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啸仙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审计监督 —

　　
　　阮啸仙（１８９８—１９３５），广东河源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他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底进入中央苏区。此时正值蒋介石对苏区开始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初期，调集了１００万军队、２００架飞机进行“围剿”，其中以５０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妄图消灭红军和根据地。而中共党内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反“围剿”节节失利，根据地逐步缩小，经济越来越困难，加上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投机腐败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乘机作乱，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涂改账目、销毁单据、假造凭证、互相包庇，致使苏区经济雪上加霜，中央苏区陷入最困难时期。为总结经验，粉碎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１９３４年１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两年来苏维埃革命斗争和建设的经验，制定粉碎反革命“围剿”的措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经济建设，增加财政收入，节省财政支出，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为此，大会决定改革审计体制，提高审计机构的地位和权威，将中央审计委员会从中央财政部划出，与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委员会、临时最高法院平列，直属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于阮啸仙有１９２９年担任过党中央审计处处长的经历，在２月３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直至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南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为止。阮啸仙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计工作只有短短的７个月时间，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人民审计的奠基人。１９３５年３月６日，阮啸仙在信丰县壮烈牺牲。陈毅悲痛地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用“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等诗句盛赞他革命的一生。
　　阮啸仙对苏区审计工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审计体制改革，把苏区审计监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在审计体制改革前，苏区审计工作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为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的权威和效能，阮啸仙在当选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后立即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草案）》，于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０日提交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并公布实施。《条例》共１９条，其要点为：（１）实行审计监督制度，目的是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裁判检举贪污浪费的行为，使财政收入适合于革命战争的需要；（２）实行联合审计制度，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须与中央、省及中央直属县、市工农检察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３）审计体制实行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中央审计机关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地方审计机关为分会，受中央审计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双重领导；（４）明确审计的综合监督模式，不仅对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财务和金融进行监督，而且还对国民经济建设、国家经济组织、国有企业和社会团体进行审计；（５）审计机关具有处理决定权，审计机关认为有浪费或贪污应处罚及应负责任的，随时报告主席团（中央或省、中央直属县市）执行，分会应同时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此外，还对各级审计机关审计的范围、程序、规则、表格和簿记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苏区的审计工作步入了依法审计的轨道。
　　与此同时，阮啸仙依法建立了严密的审计组织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规定：中央审计委员会由５至９人组成；在省及中央直属县（市）设审计分会，由７至９人组成，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国民经济部长、裁判部长及省一级苏维埃行政机关的首长为当然委员，设主任１人，秘书、文书各１人，审核员２至５人。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省、福建省、粤赣省及瑞金直属县都在１９３４年相应成立了审计分会，并开展了工作。为挑选配好审计人员，尤其是审核员，阮啸仙花费了很大精力。他把出身贫苦，有一定的文化和财会知识，能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有吃苦精神的年轻干部选入审计机构，进行培训。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条例》和各项财经法规，要求每个审计人员逐章逐条弄懂弄通，依法审计，严格执行。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审计人员“六不准”的工作纪律：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至此，在阮啸仙的努力下，无论是审计工作，还是审计人员管理工作，都走上了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为有效地进行审计监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通过财政财务审计，把苏区财会工作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审计机构组建后，阮啸仙率领委员们深入调查，决定从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开始审查，行政单位抓节支问题，企业单位抓增收问题，帮助行政企业单位建章立制。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支持。阮啸仙召集各部人员组成突击队，首先对中央政府的总务厅、劳动部、土地部、财政部、检委会、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司法内务部、粮食部检查账目，进行预决算审核。审核发现各部２月份的经费预算决算与实际需要出入很大，因而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各部首长，对于预算决算制度，还未提到与整个苏维埃政策的重要性来注视这一工作，有的没有配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来负责检讨经费问题……一般地说，预算决算行政首长是很少过问的，最多是过一过目而已。”针对存在的问题，审计人员帮助各部建立预算决算制度，编制预算。因此，各部３月份的预算，其工作人员由２月份的８４９人核减到６８０人，经费由２月份的３６７８元核减到２８３１元，大大地节省了开支。阮啸仙高兴地说，各部“从前随便开列数字的现象，差不多没有了。可保证将来的决算与预算无大出入，这是预算确立过程中的大进步。”他把这次审计活动写成《中央审计委员会的七个总结》一文在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７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向中央部委学习，建立实事求是的预算决算制度，节省开支。
　　３月底，阮啸仙又率领审计人员对中央印刷厂、造币厂、邮政总局、粮食调剂总局、贸易总局经济收支状况进行审计，发现这些企业的会计制度不健全。中央印刷厂“账簿极不完全，用钱没有标准”。贸易局和粮食调剂局“两局账目混乱起来”。因此，要求这些企业应该“从斗争中去抓住各厂局的特殊性质与缺点，来从积极方面整理帐簿，建立会计制度和管理法制”。４月份，中央审计委员会在《检查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财政收支的总结》中，也要求他们“建立各级会计制度，收款支款和经手的救剂款项，都要详细的计算和检查，发动会员群众来监督款项的保管和检查用途”。９月，在《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中，更进一步强调指出会计工作的重要意义，会计工作“不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工作”，号召正确执行苏维埃会计工作与预算决算制度。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审核和推动下，各级会计制度逐步健全，新的会计制度明确地把收钱、领钱和管钱的机关分开，并采用新式簿记和新的记账方法。阮啸仙在《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一文中高兴地指出：“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会计工作，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央各部过十数的部门，模范的瑞金县、国家企业如银行，是正确的执行了预算决算制度的。”

阮啸仙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审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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