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骄子--记革命先烈阮啸仙 —

　　
　　在滔滔的东江之畔，景致优雅的河源市烈士陵园内，一座用汉白玉雕刻成的烈士塑像，高高地耸立在青松翠柏之中。
　　这位烈士，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我党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间仙。1935年3月6日，他在赣粤边交界的峻岭大山里指挥中共赣南省军民突破敌军重围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尚粤边和东江两岸的人民时刻都在思念这位亲人……
　　青年先锋
　　阮啸仙（1898—1935），广东河源人。他先后在“洪事书屋”家塾，“闻啸轩’学堂和县城三江高等小学读书。在县城读书期间。深受学校进步教师、革命党人李歧山、黄镜仁等人的影响，阮佩仙的思想进步很快。1918年春考入广东甲种工业学校后，阮啸仙又照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接受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
　　在陈独秀等人的教育和引导下，阮啸仙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结成好友，组建了“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领导“甲工”和其他学校学生，冲破学校禁锢，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洪流之中、1919年秋，阮啸仙参加了广州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1921年，经冯菊被介绍，阮啸仙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我党的早期党员之一。
　　1922年9月，阮啸仙从广东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担任团广东区委书记，全力从事青年运动。
　　受党组织的委派，阮啸仙和冯菊坡、周其鉴、刘尔崧等人在广州创办了“爱群通讯社”，社址设在惠福西路玉华坊。阮啸仙等人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经常深入到工厂、学校、农村和群众团体中“采访新闻”，进行革命宣传，秘密发展青年团员，动员广大青年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阮啸仙等人还经常以通讯社的名义出版发行《共产主义ABC》等油印小册子，扩大马列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
　　1923年6月，阮啸仙还与刘尔崧等人一起，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在广州公开组织“广东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阮啸仙担任该社执行委员会书记。他经常为社刊（新学生祉）撰写文章，模露时弊。宣传革命思想，启发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新学生社”最初成立时，只有广州市内的一百多人，不到一年就发展到五六千人，人员遍及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成为青年运动的一股强大力量。同年8月，阮啸仙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3年10月，军阀陈炯明、洪兆磷、杨坤如妄图反攻广州。广州大元帅府下令反击，孙中山亲临前线指挥，在东范县石龙圩一带与敌军作战、为鼓舞士气，阮啸仙组织了以新学生社社员和青年团员为核心的“青年慰问队”30多人到前线慰军。
　　当时，盘踞在石龙附近的敌军，凭借沙包工事，封锁了交通要道。因战事频繁，铁路两旁仍有不少尸体未收殓，经烈日暴晒，恶臭难闻。慰问队队员大都是刚走出校门，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他们目睹此情此景，不敢向前。
　　在这关键时刻，阮啸仙从队员手中夺过旗帜，毫无畏惧地走到队伍前头，率领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直往前线阵地上冲…
　　敌军突然见阵地前面红旗招展，枪林弹雨中一支队伍狂风暴雨般直卷过来，以为是国民革命军的正规部队前来增援，一个个吓呆了，纷纷丢盔弃甲，四处仓皇逃窜。
　　阮啸仙趁机率领慰劳队员，冲过了危险地带，来到了国民革命军的阵地。
　　革命军受到极大的鼓舞，一鼓作气，英勇追敌，收复了石龙圩，粉碎了敌人妄图反攻广州的阴谋。
　　阮啸仙领导的广东青年工作，不仅在实际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在理论上也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是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团的工作的楷模。
　　1923年11月，在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委会上，广东青年团的工作，得到了团中央的高度评价：“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作者注）均参加。”
　　农运领袖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阮啸仙和谭平山、刘尔崧、冯菊坡四人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了大会。大会决定我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阮啸仙与到会多数代表积极支持这一正确主张。

　　大会以后，阮啸仙以人个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并受共产党的委托，在广州地区协助孙中山做好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被任命为国民党临时区党部执委会常委。为搞好改组宣传工作，阮啸仙起草宣传大纲，组织演讲队，发动进步群众登记入党。他还积极协助委员会建立了会议制度，实行各种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检验报告等措施。孙中山对此很赏识，认为这是国民党未曾有过的好办法，值得提倡推广。
　　不久，阮啸仙调任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这年冬天，阮啸仙和高恬波、董学增等人受党的委派，赴花公开展农民运动。
　　阮啸仙到花县后，走村串户，足迹遍及全县各村。他首先团结教育了农村中的王福山、陈道周等，然后经过他们去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此外；他还经常利用石龙、平山等圩的圩日；上街公开揭露地主豪绅勾结贪官污吏、土匪恶霸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与他们作斗争。当时，他正身患肺病，但毫不顾惜自己，仍废寝忘食地深入到各村庄做工作。每到一村，必与群众同吃同劳动，同时向农民讲解成立农会的宗旨，一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也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常跟他拉家常。一次，阮啸仙到元田村了解农民运动开展情况，忙完工作已是深夜了。时值盛夏，蚊虫特多。为了不打搅农民百姓，他坚持睡在村小学的书桌上，连蚊帐也没有。当时，正好被一个叫卢启辉的农民知道了，十分心疼：“阮同志是我们自己人，是替我们办事的好人，怎好让他任蚊咬，我宁可坐到天亮；也要将蚊帐给他。”于是便回家把自己家仅有的一项蚊帐送来给阮啸仙挂上……
　　在阮啸仙等人的积极帮助下，农会的影响很快深入人心，波及全县。
　　当地的豪绅、地主对农民协会恨之入骨。他们组成“田地业权维持会”，用种种办法与农协相对抗。1924年10月19日，花县农民协会暨二区农民协会同时成立。阮啸仙代表省农民协会亲临指导，亲笔在会址五湖村王氏大家祠显承堂门旁书写了“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的大对联，并在大会上讲了话。他针对当时地主豪绅对农会的肆意攻击，指出：“地主的阴谋，说明我们的拳头已对准敌人，说明敌人已怕我们，因而妄想瓦解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趁着敌人恐慌的时期，进一步把拳头打下去，我们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讲话中，他还反复以“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拿起锄头来，饿死了地主”的话，教育启发农民起来同地主、豪绅斗争。
　　阮啸仙的讲话，极大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把花县农运推向高潮。此后，农民对阮啸仙也更加尊敬爱护，视为知己。
　　1925年春，阮啸仙受党组织的委派，赴顺德帮助建立农会。同年10月，农民运动改为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同时设立了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阮啸仙任农委书记。为了集中力量从事农民运动，阮啸仙决定与国民党脱离关系。于是，他便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阮啸仙启事”，表示自动脱离国民党，专做农运工作。
　　翌年春，阮啸仙与彭湃创办了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阮啸仙担任主任。该届农讲所所址在广州市东皋大道一号。在阮啸仙的主持下，农讲所共招收学员120多人。阮啸仙亲自给学员讲授《农民运动问题》等课。他是第一届至第六届农讲所教员，并介绍弟弟阮致中参加了第五届农讲所学习。因当时弟弟县薄体弱，过不惯农讲所艰苦的生活和紧张的军事训练，产生过畏难情绪。阮啸仙知道后，鼓励弟弟要“好好锻炼，坚强些”，并教育启发弟弟说：“参加革命要靠自觉，革命工作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干革命是艰苦的，要有牺牲精神才行。”阮致中在他的教育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11月，中共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书记，阮啸仙和彭湃等为委员，领导全国农民运动。
　　从1923年至1926年，阮啸仙主要精力是从事农民运动，他的足迹遍及岭南岭北的广大农村。当年广东农村曾流行着这样一首赞扬他的童谣：“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了哈哈笑，地主见了哇哇叫！”
　　在长期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中，阮啸仙不仅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而且对湖南、广西、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也作了广泛的研究。他所撰著的《中国农民运动》这部著作，是我党领导下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是指导当时农民运动的重要作品。

　　秘密战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在4月15日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举国上下，血雨腥风，一派肃杀气氛。
　　大革命失败后，阮啸仙成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通辑的179名共产党主要干部之一。在这个险象环生的白色恐怖中，阮啸仙并没有被吓倒。他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当时，阮啸仙正在粤北农村开展农民运动，获悉广州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后，十分气愤。他拖着重病，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化装潜回广州，积极协助广州区委部署地下斗争工作，组织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经常废寝忘食，深更半夜才回家。
　　一天深夜10点多钟，几个带枪的特务突然闯进阮啸仙的临时住地，扬言要“找”阮啸仙。
　　当时，阮啸仙正好外出开会未归，只有妻子徐琼荷在家。
　　徐琼荷见来者不善，便沉着机智地对他们说：“这是我们姓徐的住房，没有姓阮的，你们走错门了。”
　　特务们呆了一阵，没发现要找的人，便灰溜溜地走了。
　　徐琼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悄悄地避开特务，走到街口偏僻处，等候丈夫的归来。当徐琼荷把家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丈夫后，阮啸仙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绕路到别处躲避去了。
　　此时，广州党组织已与中央中断了消息，各地也因搜捕甚严，联络十分困难。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党的地下斗争，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广州区委暂时秘密迁往香港，并指派穆青与赖先声两位同志先行赴港，指定冯菊坡、阮啸仙。周文雍等同志留在广州，继续秘密领导和部署党的地下斗争。
　　1928年1月，阮啸仙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粤北仁化县，配合广州起义组织武装暴动。此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分部队退到粤北，并在仁化县作短期休整。在朱德、陈毅等的帮助和支持下，阮啸仙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仁化农民暴动，建立了仁化苏维埃政府，阮啸仙被推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他呕心沥血培养的仁化苏维埃红色政权巍然屹立了10个月之久，为大革命失败后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形势越来越紧，国民党当局扬言要活捉阮啸仙等领导人。阮啸仙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党组织决定，指派阮啸仙秘密转移到香港，参加中共广州区委的领导工作。
　　1928年春，阮啸仙奉命秘密转移到香港，住在鹅颈桥一个很不让人注意的地方。因他高度近视，平时总是戴着一副眼镜。到香港后。为防救人认出，就摘下眼镜。但外出活动时，总是被摔得鼻青脸肿。为了克服困难，阮啸仙躲在任地练习走路。经过一段时间苦练，阮啸仙终于可以不戴眼镜也能行走自如，有几次敌人擦肩而过也未发觉。
　　一天，地下党组织一个机关被港英当局破获。阮啸仙与一位同志约好在那里碰头，不知道情况照样前往。上楼后，阮啸仙被一个守在楼门的华人密探抓住了。
　　阮啸仙知道大势不好，赶紧说：“先生，对不起，我找错门牌了……”说着，迅疾在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塞给了密探。
　　密探见钱眼开，手一松，把阮啸仙放了。
　　在香港工作期间，阮啸仙继续分工负责农运的领导工作。他态度和蔼，爽朗大方，工作认真负责，关心同志，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对同志们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但仍要充满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难的时候，仍要与党保持联系。”
　　同年6月 18日至7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阮啸仙在以李立三为团长的带领下，与邓中夏、苏兆征、李富春等人作为广东代表团代表，参加了由翟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会上，阮啸仙就“六大”政治报告和农民与土地问题作了发言，对仁化农民武装暴动的斗争情况也作了详细的介绍。他的正确分析和结论，受到大会的重视，也引起了前来参加大会的苏联同志的极大兴趣。大会选举阮啸仙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尔后，阮啸仙奉命留在莫斯科，负责整理仁化苏维埃和海陆丰苏维埃的材料，系统地总结了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教训，作为“六大”会议资料存入档案。
　　1929年，阮啸仙奉党中央之命，从莫斯科回国，旋即参加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翌年春，奉调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调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辗转于天津、内蒙、辽宁、上海等地，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地下斗争，包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同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930年冬，阮啸仙赴沈阳指导中共满洲省委工作。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党的一批重要干部被捕。阮啸仙幸而走脱，只身潜回上海。不久，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也遭到敌人破坏，阮啸仙因而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年冬抱病外出寻访党中央机关。因体弱身衰，倒在路上，不省人事。幸遇路人帮忙，送入上海格路红十字医院，直至第二天才脱离危险。此时，他贫病交加，身无分文，阮啸仙写信给家乡亲友，请求给予救济，并表示要继续寻找党组织。直至第二年的年初，阮确他才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找到党组织，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阮啸仙在与党组织联系上后，立即又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1932年冬，阮啸仙奉调上海任全国互济总会救援部长，与总会会长邓中夏等人一起，积极参加救援革命人士的行动。互济会是在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反对逮捕、屠杀革命进步人土，争取释放政治犯，援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安置烈属等为主要任务。翌年春，互济总会会长邓中夏不幸被捕。阮啸仙与互济总会的左洪涛等人一起，想方设法，积极组织营救。阮啸仙还亲自冒险去找宋庆龄，请她协助援救邓中夏，终因无效，邓中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苏区卫士
　　邓中夏被害后，上海的形势愈来愈紧张，阮啸仙又是著名的共产党员，目标很大，党中央决定派他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3年9至10月间，由中央交通员带领，从上海坐船到汕头，搭火车到潮安，乘船到大埔，然后步行到福建汀州，由中央苏区派来的4个红军大学战士护送，辗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江西瑞金叶坪村。
　　阮啸仙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央苏区，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早在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召开的震惊中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阮啸仙就因久负盛名，虽在白区工作，未参加会议，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参加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阮啸仙到瑞金不久，即1934年1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在瑞金召开。阮啸仙出席了大会，并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3日，阮啸仙被中华苏维埃临时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我党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
　　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国家的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大事。“二苏”大会一结束，阮啸仙就到审计委员会就任。
　　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的经济和供给十分困难。干部队伍中有少数人怕过艰苦的生活，也有少数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于是出现公家物品拿来私分，贪污浪费，基层政权收入不上缴，自收自用，支出不决算现象。财政制度较为混乱。
　　阮啸仙一上任，就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和红军内部设立了审计委员会审计员和稽查员。然后，组织他们系统学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等审计法规，要求每个审计员和稽查员必须逐章逐条弄懂弄通，严格执行。
　　为了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经济收入，严格控制经济开支，保证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阮啸仙率领审计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从事着极其艰苦的工作，调查研究，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致力于中华苏维埃审计工作。
　　阮啸仙首先率领全体审计人员，到中央机关各部委这些“重点单位”，审查财政预算、开支、决算和计划等“重点问题”。通过审查中央总务厅、财政部。国民经济部等十几个部委3月份的帐目，发现中央各部共有工作人员849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经费开支过大。阮啸仙将此情况及时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详细报告。中央对此很重视，立即裁减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169人，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接着，阮啸仙又率领全体审计员，审查了国家企业单位经济收入状况。他先后召集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运总局等单位负责人开会，严肃指出他们存在的“不考察产品的成本，不知道计算盈亏，有钱就用，没钱就向国家主管机关要”的弊端，要求他们加强成本核算，健全会计制度。

　　在审计工作中，阮啸仙极力主张“公开审计”。要求中央审计委员会对行政、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后，要形成书面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可行性建议。报告写好后，还要将它张贴在该单位醒目之处，供大家审查监督。
　　阮啸仙还根据中执委的指示，与中央工农检察部密切配合，组织肃贪“突击队”和清腐“轻骑队”，查处群众揭发的腐败分子。由于依靠群众，监督得力，苏区首府瑞金县共查处腐败分子7人，其中有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区军事部长、“区苏”主席等；追缴被贪污公款6000多元。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苏区的贪污腐败现象，弘扬了正气。
　　与此同时，阮啸仙在审计工作中发现，从揭发出来的贪污浪费现象看，许多问题与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不懂经济、官僚主义有很大关系。于是，阮啸仙通过审核各机关企业的预算和会计帐目，推动了各级领导学习经济管理，反对官僚主义的深入进行。如通过审核中央总务厅的财务帐目后，发现赵宝成当厅长时浪费十分严重。阮啸仙在审计总结报告中摊开指出：“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会写算，不懂管帐，差不多成了一般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应警醒，应该热忱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财政。”
　　阮啸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全体干部。他长期患肺结核病，身体非常虚弱，又高度近现，但他常常带病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一次，他正率领审计委员会的同志审查中央印刷厂会计杨其慈的贪污帐目时，因几天几夜的熬夜；累得吐起血来。同志们劝他休息，他不当一回事，用手帕抹抹嘴，用凉开水漱漱口，又继续工作。经过几天的日夜奋战，终于将杨其慈的贪污帐目查清了，贪污分子杨其慈也得到应有的查处。
　　前方军事频繁，用粮吃紧。为了节省用粮，支援前线，阮啸仙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仍同大家一样，参加苏区每人节省三升米的活动。同志们照顾他的身体，都劝他说：“你身体这么差，工作又忙，这次节省活动你就别参加了吧？”
　　“大家工作都忙，你们能坚持，我也能坚持！每天按规定，给我扣除口粮。”就这样，阮啸仙每天同大家一道吃杂粮。本来身体就不好，又常吐血，阮啸仙瘦得不成样子。不到一个月，阮啸仙同大家一样，硬是从嘴边节省下了三升大米。
　　当时条件艰苦，经济困难，就连下基层检查工作，干部们都是自带口粮去办公，阮啸仙无法从经济上支援家里。一次，他儿子阮乃纲写信要钱缴学费，阮啸仙回信说：“我现在没有钱，连寄信邮票都借钱买来的。你在家要节俭，一支火柴也来之不易，要经过工人的加工制成。要自己想办法，不要依赖别人。”
　　阮啸仙处理问题，雷厉风行。一天，他听说有一个村的农民，听信国民党特务的谣言，拒收苏维埃的钞票，买他们的东西，只收现洋。他连饭也顾不上吃，立即夹起公文包和算盘，赶至该村，深入到老百姓家里，调查研究，解除疑虑，安抚民心，并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散布谣言的坏分子，揭露了他们破坏苏区经济的阴谋。当地农民十分感动地说：“阮同志真是我们百姓的贴心人啊！”
　　在阮啸仙领导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审计工作，从而使中央和各级政府在执行财经制度以及政府机关作风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在反贪污腐化和反浪费斗争中，不正之风很快得到遏制。中央苏区军民交口称赞苏维埃政府是“空前廉洁的政府”，而阮啸仙和全体审计人员则被人誉为“苏区经济卫士”。
　　血洒青山
　　1934年8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红军战事屡遭失败，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9月，阮啸仙奉命调中央赣南省委，担任省委书记兼任军区政治委员。虽受命于危难之际，但阮啸仙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保持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一到任就投入到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集结，实行战略大转移的紧张工作之中。
　　从10月上旬开始，中央机关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撤离战场，隐蔽集结在于都县城及手都东北地区。为了掩护和支援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尽早集结和安全突围，阮啸仙于10月15日在于都县城谢家祠主持召开了赣南省、县、区三级干部大会，讨论和决定了反对敌人“围剿”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赣南省军民在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等人的领导下，积极收集物资器材，协助主力部队抢架浮桥。仅4天时间，就在律山花桥至孟口之间约60公里的贡江河面上，架起了五座木板浮桥。

　　在赣南苏区军民的支援和掩护下，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组成的野战军8万多人，于10月21日至对日顺利突破了敌军设在安远、信丰间的封锁线，迅速突围西进。
　　中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后，阮啸仙奉命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此时，苏区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敌人以重兵设置重重包围圈。阮啸仙不顾身患重病，以于都、安远、兴国、信丰等县为中心区域，领导赣南地方军开展游击战争。
　　11月，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陷于敌手。翌年1月初，敌军已侵占了于都的畚岭、小溪、乱石等地。下旬，阮啸仙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等人领导的赣南省机关部队，被迫退至禾丰地区。至2月中旬初，项英、陈毅、贺昌等率领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部队，也从黄龙的井塘村转到禾丰一带，与阮啸仙等人会合在一起。敌军得悉后，立即派出重兵进行包围封锁。被围的机关部队如不迅速突围出去，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阮啸仙以惊人的毅力部署工作，指挥突围。他鼓励红军游击队员说：“哪怕剩下一个人，只要突围出去，就是活路，就是党的一份力量！”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阮啸仙亲自起草了一份给林匡支队长、刘英政委的指令，要他们以连为单位迅速突围转移！
　　当各路部队突围后，项英、陈毅、阮啸仙等领导的突围队伍，才开始分路突围。阮啸仙、蔡会文与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率领赣南省党政机关向赣粤边方向突围。至信丰牛岭一带时，遭敌军重兵阻击。虽经奋力冲杀，终因山高林密，敌人封锁严密，阮佩仙率领的队伍未能杀破重围，队伍被冲散，伤亡重大！
　　3月6日，敌军在地方“铲共团”的带领下，派重兵封锁了牛岭、各岭一带。敌军凭借险要地形，妄想把突围部队消灭在这一带的大山里。
　　在这危急时刻，阮啸仙命令早已抢占牛岭以东高地的重机枪连，用猛烈的火力，从侧背袭击敌人，并命令另一部分战士从西面斜刺里杀向敌人。
　　狡猾的敌人发现突围部队的意图，赶紧集中火力，死命向突围战土射击。子弹像飞蝗一样，落在阮啸仙的前后左右。但他毫不畏惧，一边指挥队伍狙击敌人，一边率领战士匍匐前进。就在部队越过牛岭、畚岭之间的封锁线，经过信丰上小埂时，阮啸仙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7岁。
　　战士们们悲痛万分，默默地向英雄的遗体致哀！
　　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望着远方，脸色阴沉。他沉痛地说：“圣地埋忠骨，浩气贯长虹。阮啸仙同志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同我们永别了……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陈毅，在惊悉阮啸仙和中央军区总政治部主任贺昌先后牺牲的噩耗后，含痛写下了一首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诗篇《哭阮啸仙、贺昌同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诗中“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等句，正是阮啸仙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赣粤边人民还深深地怀念着血洒牛岭大山的阮啸仙烈士。在烈士的家乡，修建了“阮啸仙烈士塑像”，为先烈树起了千古不朽的丰碑。在阮啸仙烈士牺牲50周年的1985年3月，家乡人民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陆定一和王首道等同志分别寄来了题词。为永远记住阮啸仙烈士辉煌的英雄业绩，让子孙万代瞻仰和学习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当地人民政府新建了一所用烈士英名命名的学校——“啸仙中学”。

东江骄子--记革命先烈阮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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