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大特务”——开国上将李克农 —

　　
　　李克农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过炮火硝烟战斗的开国上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毛泽东曾笑着告诉李克农之女李冰：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大特务”，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领导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最近，李克农之子李力在新作中回忆了父亲在秘密战线的故事。
　　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开展工作。
　　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专为中央机关服务；二科是情报科，重点了解敌方情况；三科又叫“红队”，镇压叛徒特务；四科主管通讯，设置电台。
　　第二年的冬天，国民党秘密建立了特务组织，对外名称是“中央俱乐部调查科”，后来改为“中统”(CC)。由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主管此事，他任命其表弟、在美国学电气工程的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同时兼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当时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秘书的钱壮飞，对父亲说：“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扩大人员，为建立国民党特务机构做准备，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李克农迅即通过江苏省委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建议：自己报考无线电管理局，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建立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十分重视，发出“你们把它拿过来”的重要指示。通过考试，李克农被录取在无线电管理局担任新闻广播编辑。随后，钱壮飞帮助胡底也进入了无线电管理局。
　　1929年12月，中央正式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小组，并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李克农任组长，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与陈赓单线联系。这时，李克农用的名字是李泽田，平常和他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是欧阳新，外号“大汉”。
　　起初，徐恩曾对父亲并不放心，经过暗中观察，逐渐增加了对他的信任，提升他为电务股长，掌握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
　　1930年初，父亲与钱壮飞共同向徐恩曾建议，采用新闻广播组织的名称，将特务机关公开挂牌，单立门户，便于开展活动。总部以“正元实业社”为名，设在南京市中山东路，成立“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等掩护单位，南京的日常工作由钱壮飞负责主持。在天津成立“长城通讯社”，派胡底任社长。上海市则以无线电管理局为基地，由李克农负责。这样安排，徐恩曾很满意。由此开始，特别小组运用国民党特务机关与它的公开情报系统展开活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
　　1930年5月，中国各派军阀掀起中原大战，蒋介石抽调军队忙于应对，后方比较空虚。中共中央决定趁此机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扩大红军，发展苏区，夺取新的胜利。这个消息，不久就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知道了，警备司令熊式辉召见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布置任务，强调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最好开会时一网打尽。如果成功，可获蒋介石悬赏的现金50万元。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与熊式辉是同乡，很受重用。但他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归属中央特科陈赓领导。他立即把熊式辉交代的事项向组织报告。周恩来、陈赓非常重视，采取了妥善的安全掩护措施，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由于设计周到，布置严谨，这次大会开得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全部人员撤离后，宋再生才向警备司令部报告，并带着军警特务前往搜捕，这时早已人去楼空，一无所获。
　　旧中国，各地军阀割据，东北军实力雄厚。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想了解与拉拢东北军，几次派人去收集情报都失败了。1930年上半年，陈立夫、徐恩曾派钱壮飞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中共中央特委研究后，考虑我们党在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也要加强，便派陈赓扮作随员与钱壮飞一同去东北。于是，陈赓、钱壮飞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花着国民党提供的经费，一边调查国民党想了解的情况，一边巡视中共中央特科组织在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工作。同时，在沿途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带回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为党中央了解东北、华北情况发挥了作用。他们回上海后，钱壮飞与父亲连夜加班，把当地报纸上的消息剪贴拼凑，加上一路收集到的有真凭实据的东北军内部情况，写了一份四万多字的详细报告。钱壮飞带回南京，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不久，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陈立夫提出，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罗其他党派与地方势力的情报，准备进一步扩大特务组织。利用这个机会，父亲报经中央特科同意，又认真“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情报网点，背地里为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巧取密码本，粉碎国民党第一二次围剿
　　尽管如此，徐恩曾掌握的许多绝密信息，钱壮飞还是接触不到。因为特务系统严格规定，凡属绝密电报，只能由负责长官亲自翻译，不能让第三者插手。这个密码本装在徐恩曾的口袋里，为了弄到密码本，钱壮飞与父亲花了不少脑筋，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徐恩曾性情放纵，喜爱女色，平时在南京上班，每逢周末就到上海吃喝玩乐、嫖女人，这已成为惯例。父亲投其所好，在上海帮他租了一套房子，让他感到安全方便。有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来上海开会，晚饭时徐又看上了一位漂亮姑娘。父亲“关心”地说，去那种地方你贵重物品最好不带，钱也不要多带，小心为上。徐恩曾觉得有理，正在沉思。钱壮飞指着他身上小声提醒，那个密码本千万收好，万一出事，上司追查，你可担待不起!徐恩曾猛然警觉，犹豫片刻，便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替他暂管。徐恩曾离开后，父亲与钱壮飞十分兴奋，立即用照相机将这个难得到手的密码本翻拍一遍。从此，特别小组不仅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而且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重要机密。
　　1930年9月的一天，钱壮飞在南京“正元实业社”办公，收到陈立夫发给徐恩曾的一批绝密文电。内容是蒋介石亲自主持“江西剿共会议”，调遣江西省长鲁涤平与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领十万大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策略，进攻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江西苏区，企图六个月内把这里的红军一举歼灭。特别小组将这个情报迅速报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很快通知江西苏区做好迎敌准备。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三路进攻，气势汹汹，苏区军民早有准备，粉碎了敌军第一次围剿，取得重大胜利，消灭敌军约20000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
　　1931年4月，蒋介石又策划发动对苏区红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动用兵力20万，比第一次增加一倍，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指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策略，进犯江西苏区。这个情报，再一次被特别小组获得，报告中共中央。结果，从四月初到五月底，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经过五次大战，消灭敌人30000多，缴枪20000余支，又获大胜，巩固与扩大了江西中央苏区。
　　“龙潭三杰”舍身保卫党中央
　　1931年4月初，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等从上海去武汉，再去鄂豫皖苏区。护送任务完成后，顾顺章没回上海，在武汉用“化广奇”的艺名上台表演魔术。4月24日，顾顺章在台上表演时，被一个名叫尤崇新的叛徒发现，尤立即报告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将顾顺章逮捕(尤崇新原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1930年叛变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他知道“化广奇”就是顾顺章)。顾被捕后，表示愿意戴罪立功，当场说出了中央特科掌握的有关武汉侦缉处等情况，接着，武汉行营派兵捕获了十多名共产党员。顾顺章为了抬高身价，表示自己还知道共产党中央的所有机密，必须尽快见到蒋介石才能全盘交代，否则不谈。当天，蒋介石接见，顾顺章便把所知道的共产党机密全部供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秦邦宪、王明、向忠发的住址，及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等。
　　顾顺章被捕是件大事，国民党武汉行营为了邀功，在4月25日晚间，连续拍发几份绝密电报，紧急报告南京特务机关徐恩曾并转陈立夫。恰巧4月25日是星期六，徐恩曾不上班。晚间办公室只有钱壮飞值班，他便用复制的密码本进行翻译。钱壮飞看到这些电报，一面假装无事模样，把这些来电原封不动地放在徐的办公桌上；一面赶紧回家，把女婿刘杞夫叫起床，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这些特急电报亲手交给“舅舅”(即李克农)。4月26日清早，刘杞夫到达上海，因为星期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他跑了几个地方才把“舅舅”找到。李克农一看电报立刻感到事态严峻，必须马上报告中央。但偏巧这天不是他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不但找不到陈，连地下交通员欧阳新也联系不上。他冷静下来，安顿刘杞夫快回南京，保护钱壮飞的安全，并从身上掏出钱来，给刘以防万一，告诉他此去可能凶多吉少，要做好思想准备。同时苦思良策，决定突破规定的联络程序，先找到江苏省委机关再共同寻找陈赓。所幸于4月27日(星期一)早晨，在汽车出租公司把陈赓找到。一听报告，陈赓也很着急，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当机立断，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安排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尽快转移，凡属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全部切断。接着，父亲一手拉着秦邦宪、一手拉着王明，把他们护送到安全地带。完成中央机关转移任务后，他又用“克潮病笃”的暗语，发电报通知天津胡底及早转移。

　　4月27日，徐恩曾亲自带领张冲、顾建中连夜赶到上海，组织大批军警，会同英、法租界巡捕房，在4月28日(星期二)上午共同行动，组织全市大搜捕，要把共产党领导机构一网打尽。哪知所到之处，大都人去楼空，除了个别单位未及通知遭受损失外，其他一无所获，这令蒋介石异常气愤。由于这次斗争影响重大，特别小组贡献突出，周恩来称赞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龙潭三杰”。
　　由于顾顺章叛变，特别小组完全暴露，上海难以立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父亲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担负了新的谍报任务

共产党的“大特务”——开国上将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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