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林伯渠 —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从十九世纪末的青少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我幼年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位知名人士，著名的革命党人。一九三四年一月，我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林伯渠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已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之一。会前他向我们询问和调查了湘赣苏区的情况，而后又在会上作了《经济建设》的报告，会议结束后，还同我讲了他在苏联急于想回国参加斗争的事，鼓励我回湘赣继续坚持斗争。无论是他的报告还是个别谈话，都使我深受教益。当时他才四十多岁，却银发满头，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林老”。
　　一九三六年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我在陕北再次见到林伯渠同志。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三五九旅从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我兼任绥德专员及随后任延安地委书记、延安警备司令和卫戍司令之后，与林伯渠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在他领导下工作，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使我对这位革命长者的高风亮节，更加敬仰。
　　林伯渠同志一生的战斗生涯，是同中国革命在这个期间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青年时代目睹清廷腐败，外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富国强兵”
　　思想，赞成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成了保皇派，林伯渠同志东渡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蔡锷、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革命家。一九○五年八月，在日本听了孙中山先生讲演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旋即奔走于上海、湖南、湖北和东三省，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篡夺后，他又参加了反袁斗争和护法战争，反对封建军阀勾结列强复辟帝制，维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继续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林伯渠同志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因革命屡遭失败，政治澄清遥遥无期，而“时常苦恼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伯渠同志在他的好友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很快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的同盟会老友董必武、吴玉章，在此前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伯渠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后，仍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是我党最早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者之一。陈独秀、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他大多参与其事，许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直接间接同他有关。他不但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为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努力，同反对和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革命三大政策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林伯渠的一生中，他总是顺应革命的潮流，不断随着时代前进，“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辛亥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或者追随封建军阀去做官。林伯渠却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有人劝他脱离共产党，他断然拒绝，坚持走自己的路，参加了南昌起义。在王明“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他又毅然踏上长征之路，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此后在党内斗争中，林伯渠同志也总是站在党的正确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巩固党的团结。他逝世时，陈毅同志在悼诗中赞誉他“革命一生毫不愧，路线正确是英雄”，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林伯渠同志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财经工作和政权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林伯渠同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
　　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他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他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非常尊重，总是以诚相待，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关照。对那些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他始终不忘。所以，许多民主人士都把他视作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遇到什么事总是愿意找他谈谈。
　　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林伯渠不但一生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一直到晚年他也还怀念着在台湾和海外的许多旧友。
　　一九五八年纪念孙中山九十二诞辰，在北京碧云寺，他与何香凝、李济深诸老，谈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台湾赋诗怀念大陆和旧友时，还对于右任深表同情和怀念，并步于诗“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原韵，疾书一绝：“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期望在台旧友与祖国人民一道，团结在中山陵树之下。
　　林伯渠同志留学日本时就攻读过经济学，研究过财政学和簿记学、统计学。护法战争他任湖南财政厅长，大革命时任国民党中执委财务委员。后在南昌起义、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和初到陕北期间，他也一直在做财经和部队的供给工作。抗战开始，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及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期间，还同时兼任着中央财政经济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时，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指示，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
　　那时林老经常强调要克勤克俭，重视发展生产，关怀和改善人民生活。说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耐心地做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的生活，“欲取之必先与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关于发展生产，他认为“关键在于资本（按：指资金）与技术”，提出在资金方面，“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尤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助。”在技术方面，除继续发扬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外，应“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他们来后，都给以必要的优待。”他的这些见解，至今仍给人们以重要启发。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了屯田政策，三五九旅一面保卫延安，一面到南泥湾进行屯垦，而最先踏勘南泥湾的却是林老。一九四三年，林老带着边区政府的礼物前来慰劳军垦战士，在报告时说：“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它既能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又能征服自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给了指战员很大鼓舞。
　　林伯渠同志从中央苏区时起就从事政府工作，后来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初期又曾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在政权建设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诸如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发挥政府各个部门的作用，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真正做到使他们有职有权，等等，他都可谓是典范。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虽然是地方政府，但因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国民党又拒绝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政府，它实际上却是各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它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采取的许多措施，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许多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都同当年林伯渠同志所倾注心血、树立的风范分不开的。
　　林伯渠同志不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高贵品德也堪称模范。
　　长期以来，林伯渠同志总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延安，他多次跋山涉水，到各县进行调查研究，每次从西安或重庆回来，都要拄根棍子，挨个窑洞走走，与同志们进行亲切的交谈，了解情况，研究工作。晚年，他身体衰弱，也仍然是力疾从公。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体察人民的疾苦，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他还在日记中端端正正地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印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林伯渠同志非常关心同志和干部，重视专家学者，重视知识分子。他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对同志、对干部，他总是强调看他们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而不是看一时一事。同志们工作有困难，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思想有长进、工作有成绩，他热情鼓励；有缺点错误，诚恳帮助，甚至严肃批评。他常说，“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他一贯强调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鼓励知识分子干部深入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鼓励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他认为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
　　当时许多人都把林老看作恂恂长者，好的导师。
　　林伯渠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他虚怀若谷，欢迎党内外的批评。就象古人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于个人生活，他一贯以淡泊自持，十分简朴，进北京以后，仍然保持着延安时的老传统。
　　林伯渠同志学识渊博，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和诗人。毛泽东主席就曾说过，他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他经常手不释卷，勤奋地学习，尤其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六十寿辰时，他还向毛泽东主席请教：“象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象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林伯渠同志非常重视毛泽东主席这一教导，他多次向同志们讲述毛泽东同志同他的这次谈话，直到党的八大时，他还着重地讲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在现在也同样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挫折。”“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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