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观澜是新华通讯社的第一任负责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第一任总编辑。他到中央苏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从事新闻工作。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在近两年的新闻实践中，王观澜求真务实，艰苦创业，坚持面向工农大众办报的正确方向，创造性地发挥新闻事业党和政府"喉舌"、"耳目"的职能，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精神开展批评和斗争，为开创苏区新闻事业的新局面，为丰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为苏区精神的形成，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王观澜从进入苏区到主持《红色中华》工作，亲历了苏区革命根据地新闻工作开创阶段的全过程，是苏区新闻事业的开创者和直接领导者之一。

　　1931年初，中共中央指派从苏联回国的王观澜担任组长，和王维之、许宏亮三人组成一组从上海市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他们经香港到闽粤赣苏区，中共闽粤赣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福建省永定县虎岗乡，王观澜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同时还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又兼组织部长，又被选为军区一级党总支书记。王观澜上任后，没有马上埋头编报纸、写文章，而是带着问题下到虎岗搞调查研究。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大会期间，王观澜负责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并主编《大会日刊》。会后即由他筹备和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任总编辑），同时还兼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县云集区的区委委员。

　　"红中社"是中共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机构，是临时中央政府直属的通讯单位。内设编辑部、材料部和发行科，并组建了列宁室，后建立了《红色中华》编审委员会。"红中社"最初的两项任务就是充当"喉舌"和"耳目"，一是对外播发宣传中共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二是将抄收的重要消息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1931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期间，《参考消息》先后以《无线电材料》、《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等名义在瑞金出版，每期油印四五十份。

　　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声中，"红中社"冲破敌人的封锁，首次向全国、全世界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了大会的重要文告、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诞生。"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的缩写；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新华社"后，仍旧使用这一呼号）。1931年11月7日这一天，就被定为"新华通讯社"诞生的纪念日。王观澜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红中社"负责人，是新华通讯社第一任负责人。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中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它与苏维埃政权同时诞生，最直接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进程。《红色中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红色中华》还能直接聆听党和政府领导人领导和指挥苏区革命和建设的意见和想法，有许多的文章还是领导人的亲自写的。这就能直接反映他们对工农大众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关心和思考。也是《红色中华》能充分发挥新闻工具的本质特点，直接传达苏维埃政府对苏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视和关心。

　　当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还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绍去参观、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二十六军一万多人"宁都暴动"后，毛泽东就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

　　当时在临时中央宣传部给张闻天部长当助手的杨尚昆也是《红色中华》的撰稿人之一，当苏维埃政府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后，《红色中华》决定就如何既保障战争需要又不违农时发表一篇社论，杨尚昆为此走访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红色中华》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它刊布中央关于建政运动的训令，并发表社论阐明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设立《苏维埃建设》专栏，报道建政消息，交流经验教训。还及时注意运动中的新问题，刊登读者来信，帮助党和政府发起了一个结合建政的检查工作运动。

　　机关报《红旗》

　　为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红色中华》经常以报社名义发出号召，如节省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组织赤卫军(少先队)、熬制硝盐、收集弹壳与废铜铁、发展游击战争等，同时注意及时报道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努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烈情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相继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安事变等抗日怒潮。为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红色中华》不断报道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消息。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布《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后，《红色中华》在第一时间加以刊登，并以此为指导，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动员民众一致抗日，作为长期宣传的重要任务。还用5期的不少篇幅连载了瞿秋白用"维嘉"笔名写的长篇政论《中国能否抗日》，对比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和人民的组织程度，用事实澄清国民党散布的悲观论调，得出中国"有力抗日"的坚定结论。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支持红军武装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主持"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工作期间，王观澜始终以面向工农大众为办报的方向，坚持以通俗生动的形式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红色中华》这张苏区人民政权下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4开小型铅印报纸以通俗生动见长。他设立了多种栏目:《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还设有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常有漫画插图。一般出4到6版，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双日刊。红军获大胜时，发行号外。

　　它的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除了报纸和播发新闻，还编辑其它宣传材料。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在冲破蒋介石反动派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紧张斗争环境中，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纸张、器材和印刷发行方面的种种困难，从红色根据地把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工作同志们的斗争。在每人每天只配给半斤糙米的条件下，他们依旧自觉地日夜奋战，编辑部工作人员做编辑又兼记者，一面组织稿件、编辑稿件，一面外出采访，还要兼做校对和部分译电及刻写油印工作。他们在号召读者节省开支支援前线时，先从自身做起，每天只吃两餐杂粮，自己开荒种菜，节约粮食和伙食尾子，捐献被毯、衣服甚至部分津贴，送给前方红军。他们辛勤建立通讯网，使通讯员从开始时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选聘有特约通讯员。就这样，他们把《红色中华》由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随着中央根据地的发展，发行量最多时达到４万多份，在当时中央苏区8万平方公里60多个县的区域内，每百人就拥有一份《红色中华》，其传播之广和影响之大，使其成为中央苏区内不可替代的主流媒体。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为办好《红色中华》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编辑部的小窗，常常彻夜透着小油灯的亮光。1933年8月，《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出:《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