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出版发行工作的先驱者毛泽民 —

　　
　　毛泽民（1896～1943），字润莲，毛泽东的大弟，湖南省湘潭县人。
　　1921年在大哥毛泽东的教育下离开家乡，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红一方面军十五大队、长征先遣工作团负责人，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1943年9月27日被军阀盛世才残害于新疆狱中。
　　毛泽民是我党早期出版发行史上富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底，他从广州农民讲习所结业后，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负责管理党开办的书店和地下印刷厂，具体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
　　上海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势力的保垒，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毛泽民深深地懂得，在这里出版发行共产党的刊物和马列书籍，是异常困难和危险的，迎接他的将是数不清的艰难和险阴。但毛泽民毫不畏惧，有胆有识，积极地进行工作。到上海后，他首先加强对上海书店的领导，在内部进行调整、健全和扩大发行系统。上海书店创立于1923年11月，店址设在民国路小北门，书店开业后，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都由上海书店印刷发行，因而是党的总发行机关。后来，随着出版发行量的日益增加，便先后在长沙、湘潭、南昌、广州、潮州、太原、安庆、青岛、重庆、宁波、海参崴、巴黎、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店或代售处。1927年初，党还在汉口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长江书店。这些书店都销售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马列著作和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
　　上海书店本来有自己的印刷厂，专印党的刊物和马列书籍。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读者范围日益扩大，发行量不断增多，因此，书店的业务猛增，印刷任务更加繁重，原有的印刷厂已不能满足印刷任务的需要。经请示党中央同意，1926年毛泽民又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受出版发行部直接领导，由他亲自负责。毛泽民化名杨杰，公开身分是出版商，人们称他"杨老板"。
　　毛泽民亲自主持和领导的这个印刷厂，承担着印刷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向导》、团中央的刊物《中国青年》、上海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以及党所临时需要的通告、传单等任务。工作繁重，要求极其秘密。为了完成任务，除了需要机器设备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具有高度觉悟和组织纪律性的印刷工人。因为当时工人数量不足，毛泽民便给韶山党组织写信，同时派人到韶山，要求选派一批优秀党团员到上海充实印刷工人的力量。韶山党组织根据他的意见，立即派毛特夫、毛远耀、谭熙春等人去上海，到秘密印刷厂当工人。毛泽民见到这些从韶山来的同志非常高兴，向他们询问家乡的情况并叮嘱他们努力工作，为党的出版发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毛泽民十分注意对工人的团结教育工作，一有机会就给工人们讲国内外的形势，讲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提高革命警惕性等问题。他的工作虽然很书记，但生活从不特殊，与工人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干在一起，乐在一起，工人们都很喜欢他。就在这一年，他与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结婚。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起义前，起义总指挥部要在青云路召开工人代表会议，讨论夺取上海的计划，部署武装起义问题。为了配合起义，毛泽民领导的秘密印刷厂，需要赶印出一批传单，在起义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前夕，将这批传单送到开会地点，以便会上分发给与会代表带回。
　　军阀孙传芳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上海街头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和无辜市民。在规定送传单的这一天，就有40多人惨死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这种紧张恐怖的气氛，使原来负责运送传单的工人有些胆怯。因为要将传单送到青云路，必须经过几条重要路口，而这些地方都有敌人的大刀队把守，对过路行人检查极严。况且这些传单又是用红、绿、白三种颜色的有光纸印成的，显眼夺目，数量又大不便于携带，把这批传单送出去确实存在很大危险。可是，时间非常紧迫，不容拖延。为了不影响起义准备工作的进行，保护工人的安全，毛泽民毅然决定自己去送。他这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感动了在场的工人沈玉山。沈王山心想，"杨老板"是印刷厂的负责人，责任重大，不能让他去提这个风险，"杨老板"平时教育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临危不惧的高贵品质，在这紧急关头，自己怎能无动于衷呢？于是，沈玉山主动请示把这次送传单的任务交给他。开始，毛泽民不愿让他去冒险，后来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毛泽民终于同意让沈玉山去送。临行前，毛泽民对他在路上可能遇到的情况和应注意的问题，向他仔细地作了交待，呆嘱他要遇事不慌，胆大心画，决不能出问题。当沈玉山胜利完成任务，回厂向毛泽民汇报时，已经是半夜了，毛泽民仍在等着他。沈玉山绘声绘色地叙述他闯关的经过，毛泽民听了非常高兴，紧紧握着他的手连声说："好！""好！""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沈玉山激动地说："杨老板，今天要不是你的行动教育了我，我哪有胆子去完成这个任务啊！"说完，他俩都爽朗地笑了。

　　由于秘密印刷厂缺乏装订设备，毛泽民利用资本家爱财如命的特点，找了一家私人作坊代为装订，派人监督。那个资本家见钱眼开，表示只要价格从优，他是不问政治的。当革命形势高涨时，那家伙倒是遵守合同。但是到了1927年春，上海反革命政变的风声越来越紧，他便企图出卖毛泽民，以便从反动派那里捞一笔巨款毛泽民对此时刻保持警惕。一天上午，毛泽民又去装订作坊联系业务，本来他在电话中与老板约好是下午去的，但是，为了不让对方对他的行动摸底，特意提早了半天。毛泽民一进门。发现老板正在与几个商人模样的人谈生意。一见毛泽民，气冲冲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急忙从帐房抽身出来，"亲热"地拉着毛泽民的手，把他让进了隔壁的客厅。毛泽民深知这家伙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今天却一反常态，把一笔快要讲成的生意丢开不管，热情地来接待他这位共产党的"老板"，感到十分蹊跷。为了探清对方虚实，毛泽民装作很抱歉的样子说："您今天实在太热情了，可是冲了您的生意。"谁知这家伙打了个哈哈说："你我还讲什么客套，老主顾啦，理当关照。"今天要接洽的业务不多，按理是不需要花很长时间的。可是，这笔生意偏偏谈得很慢，因为，老板在故意磨时间。谈着谈着，毛泽民发现精明的老板有些心神不定，他心中不由得更加警觉起来。业务还未谈完，老板果然坐不住了，他叫毛泽民"稍歇"，便借故出去了。等老板的脚步声远了以后，毛泽民马上敏捷地跳到门前，轻轻一拉门，门被反扣上了。这家伙想出卖自己！刚才的疑问被证实了。毛泽民估计，今天自己来得很突然，给作坊老板一个措手不及，现在，他一定是去找人报告。毛泽民赶忙转身爬上窗口，跳楼而走。当他从后门奔出时，只听得无数脚步上楼的咚咚声。接着，是流氓对老板的叫骂声……
　　从此以后，敌人就十分注意毛泽民的活动和上海书店的营业情况。有一次，毛泽民去店里时，四个暗探坐在对面的茶馆里，书店营业员连忙向他作了个暗号，他才机智地从后门走脱了。
　　鉴于上海书店已经暴露，毛泽民向党中央建议，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长江书店。经党中央批准，1927年3月长江书店正式营业，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毛泽民通过长江轮船上的水手、茶房，将上海书店的各种书刊巧妙地运到了汉口，保存了大批"火种"。
　　"四·一二"事变后，毛泽民在上海不能立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他离开上海到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负责人。《汉口民国日报》是大革命时期一份重要的革命报纸，在宣传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政策，支持工农运动，揭露帝国主义与新旧军阀的罪恶等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它名义上挂的是国民党湖北省党机关报的牌子，实际是共产党掌握，报社社长是董必武，总主笔是沈雁冰，编辑部的编辑，也几乎全是共产党员。由于社长董必武兼职较多，忙不过来，因此，报社的社务就托付给毛泽民负责了。
　　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在武汉实行清党。毛泽民出头露面多，早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不得不撤离武汉。同年11月，他奉命回到上海，仍担任出版发行部经理，继续出生入死地从事党的地下出版发行工作。
　　毛泽民在上海创办的秘密印刷厂，虽然在"四·一二"后暂时停办，但机器设备并没有被敌人破坏，可以利用原厂继续开业。毛泽民到上海后，便集中全力进行恢复秘密印刷厂的工作。这时的上海，白色恐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帝国主义的巡捕，国民党的特务、便衣警察无孔不入，到处寻找共产党的机关，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环境十分恶劣。毛泽民毫不畏惧，一如既往地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经过他的多方努力，秘密印刷厂的机器终于又转动起来了，马列著作和党的宣传刊物虽然印出来了，但发行极为困难，因为，当时上海各邮局都有国民党的特务检查邮寄品，不经过他们检查盖章，是不许往外寄发的。毛泽民在寄书刊到各地时，想了许多办法。他包装书刊时上面用一些廉价旧书作伪装，贴好足够的邮票。每次邮寄时趁特务下班前半小时才赶到，这时特务们都急着下班回去，检查也就马马虎虎，邮差更是赶快封装了事。同时，毛泽民还经常变换邮寄局。这样，马列著作和党的刊物又源源不断地送到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手中。
　　这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迁回上海，为了消灭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上海的搜查。192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秘密印刷厂不幸被特务发现，机警的毛泽民没等特务下手，就将所印的刊物进行了妥善处理，待特务们赶来搜查时，只剩下几册马列著作了。特务们并不放过，把毛泽民抓走了。

　　敌人把毛泽民带到一家旅馆，关在四楼的一间房子里。毛泽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房间，发现里面的床铺桌椅都搬走了，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放着一条长条凳。这样的陈设，使毛泽民马上作出判断，这是敌人租下来做临时拘留所的，看来，敌人并没有摸到自己的底细，否则是不会这样随随便便将自己关在旅馆里的。现在，抓在敌人手中的唯一把柄，不是印刷厂印的几册马列书籍。于是毛泽民以印刷厂老板的身份，以给共产党印书是为了赚钱为理由与特务们斗智，他在敌人的质问面前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不漏破绽，使他们什么也没有捞到。特务见在政治上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就企图从经济上捞点油水，他们以毛泽民的工厂给共产党印东西是犯法为理由，向毛泽民索要十万元现洋的赎金。毛泽民随机应变，故意向特务叫苦说："天哪，我哪有这么多钱？身上仅有的几百块现洋，全被你们拿走了，就是我把工厂卖掉恐怕也还不够。"特务们见毛泽民不肯出钱，气急败坏地吼了起来："给共产党印东西你愿意，要你出钱就叫苦。"毛泽民见敌人中了自己的圈套，心中暗暗高兴，却故意苦着脸说："不是我不愿意出钱，可我身上的衣服也值不了几个钱，你们要印就得让我出去活动活动，想点办法。"特务们贪财如命，利令智昏，心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见"杨老板"答应给钱，也就将毛泽民放了。
　　党中央获悉毛泽民被捕和释放的情况后，为使党的宣传工作继续坚持下去，同时也为了保护党的干部和机器设备，决定将上海厂的工作人员和机器设备，火速转移至天津，继续办地下印刷厂。根据党中央指示，毛泽民一边公开登报拍卖印刷厂，以迷惑敌人；一边加紧拆卸印刷厂的机器，将其化整为零，连夜运往天津。几天后，特务们到印刷厂索取赎金，不但找不到"杨老板"，而且连机器也无影无踪，方知上了大当。
　　1929年春天，毛泽民又肩负重任，兼程北上，由上海来到天津，继续办党的秘密印刷厂。他们在英租界广东道（今唐山道）47号租用了一所一院两厢的青灰砖楼房，门口挂"华新印刷厂"的牌子，堂内称它为"红旗印刷厂"。由中共中央北就局领导。毛泽民改名为周韵华，担任该厂经理。印刷厂对外公开承印广告、表格、请柬、讣闻、喜帖、糖果纸以及小说《老残游记》等，作为掩护，对内印刷党的内部刊物、文件、传单等，如《向导》、《中国青年》以及顺直省委主办的《北方红旗》、《铁路工人》，有时还翻印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
　　在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毛泽民更加成熟了，斗争的艺术也越来越高。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毛泽民总结了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的实践经验，特意在小白楼先农里租了一套房子作为机关。凡要印刷的刊物、文件、传单等，先送到这里，然后再由钱希钧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刷。同时，在外面来人联系印刷业务的时候，必须先到柜房接洽。如果发现来人形迹可疑，工作人员便把办公桌下通往排印车间的脚踏暗铃一按，车间工人听到电铃声，便迅速将已印好的或正在印刷的党内秘密材料收藏起来，马上改印基督教义《马太福音》之类的东西。毛泽民还在离印刷厂很近的地方办了一个布庄，以掩护印刷厂的工作。印好的书籍、刊物、文件等伪装成布匹送出去，将印刷所需要的纸张等材料用同样的方法运进来。由于措施得力，组织严密，一直没有被敌人发觉。直到1931年毛泽民调离天津时，这个印刷厂的任务才胜利结束。
　　1931年初，毛泽民遵照中央指示，再次返回上海，以开酒栈作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出版发行工作。
　　1931年4月，党中央负责保卫、交通和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中央考虑到顾顺章不但认识毛泽民，且熟悉他的联络地点和暗号，所以，指示毛泽民离开上海，到香港开辟工作。毛泽民到香港立足未稳，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报告顾顺章也窜到了香港，通知毛泽民立即离开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党的指示，毛泽民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从此，毛泽民一直奋斗在财经战线上，最后献身在祖国的西北边陲。

共产党出版发行工作的先驱者毛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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