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与毛泽东 —

　　
　　凯丰，本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于江西萍乡市老关乡。从苏联回国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举凯丰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遵义会议上，他错误地与博古等人一道攻击毛泽东；但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之后，他一直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与此同时，他的作为也赢得了毛泽东的对他尊敬和器重。
　　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两个月后，他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并向张闻天等发泄。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
　　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进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关心和指导着这所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37年4月，凯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
　　这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是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是，凯丰在文章中又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
　　1937年4月3日，因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因串联三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毛泽东听说后十分吃惊，他立即召见凯丰责问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说，“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说完，毛泽东即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许世友等，一句“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许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
　　在中共长江局、南方局
　　1938年3月，凯丰被派往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后，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为党的总书记，还企图把武汉搞成第二中央，有时，竟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他的这些非法活动，遭到了周恩来和凯丰的并肩反对。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以祭黄陵为名离开延安，经西安，11日逃到武汉。奉党中央指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一起，对张国焘做了耐心而紧张的批评和挽救工作。在这一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凯丰做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凯丰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后来，武汉危机，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在纪念“五·一”和抗战二周年时，他都著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会，凯丰都出席并讲话。他还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的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此时，尽管凯丰不在延安，没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博古、凯丰立即回延安。凯丰回延安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后，他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党发出，如：《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凯丰还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1941年5月16日)、延安大学的筹建(1941年9月22日开学)等工作。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也为翌年开展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中包括凯丰在内的28个人发言，或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或谈认识，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工作会议，集中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凯丰出席并发言。会后，张闻天痛感过去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之一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心补上这一课。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他率农村调查团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到陕北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长达一年多。这期间，凯丰担任了中宣部代部长，全面负责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2月8日，延安干部大会召开，由凯丰主持会议。他先讲了开会的宗旨，接着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3月16日，凯丰任代部长的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相连，反映党的工作；4月3日，中宣部又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18个必读文件(后又增加4个文件)。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遇到了麻烦。代表们因为他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上又公然反对毛泽东，拒绝投他的票。毛泽东出于对凯丰关心，让他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以争取主动并取得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做了三次解释工作。在5月24日一次选举前的会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引导、解释，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对此，毛泽东亦感惋惜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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