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 —— 资讯

　　 (一）
　　陈昌浩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很陌生，但熟悉红军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是当年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架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的主帅，统领8万人，（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的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经历五次反围剿之后只剩下3千多人）徐向前元帅是他的搭档，李先念，徐海东，胡耀邦，许世友，洪学智，秦基伟等一批后来的大人物都曾是他麾下的军官，有的只是连排级，陈昌浩本人那时也就二十几岁，英姿勃发。作为一个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归来的政工首脑，他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勇于冲锋陷阵的猛将和军事家,很受下层官兵的崇拜，张国涛当年的贴身侍卫何福圣这样描述他：“在川北苏区的时候，大将军更是八面威风。进城出城总是一马当先，身上披着一件缴获来的川军将军外黑里红的斗篷，随着坐骑的颠簸随风起伏，就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后面跟着一大帮孔武彪悍的警卫员，全骑着高头大马，背着20响盒子炮。头上红星闪烁，马蹄在水泥大街上碰出鼓点般的响声，引的许多人追逐观看……在我印象中的陈昌浩不但是个气宇轩昂的伟丈夫，还是个天下少有的美男子——这么跟你说吧，香港的大明星周润发要是换上一身红军的军装，披上将军斗篷，就太像我们年轻时候的陈总政委了，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就像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帅呆了’！高大英武，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我们红四方面军中，陈昌浩的脾气大得能把人尿吓出来，连不少军级干部出了差错，也常会挨他马鞭子教训…… ”我曾在网上多次搜寻陈昌浩年轻时的照片，不果，只找到一张建国后的，六十多岁的样子，细看之下发现与周润发还真是十分酷似，眼睛甚至是嘴角的形状……
　　陈昌浩的魅力不仅表现在他的风度和气质上，更表现在一个军人的英雄气魄上，徐向前元帅和他的老部下津津乐道一个故事：1934年打黄安总攻时，战斗刚打响，27岁的总政委陈昌浩带上手枪和手榴弹登上缴获的飞机，逼使俘虏的飞行员飞临敌境，亲自投掷手榴弹撒传单，我想当时飞机里的陈昌浩除了豪气和勇敢，说不定还带着一份顽童的得意。反围剿失利后的突围转战中，陈昌浩一直率先头部队开山辟路，斩关破敌，曾获得毛泽东亲自颁发的金质奖章。
　　资料找得越多越是为他着迷，这样一个充满个人魅力的英雄在红军历史上恐怕是不多见。
　　（二）
　　陈昌浩1931年4月受上海中央委派与张国焘一起到鄂豫皖苏区工作，这里还有个小插曲，负责护送他们的就是当时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上海特科的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就是在这次行动中顾顺章违反秘密工作纪律，没有及时返回上海，而是滞留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认出而被捕，顾顺章随后叛变，合盘交出上海中央机关的所有情况，要不是徐恩增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截获密电，赶在徐知情前通知特科另一负责人陈庚，紧急转移中央机关及家属，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了。作为二把手陈昌浩和张国焘共事5年多，关系很好，陈能文能武，骁勇善战，而且忠心耿耿，张对他不仅信任，还相当欣赏，凡事让他三分。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陈昌浩亲率前卫部队，指挥许世友所在的红12师34团抢占北山垭口，使全军脱离险境，胜利突围。吝于颂人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陈昌浩行动极为敏捷，约1个半钟头他就带10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垭口了。（国民党）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
　　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整编制，混编分成左右两路军，张国焘与朱德领导左路军，陈昌浩受命担任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随中央和毛泽东北上，可以说陈昌浩命运的转折点就从这里开始。在四川经营了很长时间的张国焘不愿北上，坚持右路军南下，一时双方相持不下，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电令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部南下，就在这时，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发现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电报，内容大至是要陈劝毛泽东南下，否则武力解决。叶剑英紧急把电文送到毛泽东处，后者连夜带领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部队悄然北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密电事件”，关于这件事，现在还存在很多争论，陈昌浩在以后的多年里都坚持说根本没有见到过这样一封电报，徐向前和其他红四方面军将领也是同样的说法。不管真相是什么，有一点很清楚，当得知一方面军部队悄悄离队，并布下警戒哨的时候，陈昌浩和徐向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避免了红军打红军的惨剧。

　　（三）
　　出于多年与张国焘建立的信任和感情，出于不想眼睁睁看着辛苦创建的红四方面军分裂，已经走出草地的陈昌浩徐向前在中央红军离开后，又率部走了回头路，南下与张国焘回合。但是陈昌浩对张国焘的忠诚不是无原则的，1935年10月张在卓木碉宣布令立中央时，陈没有表示支持，二四方面军甘孜地区胜利会师后，张仍然拒绝执行中央决定，反对北上，陈昌浩坚决反对，与之发生激烈争吵，张以“不干了”相威胁，说“回合后一切都完了，要我们交出军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处置”，还到徐向前，李先念等其他红四方面军将领那里哭诉“陈昌浩反他”，可是陈昌浩态度坚决，最终红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真正将这位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斩落下马的就是西路军问题了，我找到一篇资料：
　　1936 年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由于陕甘宁苏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痔，而二、四方面军就有近5 万人，难以容纳这么多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西渡黄河，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以接通苏联。在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偷渡黄河成功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宁夏战役的部署作了重大改变，先是将“全力攻宁夏，打通国际通道”改为“分兵攻打南敌和以一个军攻打定远营”，接着又改为“先打胡（宗南部）敌，后打宁夏”。因后续部队止步待命，结果只有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00 人渡过黄河。这便是后来奉命组成的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在河西创造根据地、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
　　随后，中央军委又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渡河后半个月里，西路军无日不战，歼敌6000 余人，我方也伤亡惨重，西路军减员至15000 余人却得不到补充，陷于被动局面。因此，徐向前对停止西进的新计划大不以为然，与陈昌浩发生了共事以来第一次争吵。事实上，据滕代远回忆，共产国际已将90 辆坦克与90 门大炮运到新疆只等红军去取。但军令如山，陈昌浩还是坚持执行中央停止西进的命令。许多年后才知道，中央军委这个部署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也就是说，西路军停在永凉一带的牺牲和消耗，是为了策应全局而充当“疑兵”。
　　就在这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大转移“作战新计划”, 12 月18 日军委主席团命令西路军将基本任务“放在打通远方上面”。可是，此时局势发生新变化，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进逼西安。军委主席团于24 日夜令西路军东返，以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26 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 日西路军又奉命西进。瀚海阑干百丈冰，衣衫槛褛的红军将士们冒着剁指裂肤的酷寒，忍饥挨饿踏着戈壁滩连夜再度往西进发。
　　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调集重兵威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1937 年1 月5 日，军委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1 月16 日军委不仅没有同意陈、徐关于将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以补充西路军的请求，且下令西路军东返，因为“目前关键在西安”。作为国共谈判大局中的一粒棋子，西路军就这样受命忽西忽东，丧失了时机，陷人敌军的重围。高台失陷，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壮烈牺牲。西路军总部突围进驻倪家营子，马家军倾巢来犯，双方在此展开了历时20 多天的血战。这时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彩病号占1/3 ，处境十分危急。
　　2 月13 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侯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 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前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 日晚，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 日徐、陈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 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3 月2 日党中央正式决定增援西路军，并于3 月5 日出动四个军并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由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率领出发，3 月中旬到达镇原、平凉地区待命。

　　西路军撤出倪家营子后，敌军紧咬不放，又退至祁连山，且战且撤。至此，西路军经4 个月的苦战，连伤员在内已不满三千。3 月12 日徐、陈报告中央军委：“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号，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过，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3 月13 日又致电中央，作最后吁求：" （一）我们十三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九十里祁连山腹，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二）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诚）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毛泽东随即复电：“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停止待命，加紧训练。”22 小时后，毛泽东又致电徐、陈：“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指示他们或率现存三个团人员向外蒙冲去，或率现存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14 日西路军军部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决定分兵突围，各求生路。西路军8 位军政委员最后联名给中央和军委发电，再次表示“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战线… …
　　（四）
　　突围时陈昌浩和徐向前在一起，他们和20几个卫士昼伏夜行，边走边打，就在此时，陈昌浩病倒了，没法继续走，不得已留在一个乡村郎中家里养病，徐向前独自先回延安。病愈后他化妆回到鄂豫皖老苏区找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没想到由于形势严酷，徐已经带着部队撤离，失望的陈昌浩写信把汉阳的母亲妻儿约来汉口，一家人阔别十年后终于见了一面，随后陈昌浩独自坐火车到达西安，这时全面抗战已爆发，国共实现合作，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安排他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的陈昌浩发现张国焘已经失去军权，上上下下正在展开针对张国焘错误的大批判，毛泽东对待他的态度也与对徐向前的截然不同（称赞徐是四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迟迟没有见他，而是派张闻天来做了态度声硬的谈话，要他写全面检讨，陈昌浩没有多说什么，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全部自己承担，面对没完没了的审查，他始终抱着一个希望，希望一切都结束后能象徐向前那样重新得到信任，重新带兵杀敌。可惜他错了，刚刚30出头，他的政治生命却已经彻底结束了，此后中国军事政治舞台上，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身影。
　　陈昌浩是我所了解的最具悲剧色彩的红军将领，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有两点：一他和张国焘的私交太好，使其对毛泽东的忠诚度受到怀疑；二西路军失败后没有象徐向前和其他幸存者那样及时返回延安，其对革命的忠诚度也遭到怀疑。对于前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怕站错队。可陈昌浩显然不是什么“张国焘的人”，而是有着独立思想，关键时候以大局为重的将领。相较于言行谨慎的徐向前，陈是个悲喜行于色的性情中人，自己正被审查，还是经常去探望已经倒台的张国焘，恐怕会给人划不清界限之嫌；关于后者，在阅读了很多资料之后，我有一个猜测：西路军覆没对陈昌浩的打击一定很大，短短四个月，这支让他引以为豪的部队就不复存在了，失去那些曾经有如手足的战士朋友还有亲人如何不让他痛彻心肺？中央的指挥不当要为这一切负主要责任，而上层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之间的权利斗争也一定让他有些心灰意冷，失去方向感，也许这个时期的他想过放弃，所以他回了鄂豫皖。可最终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对红军对未来，他再一次看到了希望，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陈昌浩迈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大门。1967年7月，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看到彭得怀等老帅被沿街批斗，自知在劫难逃，陈昌浩服药自尽，为自己传奇的一生写下悲剧性的最后一笔。
　　文革后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平反追悼大会，徐向前元帅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主持，不知再见到这位昔日生死与共的故人的遗像，徐帅心中是怎样的感慨，而在陈昌浩老部下的眼中，他是“永远的军神”“恩师和带路人”！

陈昌浩

评论（0人参与）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