颗原子弹很快就要试验了，因任务特殊，摄影只批准你一人参加，一定要照好啊，试验成功后马上要向国内外发稿，千万要照好啊！”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此行的任务。对于能亲眼见证一个历史时刻，亲手拍下承载历史的记录，激动、兴奋、自豪、骄傲的情绪相互交织。冷静下来，又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因为原子弹是个什么样子，爆炸后会出现什么变化，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好在由于准备充分，我不仅拍下了“蘑菇云”的各种变化，也拍下了人们欢呼的场面。重要的是我还拍到了张爱萍带着防护镜举着话筒，兴奋地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喜讯的照片。这张照片至今仍在被广泛引用，成为他指挥核试验的永久见证。喜悦在他的脸上自然流露，但似乎又有一丝担忧，因为在这一刻，虽然有种种迹象表明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但仍需有科学的数据来证实，所以在画面之外，他曾问王淦昌是否能确定是一次核爆炸。在这么重大的行动中，他自始至终保持着难得的冷静。即使在成功的那一刻，他依然坚毅冷静，从他的脸上，似乎感受不到那种巨大的“喜悦”冲击波，身板挺直，依然是军人的严谨，大将风度，跃然而出。

张爱萍的大将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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