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征路 —

　　参加长征，女同志体检中我第一个合格1934年10月，我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把我们几个在党校学习的女同志找来，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蒋介石猖狂‘围剿’我们，中央苏区面临考验，你们几个女同志也要随中央机关到前方去。有三个条件，一是身体好，能背东西，二是不怕苦能走路，三是必须到中央卫生部检查身体。”我们这些女红军虽然思想革命、解放，但平生都没有检查过身体，害羞得很。现在体检，还要脱上衣，还要用机器照心照肺，觉得特别难为情，真是硬着头皮去检查，旧社会农村女子谁检查身体呀在参加体检的女同志中，我是第一个身体合格的。接到合格通知，我特别高兴。之后，又有二十几个女同志接到身体合格的通知。相当一些女同志身体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小脚不能走路，或者有病身体虚弱。但到底要去哪里，谁也不知道。有人说要到外国去，我们问外国在哪里，人家也说不清外国在哪里。有人心里直嘀咕，有些害怕，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没人出过国呀!后来罗迈对我们说：“你们体检合格的就留下来，将来要到前方。”听说要到前方去，我们都很兴奋，到前方就是打仗嘛。过了两天，组织部开了个会，说要准备出发啦，准备打仗啦!我们就这样走上了长征之路。
　　长征中的特殊连队部队出发前，领导只是简单地说：要上前线去，打到白区去，准备反攻，保卫苏区。但是不管走的还是留的同志，对第五次反“围剿”越来越严重的形势，深深地感到不安，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一旦要分开，都感到依依惜别。路上摆了写着“长江”、“黄河”字样的纸条，这是给后方同志的告别誓词，也是上前线打击蒋介石反动派、抗击日本侵略的坚定决心的表示。
　　10月10日晚上10点，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我知道的是30名(尚有若干负责护理的妇女群众)。我和危秀英、吴富莲、刘彩香、钟月林等几位参加中央机关的队伍，编在卫生部。长征进入贵州后，我们一方面军的女同志被集中起来，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副团长是徐特立。后来这个中央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侯政是连长，李坚真当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的连队，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有中央首长的夫人，有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还有待产的孕妇。周恩来曾多次下军令，要绝对保证我们的安全。我在干部休养连是政治战士，负责宣传群众、筹粮筹款工作，还要寻找民夫，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的工作，责任很大。我们女战士个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缺少民夫时，我们就代民夫手搬肩扛。在为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30名女红军没有一个人掉队，除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的外，其余27名女战土全部到达陕北。
　　刚出瑞金城，天就下起了大雨，衣服被浇湿，道路也泥泞难行。但一想到很快要上前线，就什么都不怕了，心里默默想着“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要走遍半个中国，要走两万五千里。
　　从瑞金出发后,白天不能走,敌人的飞机在天上，后面有敌人追赶，我们只能夜行军,加上下雨路又滑，走一步摔一跤，行军速度很慢。从江西瑞金到湖南这么一段路，我们走了一个月。就是这样，也没能摆脱被动局面。在湘赣交界处，红军与围追的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浩浩荡荡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8万多人，经过湘江一战，仅剩下3万余人。
　　“马克思保佑我们”
　　“马克思保佑我们”这句话，是董必武发明的。那是长征才走出中央苏区边境的时候，徐特立、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我以及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的女战士等，在江西省信丰县的一座山头上开会，听董老传达上级指示。突然一架敌机飞过头顶，投下一颗炸弹。炸弹正落在我们围坐的圈子中间，离每个人还不到一米。幸好没有爆炸，溅起的泥土落在大家身上，董老的一条腿埋在泥里，满脸满身都是泥土，危秀英的腿也被溅起来的土埋住。董老一边用毛巾擦眼睛，一边将腿从泥土里拔出来，风趣地说：“炸弹落地不开花，是因为有马克思保佑我们。马克思为什么保佑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消灭敌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以后，董老的这句“马克思保佑我们”，就成了我们干部休养连的一句名言，一遇到危险化险为夷，大家就说“马克思保佑我们”。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正护送几个伤员爬一座光秃秃的山坡，暴露了目标，一架敌机从云层中冲出，呼啸着向我们扔下炸弹，顿时泥土飞扬。幸亏炸弹又没有爆炸，但飞起的土石依然把我和危秀英的双腿埋在了土中。敌机飞走后，同志们把我和危秀英从土中拉了出来。大家互相拍打身上的泥土，看到几个伤员在路上呻吟，我们立即扔下自己的背包，背起伤员前进。要过赤水河了，河上有一条晃晃悠悠的浮桥。因为背着伤员，桥一晃动，几乎站立不住，只能一步一步爬着过了桥。过桥后，我又抬起担架，翻了一座山，才赶上部队。那次，我的手、腿部磨破了，累得吐血，但终于完成了任务。
　　“一定要赶上部队”
　　长征途中，我得了病，是痢疾，一天要上十几次茅厕，还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身体弱得像要瘫在地上，没有一点力气。领导把马让给我骑，但骑不住，一上去就掉下来。当时部队缺医少药，只能自己抗。部队领导考虑到行军的紧急情况，要给我一些钱，把我留在老百姓家，等病好了再追赶部队。为了不连累部队，我对战友们说：“你们先走吧，别管我了。我在后面慢慢走，我死也要死在行军的路上。”当时，前方军情紧张，部队必须按照命令尽快急行军前进。危秀英听说后过来搂住我，主动要求留下来陪我，我不同意，对她说：“秀英，你走吧，我已经走不动了，不能拖累你。”危秀英对领导说：“把六金交给我吧，我陪她走，我们一定能够赶上部队。有我在，就有六金在，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最后，组织上同意危秀英留下来陪我。
　　危秀英给我砍了一根树枝，削成手杖让我用。她搀扶着我。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沿着山路前进。晚上，没有月光，没有星星，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就要瘦小的危秀英先走。但危秀英很坚定，说什么也不走！我们相互依偎熬过了最难过的一夜。第二天我稍微有了一点精神，我们就起来赶路。走不动就休息一会儿，能动了就往前赶，就这样走了4天4夜，也不知能不能赶上部队。嘴上不说，但我们两人心里都像着火一样急。我暗中发誓，一定要赶上部队最后，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我和危秀英紧紧地抱在一起，高兴地流下了热泪。陈赓看见我们就迎了上来和我们握手欢迎，十几个姐妹围了上来问寒问暖。我的眼泪流个不停，我特别感谢危秀英，是她救了我。没有危秀英的帮助，我就死在路上了。
　　过雪山、草地四川宝兴县的夹金山是红军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杳无人烟。当地人把夹金山叫做“神仙山”，意思是除了神仙，连鸟都飞不过去。上山前，我们休养连按照上级的要求，准备了辣椒和白酒。上山那天早上，我们都喝了辣椒水，嘴里火辣辣的，身上也暖和起来，开始登山。但越往上走，山势越陡，到了半山腰，已是大雪封山，积雪很深，一脚踏下去，雪有齐腿深，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口大气。在山下还是阳光灿烂，走到半山腰，天气骤变，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山上空气稀薄，加上衣单天冷，步子越来越迈不动。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互相搀扶着往上爬，回头一看，伤病员上山更困难。我们几个女战士不顾过雪山不准讲话、不准唱歌的规定，轮流用沙哑的声音鼓励伤病员，把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拉着、推着向上爬。就这样靠肩扛手拉，终于把伤、病的战友以及担架、药箱全部拉到山顶。我累得吐了几口鲜血，把蔡畅大姐她们吓坏了。下山的时候，我简直一点力气都没有、连滚带爬滑到山下。
　　草地看上去很壮观，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全是绿色草地。早上四五点钟，太阳升起，映照着绿茵茵的大草地，景色倒是很好看。但这里的草一墩墩地长，草下面就是黄汤水，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红军战土每人要背几十斤重的东西，那个艰难劲儿就别提啦。那些大的深水潭，有十几米或几十米大小不等，上面有草覆盖，初看起来与其他草地区别不大，如果不是前面部队插好路标或危险标记，或目睹陷进去的骡马还在挣扎吼叫，根本分辨不出它是陷井。我们身体好的女政治战士，与需要照顾的老同志、伤病员结合起来，抓紧自己的拐棍，三五人一伙，五六人一团，手拉着手，相互挽扶着，缓慢地向前行进，以保证安全通过，减少不应有的伤亡。即使这样，还是有几位同志因伤病、饥饿、寒冷昏倒，或跌滑进泥潭而牺牲。
　　草地上宿营更困难，太潮湿，躺着睡觉肯定不行。我们练了一套本领，4个人背靠背站着睡。我们女战士还总结出这样睡觉有两条好处：一是后面、左面、右面都有依靠，身体又后倾，睡着了不会往任何一方面倒，睡得稳实；二是草地气候变化莫测，忽风忽雨，忽雪急霜，大家背靠着背，可以相互取暖。
　　在草地，我们每天都饿得难忍，只能像牛羊一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喝几口冷水，拔青草、摘树叶、挖草根当作干粮边走边吃。吃下后恶心、呕吐、或肚子痛得打滚是常事，第二天照样拔草来煮着吃。若遇上干燥的地方宿营，我们就找老鼠洞，挖出老鼠熬汤果腹。没办法时，还把皮带等煮熟吃掉。
　　在毛儿盖的沙窝，我们煮了一些从山上采来的蘑菇，大家挺高兴地吃着，但是不一会，我们便觉得全身无力、头特别疼，想吐又吐不出来，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原来采回来的是毒蘑菇呀！幸好危秀英从藏胞家里做宣传回来了，她先看见我们躺着一动不动，以为睡着了。地上还留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她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对劲，赶快吐掉了，回头拨不动我们，咋一点反应都没有，她想着可能是中毒了。危秀英急忙将各人的水壶集中起来，到河沟里灌满了水，将廖似光和我灌醒了，接着又将其余几个同志都灌醒了，又将一个团长、政委、参谋长等用灌水的办法救活了。
　　我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张国焘却搞分裂。组织上派我和刘彩香带四方面军的一个家属连北上。第3天，这个家属连就不走了。她们说：“我们要等张政委的命令。”急得我们两人团团转，也没有领导可以请示。后来，这个连的连长竟下令南下。我和刘彩香急得哭起来，我们要她们北上，她们要我们南下。最后只能分手，我们北上追赶自己的部队。出了草地后部队休整，在党支部会上，一个干部突然批评我们两人，说我们没能把四方面军的家属连带过来，甚至提议开除我们的党籍。我们的眼泪忍不住又下来了，她们是没有北上，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党支部书记董必武主持公道说：“四方面军不听中央的，四方面军的家属连也不会听邓六金的。邓六金她们很辛苦，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该表扬她们才对。”听了董老的话，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委屈，哭出了声。危秀英、钟月林等姐妹过来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董必武很理解我们女政治战士的艰辛，他把我的情况对李富春说了。其他领导也很理解，而且决定：休养连的女政治战士长征一路异常辛苦，将女政治战士分别分到各个军团，以便得到好的照顾。之后，我分到了三军团，在彭德怀的关心下，走完了长征中最后的一段路。
　　女战士的苦难长征途中，女战士还承受着男同志不能想像的痛苦。这种苦难主要是女同志生理的特殊困难，如果生了孩子又生离死别，那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和折磨就更残酷了。
　　贺子珍在长征开始前怀孕，一直在担架队。四渡赤水后，在向云南前进的途中，她生了个男孩，但是情况太危急了，不能停留，婴儿无法带。贺子珍只抱了孩子几个小时，万般无奈，只能送给了途中的一家农民收养。分开时，孩子好像也懂事，知道以后再也不能相见，就又哭又闹，母子都在哭，那情景谁见了都要落泪。以后，这个孩子生死不知，音讯全无。
　　何凯丰的夫人廖似光，在长征前曾因为革命把第一个女儿忍痛送人，从此杳无音信。长征时又第二次怀孕。组织上为了照顾她，把她编在休养连。但休养连也要打仗和急行军，哪谈得上什么“休养”啊!对孕妇来说，就更加困难了。当红军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怀孕只有7个月的廖似光早产了。廖似光把婴儿包好，上面写明孩子的出生日期和是红军留下来的身份，便把婴儿放在路边草堆里，眼泪如雨，一步一回头，心疼得把嘴唇都咬出了血，离开了孩子，继续长征。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不知道是死是活。
　　周子昆的夫人曾玉，分娩时正在行军路上，婴儿的头都露出来了，只好由人搀扶着，一步一个血印，爬过一座山，找到宿营地后，才把孩子生下来。
　　李贞也是长征前怀孕的。一路上，她带着身孕，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咬着牙，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翻过了大雪山，走过了草地。偏偏在这时，小生命降生了。没有吃的，没有住的，虽然有热心的同志送来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拿来破衣衫作尿布，但是条件实在太艰苦了，母亲和孩子还是吃尽了苦头。
　　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在长征途中也生了个女儿，叫远征。当时部队进入西康阿坝地区。一天，要过一条齐腰深的河水，天凉，水更冷，怀着孩子的陈琮英刚过河就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同志们把她扶到一个老乡家的竹楼前。她刚蹬两级竹梯就摔了下来，这时孩子哇哇落地了。
　　红军各部在草地上生孩子的女同志有好几个，她们中有的还没听到孩子的啼哭声，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长征刚开始时，我们女同志生理还比较正常，都还有月经。以后，白天打仗，晚上急行军，爬山涉水，又是在云贵高原上打仗，又是抢渡大渡河，又是过雪山草地，还没有吃的，饿得皮包骨头，还有巨大的体力透支，我们长征女战士的身体都垮了，几乎都得了闭经的病，许多人还得了更严重的妇女病，有的甚至导致终身不育。
　　我虽然年轻身体好，但也得了闭经的病。到延安半年后，有一次，我们三四个女同志过一条很宽的河，有一个小姑娘看到我过河后，水通红通红的，就喊：“邓六金受伤了，邓六金受伤了。”我也吓了一跳。上岸一看，原来是月经来了。后来，她们还笑了我好长时间呢。
　　不管多难多苦，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了，胜利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邓六金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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