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柏翠在闽西武装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说："在闽西，张鼎丞、邓子恢和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1983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致信傅柏翠，称他是"革命前辈"。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傅柏翠(1896～1993年)，曾是闽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闽西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曾一度脱离了革命队伍，但他"白皮红心"，心系革命，应该说他对闽西土地革命斗争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高举蛟洋暴动义旗，促进闽西武装革命斗争深入开展
　　早在1927年，留日归来的进步青年傅柏翠就在家乡蛟洋积极领导农民运动。首先说服父兄在自家实行"二五"减租，向农民退还去年秋收后所交田租的七分之一。傅柏翠家是当时蚊洋第一大地主，傅伯翠的这一举动自然受到贫苦农民的交口称赞，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会会员的斗争积极性和革命热情，蚊洋其他中小地主迫于农会的威力，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效仿傅柏翠减租、退租。蛟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到暴动前夕，北四区(含蚊洋及附近所属乡村)农会会员有近千人，开展了"清算土豪劣绅经营的地方公共财产帐目；推翻了封建宗族长的统治权，一切权力归农会；追缴地方民团及地主豪绅所持有的公私枪械，以武装农民自卫军；抗拒交纳国民党政府及反动军队的苛捐杂税和推派的饷款"等十二项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傅柏翠本人于1927年8月经罗明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几度遭不测，后潜回家乡蚊洋积极发展党的组织，至1928年3月，北四区党员已达100多人，并成立了中共上杭县北四区区委，傅柏翠首任区委书记。蛟洋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高度重视，1928年7月26日，省委巡视员周肃清向省委报告说："蛟洋为上杭北四区附近所属乡村，人口3万余人，自去冬开始组织农会，因为傅柏翠家是该地一大地主，自动减租，甚得农民信仰，工作进行颇易。群众也很勇敢，故组织不久，便开始斗争。"
　　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傅柏翠清醒地意识到武装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性。早在1926年秋，他就开始在蚊洋组织民团以保卫家乡，后来民团改为农民自卫军。傅柏翠还带头捐款购置并制造枪支、弹药，"铸土枪、鸟枪等武装，准备与反动派拚个死命。至暴动前，蛟洋农民自卫军已发展到800人，"有单响枪二百余支，还有五、六百支鸟枪。
　　由于蛟洋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斗争的节节胜利，引起了军阀和地主的恐慌，他们扬言"蛟洋共产了，要派兵来清乡。"3月间，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决定派武力镇压蚊洋的农民革命运动。6月25日晨，他调遣驻上杭城的钟铭清团两个营和驻连城的罗藻一个补充团，分别由丘坊和芷溪的民团带队，围攻蛟洋。
　　大敌当前，蛟洋农民自卫军和工农群众近3000人在傅柏翠等人领导下毅然举行武装暴动，并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许多人连饭也没吃就上阵去了。农军奋勇杀敌，打死打伤敌兵20多人，农军自身也牺牲了4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农军不得不撤退，散入深山，分两路退至苧园、郭车一带，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蛟洋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是重大的，中共闽西一大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1．由日常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每次斗争有广大群众参加。2．由于政治影响的扩大发展了新区域。3．有斗争的决心，始终不与反动派妥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4．游击战术进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在敌四周出没无常，以此与敌军持久斗争)。"作为闽西四大暴动之一的蚊洋暴动，它对上杭之外的永定、龙岩、连城等地的武装斗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8年7月15日，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在永定金砂古木督成立，同时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由王海萍任总指挥，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为副总指挥。王海萍还代表福建省委宣布成立福建红军，王海萍任总指挥，傅柏翠任副总指挥，将岩永杭等地暴动武装整编为闽西红七军第十七师，下辖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龙岩白土和上杭蛟洋的武装编为五十五团，团长傅柏翠，党代表陈锦辉。此间，应王海萍的要求，傅柏翠把蛟洋暴动余部带到永定，帮助太平里、孔夫等地农民开展打土豪等项斗争，随后，傅部又前往龙岩后田，与后田暴动受挫的革命武装合并继续进行新的斗争，后因攻打龙岩陈国辉部未果，转攻永定坎市又不顺。在永定溪南，傅柏翠与张鼎丞会合，根据上级计划，闽西红五十五团和红五十六团合编为五十八团，团长张鼎丞，党代表傅柏翠。此后，红五十八团在金砂、西南、大埠、汤湖等地开展游击战，策动农民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8月19日，张鼎丞和傅柏翠率红五十八团到上杭丰稔，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了农民暴动，取得成功。不久，傅柏翠率一部分武装回到蛟洋。

　　1928年底，中共闽西特委派往厦门警官学校学习的俞炳荣回连南开展秘密活动，他路经蛟洋时曾与傅柏翠交谈过有关暴动事宜，后来正是在蛟洋暴动的影响下以及在红四军的直接领导下，1929年6月，俞炳荣举率了连南十三乡农民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二、迎接朱毛红军入闽，开辟闽西武装革命斗争崭新局面
　　作为中国红军第一主力的红四军非常重视支持地方发展革命武装，使之与主力红军互为左右手，共促革命红色割据的形成和斗争的发展。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由赣入闽，渡汀江，下汀州，过朋口，三打龙岩城，人永定，取白砂，"收拾金瓯一片"，战功赫赫，威名远扬，这与闽西地方武装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傅柏翠就是此间的中坚分子和卓有贡献者。
　　红四军人闽后，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毛泽东、朱德等人就已经闻悉了解傅柏翠及其武装的概况，所以，1929年5月21日，红四军刚到达连城庙前，毛泽东、朱德和刘安恭三人联名给傅柏翠写了一封短信，请他前来商谈有关事宜。久仰朱毛红军大名的傅柏翠接到信后，毫不犹豫地和曾省吾二人随送信人赶赴庙前。在庙前孔清祠，毛泽东等人和傅柏翠一见如故，毛泽东详细地向傅柏翠询问了闽西的一些具体情况，然后对傅柏翠说："红四军自从下井冈山以来就一直遭到强敌追击，我们今天从长汀涂坊出发时，敌李文彬部也尾追而至，敌情紧急啊。我们准备明天向龙岩挺进，你们的武装力量能否在你们北四区一带阻击追敌四个小时，为我们争得时间？"
　　傅柏翠不加思索，胸有成竹地回答："完全有把握！北四区的烂石峡是敌军必经之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好！"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请你们完成四项任务：一、阻击敌人四个小时。二、侦察追敌情报，及时报送龙岩县委并转四军前委。三、尽早把你们的武装组编成红军第五十九团，随红四军行动。四、后天你们务必赶来龙岩商量事情。"
　　傅柏翠和曾省吾欣然领命，提着马灯星夜回到驻地作好布防。完成阻敌任务后，又赶往龙岩与红四军主力会合。5月底，蛟洋等地暴动武装300余人编成红五十九团，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6月3日，红五十九团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龙岩城的战斗，守敌陈国辉一部闻风而逃。随后，红五十九团作为右翼配合红四军攻打上杭白砂，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消灭了守敌钟铭清团，从而推动了上杭的农民武装暴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之后，红四军转往连城新泉。在新泉，朱德宣布红四军由三个纵队发展为四个纵队，即将红五十九团等地方武装整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柏翠为司令员，李力一为党代表，谭震林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参谋长。四纵队下设两个支队，人数近千，红五十九团、连南十三乡暴动武装等编为第七支队，永定等地农民暴动武装编为第八支队。
　　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打龙岩城，第一、四纵队主攻南门，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四军终于全歼了陈国辉主力二千余人。以龙岩、永定、上杭等地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宣告初步形成，闽西大地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大好形势。
　　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城召开了党的"七大"，由于党内思想未能取得统一，毛泽东没有被选举为红四军前委书记，而是成立了由陈毅任前委书记，傅柏翠和毛泽东等13人为委员的前委。"七大"之后，因毛泽东到地方指导工作并休养身体，陈毅又到上海开会汇报工作，所以，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他和林彪、傅柏翠三人为常委，共同协商处理红四军工作。8月，朱德率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林彪和傅柏翠则率一、四纵队留守闽西，坚持根据地斗争。9月初，二、三纵队回到闽西与一、四纵队会合，于19日发起了对上杭城的猛攻，一夜之间便攻下了这座被民谣唱作"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的铁打上杭城，而傅柏翠正是担任这次攻城的地方武装总指挥，他指挥地方武装极好地配合了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攻城行动，以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受朱德等人的嘉奖。随后，中共闽西特委、上杭县委迁入城中，先后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和上杭县赤卫总队，均由傅柏翠任主任、总队长。
　　10月，红四军主力向东江进击，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傅柏翠在上杭城、白砂与毛泽东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经毛泽东同意回到蛟洋工作。

　　由此可见，自从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傅柏翠就已经从闽西地方革命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成长为红四军--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高级将领，为红四军顺利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三、抱守"白皮红心"态度，支持闽西革命武装力量生存发展
　　1930年初，古田会议结束之后，为了打破闽粤赣三省之敌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红四军决定转战江西。行前，在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亲自前往蚊洋力邀傅柏翠随红四军一同行动，甚至在部队出发前一天，即1930年1月6日，毛泽东还向傅柏翠修书一封，劝他跟红四军一块走，并许诺他如果不想带兵，可以在红四军中做调查委员会主任一类的工作，但家乡观念极浓的傅柏翠坚持要留在家乡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试验，而且他自信红四军会很快打回闽西来，所以拒绝了毛泽东的一番好意。只可惜这一念之差竟然成了他终身的遗憾，使他走了十九年的坎坷之路。
　　傅柏翠思想活跃，个性独特，性情爽真，桀傲不驯，在工作中与闽西特委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意见分歧，他错误地用回避的消极态度对待特委分配给他的工作，更加引起了一部分原本对他有成见的人的反感。1930年底，在傅柏翠缺席的情况下，闽粤赣边区党代会开除了他的党籍。1931年1月，闽西又开展了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后来的历史证明"肃社党"是一大冤案，社会民主党在闽西历史上子虚乌有。然而历史的误会却使傅柏翠被当作了社会民主党的"罪魁"，把握肃反大权的革命投机分子林一株还迫不及待地率领武装进攻被视为社会民主党"巢穴"的蛟洋，迫使傅柏翠应众人的要求统率蛟洋、古田等武装与林一株对抗，无可奈何地滑向脱离革命队伍的深渊。
　　掉队后的傅柏翠对家乡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古蛟地区苦心经营为欣欣向荣的"独立王国"，傅柏翠已成为国民党各派争相拉拢的闽西实力派人物，但傅柏翠虽身离革命，心却仍向往革命，成为"白皮红心"式的典型人物。傅柏翠曾应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之邀前往南京，并起草了一份五千余言的"意见书"。在书中，傅柏翠认为不能把共产党当作"匪"来剿，只有进行"主义比赛"，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分田制度，使农民生活改善，才能争取群众。应该说，傅柏翠这种进步的思想和"白皮红心"行为对于闽西党和根据地的存在、革命武装力量的生存，坚持"二十年红旗不倒"在客观上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闽西红军游击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傅柏翠一开始就尽可能地避免与红军发生正面摩擦，后来还与红军游击队达成了口头协议：红军部队不到古蛟地区活动，古蛟地区不对红军禁运物资，当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傅柏翠部敷衍参加。这样，古蛟地区实际上就成了红军游击队与白区往来的重要通道，解决了游击队急需的药品等物品匮乏的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柏翠积极响应抗日名将蔡廷锴的号召，组编了两个营的抗日志愿兵，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作战。傅柏翠的这支武装经陈铁民等人斡旋，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双方再次达成了秘密协定：消除对立、增强信任、互相协作、共同抗日、互通消息、共守秘密。
　　1938年初，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奉命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当该部开赴抗日前线途经古蛟地区时，傅柏翠发动群众夹道欢迎，并送米、菜、肉犒劳部队，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以及陈茂辉等人还登门拜访了傅柏翠，傅柏翠又捐赠了一笔款支持二支队。后来，二支队后方留守处的魏金水等人受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书记方方的派遣，到蛟洋与傅柏翠就有关合作事宜进行磋商，达成共识。傅柏翠主动向红军游击队提供粮食、药品及其它生活用品，为红军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傅柏翠还尽可能地保护红军游击队。如，1939年傅柏翠勉强出任了国民党永定县长一职，有一天，傅柏翠接到省保安司令打来的电话，省保安处欲派兵前来围剿永定莲花山一带范乐春率领的有30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傅柏翠明知永定确有范乐春领导的一支活跃的红军游击队，但他故意说："绝无此事。300多人在不大的山上长期怎么生活？难道游击队是神仙不用吃饭？"省保安司令又问："范乐春聚众抢劫邮票，是吗？"傅柏翠机智地回答："邮票可当饭吃吗？"省保安司令听罢，不加言语，也不再提派兵围剿之事，红军游击队安然解了一次围。

　　当然，这段期间也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王涛事件"。1941年9月，由于叛徒告密，闽西特委机关驻地被国民党保安十一团包围突袭，特委书记王涛不幸中弹牺牲。当时，保安十一团团长正是傅柏翠，事发后，傅柏翠也曾签署了向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邀功"的"快邮代电"。但事件发生时，傅柏翠并不在龙岩，保安十一团团务由中校团副廖伦贤代理。所以，尽管傅柏翠对王涛事件应负一定的责任，但他并没有蓄意制造王涛事件，而且事件发生时他不在场，不是事件主谋，也不是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当傅柏翠得知王涛事件后，自知违反了与中共方面的秘密协定，深感"难辞其咎"，因此，傅柏翠更消极地应付国民党要求其对共产党的"清剿"，不久后，傅柏翠坚决辞去了保安十一团团长之职，回乡垂钓度日。
　　1949年5月1日，闽西最实权的人物傅柏翠召集了国民党龙岩专署前任和现任专员李汉冲、练锡生以及上杭、永定、武平、连城、龙岩等各县县长或其代表在上杭郭车傅柏翠寓所"市隐楼"秘密集会，他劝导大家要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向共产党"跑步投降"，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5月22日，经中共华南分局批准，傅柏翠在上杭通电起义，成立了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傅柏翠任主任，练锡生、李汉冲任副主任。从8月下旬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会合闽粤赣边纵队，在闽西起义军的大力配合下迅速解放了闽西全境。傅柏翠又一次以实际行动为闽西革命武装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人生历程上又写下了绚丽的一笔。

傅柏翠在闽西武装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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