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在桂林“八办”的传奇斗争 —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亦称第十八集团军驻桂通讯处兼新四军驻桂通讯处。位于桂林市中山北路96号，坐落于桂林著名风景区叠彩山与明靖江王城之间。1938年11月下旬，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与国民党桂系协商，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以南方局秘书长的身份，坐镇桂林全权负
　　责，对外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
　　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1938年11月初，周恩来从武汉撤往长沙途中，巧遇桂系首脑之一、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当时白崇禧的车坏了，于是被周恩来叫上了车。在车上，周恩来提出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要求，白崇禧点头应允。11月下旬，李克农一行抵桂林。
　　先期前来桂林打前站的刘恕已经找好了房子。由于广西当局对共产党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广西地下党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与他们取得联系十分困难。刘恕左思右想，终于想起了在上海时认识的吴淞铁路工厂的钳工老张，听说他已随工厂迁到桂林。刘恕终于在工厂门口找到了老张，向他说明，想在桂林租用几间房子。老张一听十分高兴：“我的一个朋友在广西银行当经理，通过他或许可以找到。”
　　这样，经过经理介绍，刘恕租下了“万祥糟坊”老板黄旷达先生的一幢二层小楼。接着他又到阳朔附近租了七八间民房，作为仓库用；又到距市区数公里的莫北村和金家村租了几间民房，准备作为电台、招待及安置家属使用。此后，他又到旧货摊上买了一些旧家具，迎接李克农等人的到来。
　　在李克农到达桂林前，白崇禧已派秘书谢和赓先期从南岳返回桂林，向省主席黄旭初转达了白崇禧在武汉撤退途中与周恩来商定的口头协议，以便使黄旭初放下心来，对李克农以礼相待。口头协议的内容是：桂系同意中共在桂林设办事处，中共表示“不挖桂系墙脚”，既不在广西发展共产党，也不在桂系的军队中发展共产党。谢和赓还特别强调了白崇禧的意见：广西当局要保证八路军办事处的安全。黄旭初闻言，双眉紧锁，他疑惑地望着谢和赓，说：“德公，健公离开广西时专门交代，要防止蒋介石、共产党势力渗入广西，现在却要放共产党进来，白老总究竟是什么意思？”
　　谢和赓笑着说：“黄主席，现在国共已经合作抗战了，中共也无非是在这里建一个小小的办事处，且保证不挖我们的墙脚，难道他们能比老蒋对我们的威胁更大吗？联共抗蒋，以保广西，这是我们早就定下的方针，难道黄主席忘了吗？”
　　闻听此言，黄旭初如梦初醒，心中暗想：还是健公考虑周详，老蒋时刻都想吞并广西，团结共产党对抗老蒋，太妙了！
　　李克农舌战黄旭初
　　李克农掌握了黄旭初的复杂心态后，就在桂系民主派人士陈此生陪同下，主动到王城八桂厅拜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宾主落座后，他落落大方地寒暄道：“久闻主席大名，今日亲见不胜荣幸。本办借贵方一片宝地，想为抗战尽些微薄之力，诚望主席多多关照！”
　　黄旭初看着克农那乌黑的头发、浓密的胡子，特别是眼镜后面那双深邃的眼睛，对这位“八办”处长的儒雅风度和轩昂气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轻松地回答：“关于贵办之事，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已有交待，如有难处卑职自当效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嘛。”两人边品茗边随意交谈起来。当谈及广西时局时，黄面部严肃，语言滞塞，他以为广西最大的问题仍是共党的“内乱”。而作为初次见面的客人，克农当然耐心恭听，但也不时巧妙地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希望与广西父老一道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尽管事先已经得到白崇禧的关照，老谋深算的黄旭初仍对共产党在桂林设立办事处忧心忡忡，总想探清其底细。他不解地问道：“贵军现在正在冀鲁豫一带赴命抗日，前方人手甚紧，为何还要在此设办事处？”“主席为领兵之将帅，殊不知没有前方哪有后方，正如德邻、健生在前方用命，你在后方管家一样的道理。”“据我所知，八路军乃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那‘八办’是不是共产党的机关呢？”“现在乃国共合作时期，大敌当前，国共一家，枪口一致对外，要说有什么机关也是抗日的机关嘛！”“这么说来，贵办该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八路军乃委员长亲自授予的番号，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抗日队伍，岂能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那贵办有没有共产党呢？”作为红军谈判专家，李克农素以机智沉着、善于应对著称，他不慌不忙、镇静自若地回答：“有是有的，但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

　　黄旭初没料到李克农如此坦诚、痛快，吃惊得竟一时不知作何答复。他心中暗想，人称李克农是共产党的谈判专家、八路军中难得的干才，今日相见，果真名不虚传。他既然当面保证不找广西的麻烦，我们也决不能对他们无礼。想到这儿，他笑了笑对李克农说：“八路军在桂林设办事处，健公已向我通报了。欢迎你们支持广西团结抗战，卑职一定会在职权范围内向贵军提供方便，并保护你们的安全。”
　　李克农从黄旭初的八桂厅回来后，在桂北路138号黄旷达的万祥糟坊门口，公开挂出了“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
　　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
　　办事处建立之初，工作人员主要集中在黄旷达的二层小楼上。这里设有办事处的公开电台，李克农亲自坐镇指挥，城北数公里的莫北村及金家村的民房，主要用来安置过往同志及八办家属，办事处与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这里。此外，在城郊还设有办事处的军用仓库，从国民党方面领取的军用物资都暂时存放在这里，一些海外华侨向八路军、新四军捐赠的物资，也经常暂存于此，以便再作转运。
　　李克农依靠桂林八路军办事处20多位同志，在极其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当时除解放区延安以外，桂林文化城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统区抗战文化最主要、最活跃、最有成效的中心阵地。当时桂林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首先突出表现在文人荟萃、人才济济。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人有1000多名，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这批文化人，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力量，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其次，团体众多，宣传活动卓有成效。当时在桂林的进步文化团体多达三四十个，这些团体开展的各种抗战文化活动规模较大，影响很广。再次，报纸杂志猛增，出版事业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有书店出版社79家，印刷厂109家。当时有影响的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深受社会广泛欢迎。
　　中共南方局机关也曾一度在此办公。其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团结广西桂系与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及各阶层人民，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交通，为我军筹集、转运抗日军需物资，输送爱国人士及青年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前线等等。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设立的两年时间，接待过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叶挺、夏衍和著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以及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鹿地亘、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人。周恩来同志曾三次来到桂林，指导南方游击战争，叶剑英同志还在桂林各地演讲，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克服了各种困难，先后为前线提供枪支弹药、医疗药品器械、通讯器材、汽车汽油、军衣棉被和发电机等物资达100多车次，输送各类人才1000多人。同时还领导组织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并向海外辐射，直接促进了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交流。
　　工作极其严密
　　桂北路138号的这幢楼房开了两个大门，左边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右边是房东黄旷达卖酒的大门。进门的堂屋是一个曲尺形的柜台，柜面露着大酒坛的口子。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一度使黄旷达的买卖兴旺起来，许多人来买酒是出于好奇，想瞧瞧八路军究意是什么样子。
　　当时，桂林作为广西省会，各派政治势力都极力渗透，政治局面极为复杂。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办事处附近设立了活动据点，对办事处进行日夜监视。他们还常常化装成小生意人、鞋匠、人力车夫、板车夫等角色，终日散布在办事处周围，只要办事处人员一外出，他们就暗暗地跟踪盯梢。有时，他们还公开在大街上给办事处人员制造麻烦，刁难寻衅。
　　八路军办事处在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活动，而这里却是中共中央与南方各省、香港及海外联络的枢纽，党的文件和情报在这里中转传递，新四军及南方各省党的各级干部也常从这里过往；同时它还直接领导着各地迁到桂林的文化单位、救亡团体的党组织及党员，一些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也受这里的李克农领导。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环境中工作，稍有不慎，便会给特务们以可乘之机，让桂系抓住把柄，不仅影响党对桂系的统战工作，而且也会给各地党组织带来重大损失。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李克农，足智多谋，采取种种办法战胜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他规定，八路军办事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严守党纪、军纪，做好保密防奸工作，每天废纸篓中的碎纸，即使是不重要的，也要由值班人员监督烧掉。没有组织的批准，不准将陌生人带进办事处，更不允许将文件随便带出办事处。
　　为了对付特务的监视，李克农规定，办事处人员穿军装时，就从办事处的大门出去，穿便装时就混在来糟坊做酒生意的顾客中出入。来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或是汇报工作的，也都装做买酒的顾客从糟坊出入，使特务们无法辨认，便于摆脱盯梢和跟踪。李克农本人也经常利用参加宴会等公开方式，与秘密党员进行联络。
　　车轮上的“战争”
　　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李克农设法搞到了一辆很阔气的小汽车，通过桂系上层的关系，挂上了国民党航空司令部的牌照。国民党军、警、宪、特见到这种牌号的高级汽车，都不敢刁难。利用这部汽车，他摆脱了国民党军警特务制造的麻烦，接送了大批干部和同志。有时躲避空袭或执行紧急任务，遇到人群拥挤、交通堵塞时，国民党军警看到这样高级的汽车，以为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驾到，急忙上前开路，让车子顺利通过，大大便利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
　　使用小汽车的机会和场合毕竟是有限的，大部分任务还要靠办事处人员步行出去执行。由于特务的严密监视，有时派出执行任务的同志早出晚归走了一天，也甩不掉尾巴。后来，李克农决定改骑自行车出去执行任务，这样即使被特务盯上了，也会很快甩掉。这一招果然灵验，望着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特务们只能望尘莫及。
　　但很快，特务们也装备上了自行车。你骑自行车出去办事，特务便骑上自行车盯梢，在大街上展开了别开生面的自行车赛。
　　李克农启发大家多动脑子，再想出摆脱特务跟踪的办法。办事处人员常常把自行车早早就准备好，大门一开便冲出去，特务们措手不及，跨上自行车追来时，办事处同志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有时同志们冲出来后，特务们在后边拼命追赶，他们便与特务们在大街小巷里兜圈子，直到看见没有人盯了，才去执行任务。特务们发现这个规律后，便也做好了准备，你一冲出门，他就紧紧地跟上，死咬住不放。李克农又想出了新办法，命令几个同志一块骑自行车冲出大门，东、南、西、北四面奔走，在使特务们不知跟谁走的情况下，谁甩掉了尾巴，谁就去完成任务。果然这个办法十分有效。
　　一时大意成就一对地下党佳偶
　　前面提到的白崇禧身边的秘书谢和赓是我地下党员。撤离武汉，李克农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后，谢和赓也随白崇禧在桂林行营工作。中共南方局指示，谢和赓仍由李克农单线联系，为了确保安全，由当时在白崇禧身边的地下党员刘仲容作为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秘密联络人。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生认真谨慎的李克农，在与绝密人物谢和赓单线联系中，也曾有过一次不够谨慎的失误。
　　1939年春天，金山、王莹率领抗敌演剧二队应桂系当局邀请来到桂林，筹备访问南洋各地的募捐演出。剧团到桂林后，李克农便将抗敌演剧二队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名义上是无党派的爱国文艺青年组成，实际上在桂林筹备出国期间，归李克农领导。
　　有一次，在七星岩躲空袭出来，李克农与金山、王莹站在公路边谈话，商议在剧团内成立中共特别党支部的事及出国准备演的剧目。三个人谈得很热烈，一边谈一边慢慢走。李克农暗想，如果能与谢和赓交换意见该有多好啊。可是一连找了几天，也没有见到他的踪迹。
　　正在此时，迎面开来了一辆敞篷吉普车，李克农认出这是桂林行营白崇禧的车子，他眼睛不由得一亮，立即发现了乘车的青年军官正是他要寻找的谢和赓。李克农喜出望外，挥手大声招呼：“谢和赓！谢和赓！”
　　坐在吉普车上的谢和赓顺着声音，认出了是穿着长衫、戴着黑色眼镜的李克农在喊，因而犹豫着停不停车，但是司机已经闻声把车刹住。谢和赓望见李克农在大庭广众之下招呼他，身边还站着一男一女，心中不由得怦怦直跳。他仔细看了看那一男一女，不是外人，正是金山与王莹。他此时乘车出来，正巧是奉白崇禧之命给剧团送5000块现洋做活动经费，另外送4000块现洋给金山、王莹做营养费。于是他犹豫了片刻，打开车门，跳下车。
　　李克农招呼谢和赓下车，是想让谢和赓一起参加剧团出国计划的起草工作。有他这个“知情人”参加，所订的计划更易于获得李宗仁、白崇禧的正式批准。这四个人突然聚在一起，却使谢和赓、金山、王莹三人一下都明白了，都是组织里的自己人。原来因单线联系而没有组织关系上的了解，由此都沟通了。当时，谢和赓正在追求王莹，王莹惊喜地凭此识破了在桂系营垒中的谢和赓的秘密。

　　一贯办事谨慎的李克农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大意。按规定，金山、王莹、谢和赓都由自己单线联系，他们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况且不到万不得已，不允许与谢和赓直接联系，更别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善于应付各种局面的李克农立即采取了补救措施。他警惕地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幸好当时因为忙于躲空袭，国民党特务早已不知溜到哪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后果。
　　事后，李克农电告南方局，向周恩来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请求组织上给予处分。
　　为了这次在公开场合的会面，周恩来将李克农狠狠批评了一顿。在周恩来与李克农数十年的战斗生涯中，这恐怕是周恩来对李克农的唯一一次批评。
　　1955年春，谢和赓、王莹夫妇从美国回到北京时，董必武设家宴为他俩洗尘。董老还请了李克农、田汉等作陪。酒酣之时，董必武开玩笑地提起李克农的这次疏忽，笑呵呵地说：“克公真是智者千虑，也还有一失。幸亏特务不灵，要不和赓今天就不能在这儿喝酒了，哈哈哈。”
　　李克农也开玩笑地说：“要不是那次疏忽，王莹怎么能知道和赓的真正面目而嫁给他呢？他们两位应该好好感谢我才是！”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开怀笑了起来，王莹、谢和赓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团结房东很重要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特务们从房东黄旷达身上开刀，企图通过黄旷达获取有关办事处的情况，或逼迫黄家赶走八路军办事处。
　　开始，他们详细调查了黄家的情况，百般利诱黄家的小孩子，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关于办事处人员活动的情报。
　　李克农早已认识到黄家对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重要性，无论多忙，他都要下楼看望黄家，询问他们的生活、生意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1939年初，黄旷达的父亲不幸逝世，李克农专门派阿曾带几位同志帮助料理丧事，出殡时，还特地派军乐队送葬。
　　从亲身体会中，黄家感到八路军办事处及李克农是值得信赖的。国民党特务们暗中用小恩小惠引诱黄家孩子，企图得到情报的阴谋很快便破产了。于是他们便公开派人对黄旷达进行威胁和恐吓，命令黄家立即逼办事处搬家，声称“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不要中共产党的毒”。黄旷达不畏威胁，根本不听特务们那一套，只是随便应付了一番而已。李克农闻讯，立即下楼紧紧握住黄旷达的手，感谢黄家对八路军的信任和支持。
　　1940年秋，国民党正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更为险恶。有些特务居然站在办事处门口盯梢，肆无忌惮，气焰嚣张，给办事处的工作造成极大困难。李克农知道后，故意把办事处的大门敞开，昂首站在大门口，目光如剑，正气凛然，怒视着特务们。他的无畏精神吓得特务们心惊胆颤，急忙溜走。
　　李克农不仅对敌斗争非常坚决，而且善于做思想工作。在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办事处没有一人消极悲观和怕死变节的。
　　小王不为女色所惑
　　办事处勤务员小王是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特务牢牢盯住，并被带到特务机关。特务们欺负他年龄小，又是刚入伍不久，缺乏工作经验，企图迫其就范。小王镇静地回答：“不知道，我是才来的勤务员。”一个涂着鲜艳口红、手夹香烟的女特务说：“你以后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告诉我们，要钱有钱，要老婆有老婆，比你一个月才几块钱的津贴强多了。”为了表示她的许诺是真诚的，她立即写了一个地址，约小王当晚就去找她。特务们企图使用金钱、美女的卑鄙手段来腐蚀办事处的战士。小王回到办事处，立即向李克农作了详细报告。
　　李克农听完，开玩笑地说：“想不到小王交上桃花运喽。”小王着急地说：“她是女特务，要拉我下水，我说什么也不去！”“为什么不去！”李克农收起笑容，正色地说，“特务们要摸我们的底，我们可不可以摸他们的底呢？这是摸他们底的好时机，你敢不敢去？”
　　小王当晚便奉李克农之命再入虎穴。特务们以为他动摇了，殷勤地向他敬烟递茶，女特务不仅向小王布置了所谓“任务”，而且规定他们“约会”的暗号、办法。临走，她拉住小王的手说：“我知道你们的生活清苦，一个月只有几块钱的津贴，这些钱你拿着，改善一下生活吧。”说着，将一叠钞票塞到小王的衣袋里。
　　回到办事处，小王向李克农作了详细汇报。据查，原来特务们的主要使命是侦察我们在各地的地下党组织，以便于破坏。李克农看着小王，说：“很好，你的任务完成得很成功，这是难得的锻炼机会。不过，他们在你身上下了这么大功夫，又给了你钱，你在这里的处境将会十分困难，特务们决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准备把你调到重庆办事处去。”

　　八办撤离桂林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由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政绩卓著，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成了他们封闭的主要目标。从空中到地上，从桂林到重庆，国民党特务组织了严密的封锁线，设置了重重关卡。
　　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南方局十分关注李克农及桂林“八办”的安危，周恩来连发数电，向李克农通报了严峻的时局，指示他在紧急疏散民主文化人士后，迅速撤回重庆。1941年1月21日，李克农带着一部小汽车、一部卡车，满载着物资和撤离人员，在广西省政府小车的引导下驶出了办事处大门。国民党军统特务瞪着眼睛，眼睁睁地看着李克农从他们身边驶过。
　　由于桂系的“礼送出境”政策，国民党特务慑于桂系的屡屡劝告，在桂系的势力范围内不敢造次。因此，李克农一行在广西境内未遇到太大的麻烦，很快便到了贵阳。
　　国民党一上校特务奉命来见李克农，表面上非常客气，请李克农一行留下来多住几天，帮助贵州军界出谋划策，并慷慨表示从经济上资助。李克农一眼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原来国民党特务早已奉命在此截留李克农，但因惧怕他的声名，同时李克农手中各种证明、通行证俱全，怕贸然扣押影响太大，所以借口留李克农在此“指导工作”，以向八路军“学习”、“请教”为名，将李克农滞留下来，等待时机再下手。特务头目先陪李克农吃饭，然后派人跟踪。
　　李克农则以观看城市风光为名，悠然地步入街头，把贵阳的地形牢记在脑中。国民党特务的防守渐渐松弛了，他们甚至感到李克农和蔼可亲，渐渐与他亲热起来。第三天早晨，趁国民党特务们都还在睡梦中，李克农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两辆汽车悄然离开了贵阳。
　　李克农一行经过重庆南大门的交通检查站——一品场检查站时，戴笠的心腹干将、军统特务头子之一上校韦贤误将他们视为十八军（陈诚的嫡系，蒋介石的“御林军”）的人，搭乘他们的车辆去重庆海棠溪开会，才一路过关斩将，安全抵达红岩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特务上校韦贤去海棠溪参加的会议上，戴笠又着重强调要严格检查，阻截“八办”撤退人员的车辆。然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煞费苦心要截留的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早已由自己的心腹干将护送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李克农在桂林“八办”的传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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