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8岁上小学，由于家境贫寒，他靠亲戚的资助，断断续续地读完了高级小学。

　　1920年，辍学4年之久的张鼎丞到上杭县丰汤励勤学堂当义务教员。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常读进步书籍，接触新文化、新思想。1924年秋，他应金砂穷苦百姓的一致强烈要求，回乡担任金砂公学校长。他关心体贴穷人，使学校面貌起了很大变化，金砂公学因而成为当时永定著名的学校。

　　1926年，张鼎丞受到大革命浪潮的激荡，决心闯到外头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6月，张鼎丞千里迢迢来到广州，一心要投考黄埔军校。一打听，招生日期已过，只得返回家乡，到与永定毗邻的广东大埔县青溪保灵寺小学任义务教员。这是他开始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这里，张鼎丞结识了国民党大埔县教育局督学饶龙光（中共大埔县委书记），开始读到了共产党的书刊，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白天，他照常上课，当夜幕降临时，他沿着通往家乡的崎岖小路，到金砂、仙师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冬，北伐军到了永定，刚刚被迫反正的原北洋系军阀曹万顺以支援北伐军为名，乘机派捐派款，敲诈勒索。张鼎丞带领溪南数百名学生、农民，浩浩荡荡地开到县衙门示威请愿，迫使曹万顺答应免去4万元的所谓捐款。随后，张鼎丞在金砂各乡村组织了农会，形成了反帝反封建和减租减息的浪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张鼎丞从邪恶与正义的大搏斗中，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6月，经中共大埔县委负责人饶龙光、张高友介绍，张鼎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他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开始领导溪南一带的革命斗争。他积极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溪南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张鼎丞十分注意加强党团员的教育，使之逐渐成为团结群众斗争的骨干。他还组织党团员、师生深入各乡村创办平民夜校，一面组织穷苦农民学习文化，一面晓以革命道理。他善于把远大的目标和平凡的事情结合起来，从群众最易接受而又最关心的事情做起，达到远大的目标。他最熟悉溪南的情况，也最关心溪南农民的疾苦和情绪。农民们都喜欢同他谈心，把他视为兄长。他在农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经过张鼎丞等人艰苦细致和深入的宣传工作，各乡村陆续建立起党支部和团支部，进而建立了溪南区委，他任区委书记，农会也逐步恢复。在此基础上，还建立和发展了由比较坚定的农会会员组成的秘密武装组织--铁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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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上旬，周恩来等率南昌起义部队入闽，张鼎丞等代表永定县党组织赴上杭迎接起义部队。而后，他赶到广东大埔，于9月16日参加大埔农民武装暴动。随去的几十名铁血团员参加了当地农民自卫军，留在闽粤边境坚持武装斗争，张鼎丞则仍返永定坚持领导斗争。

　　10月以后，张鼎丞发动群众准备暴动。他一方面派人去大埔县接受援助的小部分枪支，另一方面以组织民团防御土匪为名，向各阶层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子弹。此外，还在西湖寨的邹公庙和西溪的罗坑等地建立兵工厂，制造单响枪和子弹。这时，在各平民夜校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分别召集党团员和农会会员开会，进行动员和准备。铁血团员则白天站岗放哨，夜间进行军事训练和担任警戒，溪南区进入了战前状态。

　　随着党团组织的迅速发展，农会也增加到四五千个会员，铁血团遍及溪南十几个乡村。革命的种子已经在这个纵横五六十华里、两万多人口的溪南生根发芽，蕴藏在农民心头已久的革命要求如同火山一样，即将爆发。

　　同年10月２５日，中共永定县委在金砂公学成立，罗秋天为县委书记，张鼎丞等人任常委。

　　在永定，大小官吏互相勾结，对农民任意敲诈勒索，可谓无人不派捐，无物不课税，名目多如牛毛。1928年1月，张鼎丞首先动员当地有社会地位的绅士出面，要求县政府豁免冠婚丧祭屠宰捐。但当局不仅拒绝这一请求，而且扬言要派兵捕人。张鼎丞及时宣传发动群众与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同时，鼓励开明绅士坚定信心。20日，恶霸捐棍带了反动武装首先抓走了金砂乡著名绅士张恒隆，企图杀一儆百，慑服群众。张鼎丞闻讯，立即率领1000多名男女老少直奔县城示威请愿。他们冲破反动军警的拦阻，一拥而入。县长和驻军团长吓得不敢露面，被迫派出代表与张鼎丞谈判，同意"暂时予以豁免"，释放被捕绅士。这次斗争，使群众认识到了团结的力量，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同时，党组织和农会再次获得发展，党员从原来的四五百人发展到700多人，农会会员由四五千人猛增到7000多人。

　　3月上旬，张鼎丞派出部分铁血团员参加平和县长乐暴动。时值备耕大忙季节，许多农家濒于断炊。张鼎丞有组织地领导了"借粮度荒"斗争，发动缺粮和无粮的农民向地主借得一些粮食，从而帮助群众暂时解决了一部分困难。但到了三四月，春荒问题仍未解决，张鼎丞又进一步领导"分粮吃大户"的斗争，迫使地主分粮给农民。溪南农民斗争的胜利，使金丰、湖雷等地农民群众受到鼓舞，也纷纷起来开展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面对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惊恐万状。四、五月间，永定县国民党政府召集全县地主豪绅讨论"清乡办法"，成立"清乡委员会"。"清乡委员会"一成立，首先把矛头指向溪南。6月1日深夜，驻县城之敌突然包围了中共溪南区党委驻地金砂公学，逮捕了区委委员赖文舫等6人。

　　事件发生后，群众反抗情绪极为强烈，纷纷准备抗击敌人。5月，县委召开党代会。决定举行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推举张鼎丞为暴动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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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6月29日，湖雷地区和金丰地区按预定部署首先举旗暴动。农民武装在副总指挥阮山、卢肇西率领下，向反动势力比较集中的下洋等地出击，把驻守在县城的江湘支队主力引诱出城，以实现调虎离山计。

　　敌人刚刚离城驰援金丰，张鼎丞率三四千名以铁血团为骨干的溪南农民武装，拿着土枪、土炮、梭镖、斧头、大刀等简陋武器，向距十余华里的县城挺进。拂晓，各路暴动队经奋力作战，打开了城门。张鼎丞紧握左轮手枪，冲在最前头，指挥农民武装同敌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搏斗。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巷战，武器简陋的暴动队伍在杀伤一些敌人之后，终因敌人火力猛烈而被迫撤到城外。农民武装把县城层层包围起来，占领了周围各个山头，誓与敌人血战一场。第三天，中共上杭县委宣传部长邓子恢专程从上坑赶到永定，商量协同作战。他和张鼎丞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及各种条件，认为攻城的浩大声势已起到了应有的政治作用，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不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为了把群众的斗争热情巩固下来，使斗争更深入，县委遂决定停止攻城，立即转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

　　这次暴动，是福建革命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

　　7月6日，军阀江湘支队400余人开进金砂等乡村，逢人开枪，见物就抢，到处烧房砸锅，到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张鼎丞家的房屋也被烧为废墟。

　　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信心百倍地对付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为了有效地对付反动派的反扑，他们成立了各乡村脱产的赤卫队和常备队，加强防守；同时挑选了一部分人组成了一个红军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为党代表。这是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随即，张鼎丞率这支年轻的部队分兵深入溪南和邻近各乡村打击地主武装，摧毁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政权。

　　与此同时，张鼎丞和邓子恢还领导溪南区10多个乡召开群众大会，选举工农兵代表，先后成立了各乡和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在福建的土地上创建了第一块红色区域。

　　革命政权建立后，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张鼎丞、邓子恢一面领导军民抗击敌人的进攻，与敌周旋；一面抓紧领导分田，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工作，以满足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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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张鼎丞和邓子恢来说，分配土地还是第一尝试。当时还没有见到中央颁发的土地纲领，省委亦尚无具体指示，一切都须靠自己去摸索。

　　为了取得分田经验，先由邓子恢到卓坑源召开座谈会，然后张鼎丞与他分头到几个村庄作调查研究，商讨分田办法。最后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拟定了一套分田政策和方法。他们首先在3个村庄搞试点，然后在原耕基础上以乡为单位，按人口抽多补少，平均分田。

　　永定县溪南区土地法是邓子恢富于策略思想的多谋和张鼎丞坚持实事求是的善断相结合，反复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的结晶。在此之后约一个星期内，溪南区各乡完成了土地分配，约两万农民得到了土地革命的果实，从而造成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胜利局面。

　　7月间，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在永定溪南成立，郭慕亮任书记，张鼎丞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闽西暴动委员会也同时成立，王海萍为总指挥，张鼎丞、傅柏翠等为副总指挥。

　　同月19日，张鼎丞领导毗连的上杭县稔田区农民武装暴动。暴动发展到几十个乡村。为适应斗争形势，龙岩、永定、上杭3县暴动武装统编为红军第7军第19师第55、56、57团。溪南武装为57团，张鼎丞兼团长，邓子恢兼党代表。

　　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尚处地低潮时期，敌人以优势兵力不断进攻和摧残溪南。11月间，张鼎丞等人经反复讨论，权衡利弊，认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土地革命果实，等待时机再行进攻，应改变策略，允许群众派代表与反动派讲条件，实行有利于革命的妥协。此后，溪南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转入隐蔽活动。张鼎丞着手健全党支部，严密党的组织，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首次入闽。张鼎丞率部于5月间向各地民团发起进攻，策应红四军入闽作战。5月25日，他率部配合红四军一举解放了永定县城。永定县革命委员会随即成立，张鼎丞当选为主席。

　　1929年6月，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在连城新泉成立，张鼎丞为党代表。7月20日，毛泽东在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张鼎丞在会上介绍了永定暴动经过和溪南区的土地革命经验。毛泽东赞扬了闽西革命斗争的成就，尤其对溪南的土地革命经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共闽西特委，张鼎丞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

　　9月，张鼎丞率第四纵队同第一纵队开赴龙岩城，与出击闽中、回师龙岩的第二、三纵队会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喧嚣一时的三省"会剿"。21日凌晨，红四军向上杭城发起总攻。张鼎丞、谭震林率第四纵队一部同二、三纵队协同作战。经过一夜激烈冲杀，全歼守敌一个旅。10月下旬，一、二、三纵队由朱德率领出击广东东江，张鼎丞等则率四纵队向闽西连城县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至年底，闽西革命根据地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6县，四纵队也迅速得到壮大。

　　12月下旬，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古田召开。张鼎丞以纵队党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古田会议后，鉴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加紧向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由朱德率一、三、四纵队先行出发，打到赣南去，以打破敌人的"会剿"计划，保卫闽西革命根据地。其时，张鼎丞与司令胡少海率领部队留在宁都一带地区执行巩固和发展北部红色区域和开辟南部新区的任务。占领宁都之后，张鼎丞率领指战员分散深入乡村，广泛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宣传推广闽西的土地革命经验，按照溪南的经验分配土地。经过短短20来天的努力，这个地方的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同时整顿和建立了各级地方党组织、红色政权和赤卫队，扩大了红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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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月下旬至5月，张鼎丞率部转战赣粤边，攻打赣州城，连克安远、南雄、信丰等。随后，红四军按原定计划分路返回闽西。6月上旬，张鼎丞率四纵队独立作战，攻取武平县城和一些重要集镇，并一举解放长汀城。

　　6月中旬，张鼎丞出席了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今属上杭）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他在会上介绍了溪南分田经验。会议根据闽西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对分配土地在"抽多补少"的原则基础上，又补充了一条"抽肥补瘦"的政策，使之更加完善。

　　1930年7月，张鼎丞接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8月间，中共福建省委派人到闽西传达李立三"左"倾错误的行动计划，命令刚刚成立的红二十一军向敌人强大的广东东江地区出击，以图实现以广州、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武装起义。张鼎丞、邓子恢从闽西和红二十一军的实际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应该先集中红二十一军消灭这些团匪，巩固苏区，然后逐步向漳州、厦门等附近的城市发展。"这一正确主张遭到了断然拒绝，张鼎丞、邓子恢因此被扣上了"新右倾"的帽子，一再受到指责和打击。

　　是年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特委主要负责人接受和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特别是在军事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采取强攻硬打的办法，致使闽西红军越打越弱，苏区越打越小。张鼎丞以实际行动抵制这套错误的方针策略。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后，他深入农村指导各级政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动员大批粮食支援反"围剿"斗争，并率领红军独立团协同地方武装，阻击敌人的进攻，使上杭、永定、龙岩边界苏区得以巩固。同时，在建设红军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壮大革命武装，提高红军军政素质和开展军工生产及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1931年春，正当反"围剿"斗争关键时刻，闽西出现了一场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肃反运动，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使革命蒙受巨大损失。张鼎丞多次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他被指责为"对中央路线动摇"，也受到怀疑，险遭不测。

　　1931年11月7日，张鼎丞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土地人民委员。会议期间，他和郭滴人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汇报了闽西的工作，特别是所谓"肃社党"问题。毛泽东指示张鼎丞和代表们立即释放被捕同志，平反冤、假、错案。张鼎丞回闽西后，立即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及大会决议，先后释放了被无辜关押的3000多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挽救了一大批干部。

　　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张鼎丞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初，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发动岩、永、杭边区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反敌人第五次"围剿"。张鼎丞与罗明一起到前线部署工作，不断获胜，牵制了敌人向苏区腹地进犯。罗明还根据实际情况一再建议中央允许闽西一些地区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避免死拼硬打的消耗战。张鼎丞坚定地支持罗明的正确意见。然而，王明"左"倾错误的推行者不能容忍这些正确意见，在闽西苏区开展了一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首先把这场斗争矛头指向张鼎丞，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被撤消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调任中央政府粮食部副部长，实际上只是让他在基层做筹粮运粮工作。他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竭尽全力筹办粮食，提前完成了中央要求集中84万担军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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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张鼎丞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要求立即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粮食发还给群众。当他处理完粮食，风尘仆仆地赶回瑞金时，主力红军已西征远去。12月初，张鼎丞抵达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四都，见到了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万永诚。当时万尚未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仍按照王明那套死打硬拼的办法。张鼎丞当即建议他赶紧改变战略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扭转不利局势。但万永诚并不重视他的意见，只给他一个省委特派员的名义，也不给一枪一弹，让他孤身一人返回闽西。

　　张鼎丞立即把刘永生、陈茂辉、范乐春等人找来，到军区修械所找了8支旧枪和一些土造手榴弹、子弹，还动员了一些难民（红军家属），每人背上两升大米，连夜出发，开始了重建闽西游击区的征途。这时期，国民党在闽西集中了8个正规师，占领了所有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张鼎丞一行昼伏夜行，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向永定地区进发。张鼎丞一路上慰问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人员，鼓励他们坚持斗争。老苏区的人们见到张主席回来，重新振奋起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张鼎丞把这些零零散散的游击队全部召集起来带到永定。

　　1935年3月间，红八团和红九团等在永定县会合，震动了闽西，许多群众革命热情重新高涨。这时，形势十分紧张。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张鼎丞集中兵力，一举击溃敌一个团的进攻，首战告捷，敌人为之震惊，群众欣喜万分。3月初，成立了闽西军政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

　　4月9日，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从赣南抵达永定赤寨村。12日，陈潭秋代表中央召开闽西地区主要党政军人员会议。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转入游击战，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清剿"，保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夺取胜利。会议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当选为主席。从此，闽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正确的方向，进入了一个艰苦斗争的发展阶段。

　　由于红军游击队处处打击敌人，保护群众，赢得了闽西南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和爱戴。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送油、送盐、送情报，舍生忘死地保护干部和战士。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张鼎丞十分注意发挥统一战线的威力。在当时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从实际出发，指示有条件的地方，指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去担任保甲长，一方面应付敌人，一方面为红军游击队收集情报，提供军需给养，创造性地实行被称之为"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策。他还派遣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实行"变白色堡垒为红色堡垒"、"变白色壮丁队为红色壮丁队"的灵活政策，以分化和瓦解敌人。

　　1937年5月，张鼎丞得知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已转为联蒋抗日后，即与邓子恢、谭震林确定了新形势下的工作部署，并联名发表了致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公开信和致各界人士书，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尔后，他又与邓子恢联名或分别写信，动员各阶层力量敦促国民党当局与我真诚合作，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经过不断努力，冲破了重重阻挠，终于在7月20日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签订了和谈协议。

　　1937年10月，从延安回来的方方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的鼓励和表扬。毛泽东对方方说："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根据中央指示，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张鼎丞任书记，方方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

　　1938年1月，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统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为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为副司令员，邓子恢调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3月1日，张鼎丞率领2000多名子弟兵奔赴苏皖抗日前线。

　　1938年4月18日，新四军二支队历尽艰辛，终于抵达安徽歙县岩寺潜口。为了开展敌后抗战，箝制向华中内地进犯之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张鼎丞、粟裕率二支队积极向宁沪、宁芜铁路及各沿线敌军薄弱地带展开了袭击战和破击战。

　　7月，二支队挺进苏南、安徽边界地区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一带，初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张鼎丞看到战斗频繁，兵员不足，军饷缺乏，装备很差，便按一边打仗，一边建军的原则，就地组织游击队，收缴土匪武装，大量吸收培训青年，扩充主力；并设法征收税款，以补充军饷。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使部队迅速发展，到1939年4月，仅一年时间，二支队由原来近3000人扩展到近万人。

　　张鼎丞十分重视发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他直接与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广泛接触，因势利导，积极争取他们参加抗战。在成立中共苏南特委的同时，成立了江阴、当涂、溧阳3县抗敌自卫委员会。这种组织以后逐渐成为抗日民主政权性质的组织，通过它进一步开展更广泛的统战工作。由于有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二支队在苏南很快就打开了大片地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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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鼎丞作为二支队司令员，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和粟裕率部在卫岗首战告捷后，先后取得了新丰、句容城、小丹阳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甚至南京城郊机场、雨花台畔也响起了他们的枪声。1938年9至12月，二支队先后粉碎了日军二三十次大小"扫荡"。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为坚持江南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1939年5月，党中央通知新四军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去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张鼎丞，深情地说："你回来了，路遥知马力。"

　　1941年3月，新四军整编，张鼎丞任第七师师长。当时他正在延安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参加整风运动。这年春，他出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

　　张鼎丞严格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在组织学员充分发扬民主，引导大家联系实际，自觉地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当时整风曾因康生大搞所谓"抢救运动"，一度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张鼎丞顶住了这股压力，坚决执行正确的整风方针。在他的启发引导下，二部整风成为生动活泼的民主运动。随后，他以一个半月的时间主持了福建的一些人员对闽西党史的讨论，澄清了关于所谓反"罗明路线"和"肃社党"等一系列问题。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他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总结性发言。这些研究和讨论，为"七大"《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提供了一部分宝贵意见。

　　1945年4月，张鼎丞出席了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会上作了有关整风的发言。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赞扬党校二部整风，表扬他是模范党员。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11月间，张鼎丞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政委，谭震林任副政委。

　　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后，不仅与粟裕等一起领导华中地区广大军民投入反顽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辉煌胜利，而且为部队、地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带领群众保卫土改果实，巩固解放区。1947年初，张鼎丞与华中分局领导机关和部队北上，转战山东，其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他和其他领导一起，领导华东广大军民英勇作战，剿匪反霸，培养干部，恢复和发展生产，粉碎了蒋介石对华东地区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后，华东局成立组织委员会，张鼎丞任书记。

　　1948年秋冬，张鼎丞遵照中央的指示，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主持完成了研究配备皖北、皖南、苏北、苏南区党委和上海市委、浙江省委接管新区领导班子的任务。还从山东等地抽调了数万名干部，一部分支援中原地区，一部分准备渡江南下。5月，鉴于形势发展迅猛，原抽调的干部已不够用，张鼎丞又从老解放区和上海抽调大批干部，并组织了以上海革命知识分子为主的华东随军服务团南下。他还组织了西南服务团奔赴四川，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赴东北参加工业建设。

　　1949年8月，张鼎丞与叶飞等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解放福建。张鼎丞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

　　在创建新中国的艰难岁月，张鼎丞具体领导了福建省军民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短短几年内，福建的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巩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从而为全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张鼎丞调上海任中共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分管组织、政法、农村、工青妇等工作。同年11月，张鼎丞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1954年9月以后，张鼎丞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在保护人民民主，打击敌人和刑事犯罪活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检院建立之初，我国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刚刚公布，党和国家急需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健全检察制度。但检察机关还很不健全，全国大多数地方尚无检察机关。而对这种状况，张鼎丞以主要精力首先抓了组织建设，主持制定编制方案。至1956年底，一支能秉公执法的坚强的检察队伍建立起来。

　　我国的检察制度是在建国后才建立起来的一项新制度，它的建立和发展，经过了艰难曲折、几起几落的过程。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破坏和"左"的、右的错误干扰，张鼎丞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原则，进行不懈的斗争，使检察机关得以坚持下来，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我国的检察制度的建设和健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张鼎丞虽然身居高位，日理万机，但他心里总是念念不忘人民，一直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他每年总要用半年以上的时间下去视察工作，到农村、工厂去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1966年以后的１０年动乱中，张鼎丞遭受严重迫害。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法制，摧残公、检、法机关的暴行深恶痛绝，对他们诋毁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光荣历史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并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张鼎丞是中共"七大"到"十一大"历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8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定，主动请求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长的职务。会议接受了他的请求。他的崇高精神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1981年12月16日，张鼎丞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根据他生前的意愿，他的丧事从简办理，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1982年1月1日，张鼎丞的骨灰撒在他深深怀念的闽西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