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真同志与海洋渔业 —

　　作者：郑庆荣
　　一次偶然机会，我认识了江一真同志。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他是个老革命，担任过福建省省委书记、省长和国家卫生部部长等职务。那年，江老亲自进行海洋渔业调查，我作为省水产厅工作人员随同前往。跟着他深入海岛、渔村，沿着福建、广东的海岸以及环绕海南岛驱车跑了近万公里，朝夕相处和聆听他的亲切教诲长达一个多月。我深深感受到了他的和蔼可亲，感受到他的睿智、勤奋和对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的杰出贡献。
　　要从海上开辟“治穷致富”之路江老是福建人，福建的状况他极其熟悉，福建人民的疾苦也始终悬挂在他的心头。1983年10月28日，离开福建20多年的江老回到了故乡。那时，他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已经68岁了。但为了故乡人民的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他风尘仆仆地深入各地调查。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走访了福建的19个县、市，就如何念好“山海经”，充分发挥福建的自然优势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我跟随江老是从他转入渔业专题调查开始的。江老带领我们深入海岛、渔村搞调查。当时，福建正处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沿海渔村还相当贫困。许多社队渔船破旧，生产难以为继，尤其是渔村普遍缺粮，不少地方一年供应的口粮只够吃半年。见此情景，江老忧心如焚。我多次听到他喃喃自语：“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连饭都还不能吃饱?”他反复询问群众的困难状况和产生原因。那时候，人们仍不大敢讲实话。尤其在一些基层，凡有上级领导下来调查，汇报材料都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地方干部千篇一律地只照本宣科，都是去年生产比前年增长了多少，今年又比去年增长了多少，生产总是年年有增长，形势总是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做记录的，也都耳熟能详。
　　有一回，我把整理后的记录送给江老，他瞄了一下。我刚要走开，却被他叫住了：“别走别走，咱们聊聊。”
　　江老问我参加工作多久了，有没有出过海，了解不了解渔民的生活我告诉他，水产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船上工作，在海上闯荡了七年，也算是半个渔民啦。江老一听，兴趣盎然，叫我在他对面坐下。
　　在领导面前，秘书习惯站着，那敢与首长面对面平坐?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江老欠身要给我倒水，我赶忙接过热水瓶，给江老添了水，然后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这是我跟江老的第一次谈话。我像面对老师考试，尽我所知地回答了他所提的问题。只是当他问我，沿海渔民再困难，也会比山区好些吧?我信口答道：“不!山区的贫困，是穷在皮肉上；沿海的贫困，是穷到骨头里。”
　　“唔”，随着“”的一声，江老重重地把茶杯搁在桌上，表情十分严肃，连着问：“此话怎讲?”
　　我慌了。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反右派”的情景，但也知道“给社会主义抹黑”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我哑然了。
　　江老站了起来，走到门口，轻轻地把门掩上，又回到所坐的地方。他不再问了，而是讲起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的一段经历。他说当年就有一些地方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但不能讲，也不敢讲，就把“饿死”讲成“病死”。他曾为此与别人争论，饿死和病死都是两脚一挺，没了，好像差别不大，实际上完全是两码事。但谁讲饿死，就要受批判……“我们干革命图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不能只管自己过好日子，不管别人过穷日子。”
　　江老的一番话把我的担心消除了。我还由此领会到他为什么关门，分明就是要我别顾虑，“放开讲!”
　　于是，我列举了连江黄岐半岛上所发生的“典妻卖子”和福安蛇岗“乞丐村”的现象，还念了一首当时的顺口溜：“平潭岛，平潭岛，只长石头不长草。男的多，女的少，女孩长大往外跑，马命渔民拼命干，一年到头吃不饱。”因为我跑过几年船，跟渔民接触多，1975年还被派到渔区“割资本主义尾巴”，直接体会到山区再穷，毕竟还有柴火烧，还有水喝，实在饿的时候，去找些野菜也容易。而在一些沿海渔区，要靠挖草根当柴火，遇到干旱年头，连饮水都困难。耳闻目睹使我断言这是确实有过的事情。
　　“什么叫‘马命渔民拼命干’?”江老问。我解析说，“马命”是当地方言，指“命运像马一样悲惨，被奴役，受鞭苔”。江老记下了我所说的话。我还见他不时摘下老花镜，擦了擦眼睛。他的神态，刻骨铭心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一系列的调查之后，江老和省水产厅领导做了许多工作。先是协调有关部门给渔区调拨了一批救济粮，还采取了许多资助生产的具体措施。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几乎都是白天走家串户，晚上研究具体办法。真可谓为贫困渔村的脱贫致富，为福建的渔业振兴呕心沥血，费尽心机。
　　当时渔业不太受重视，经济地位比较低，人们习惯按经济份额大小把渔业排在“农、林、牧、副、渔”的最后一位，由此渔业长期被称为“老五老五，可有可无”。全省能出海作业的渔船技术性能普遍很差，只能拥挤在60米等深线以内的近海生产，从而造成了过度的捕捞压力，损害了资源的再生，使得鱼越捕越小，越捕越少。而宽阔的外海、远洋又无力问津，特别是滩涂资源的开发利用还不到十分之一。加上当时海峡两岸的对峙状态，福建经济只好集中于陆地开发。而沿海土地少，人口多，大量劳动力没有出路，贫困状况形成了恶性循环。针对此种状况，江老提出一定要大力发展海洋渔业的主张。他撰文写道：辽阔的海洋中蕴藏着大量的生物资源，能为人们提供丰富的水产蛋白。加快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对安排大批劳动力就业，增加市场的食物供应量，改善人民生活，带动造船、渔业机械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他完全赞同和积极宣传福建“大念山海经”的发展战略，认为从山上、从海上开辟“治穷致富”之路，充分利用海洋资源，是福建振兴经济的关键之举。
　　倡导在全国大力发展海洋渔业福建省委对江老的海洋渔业调查十分重视。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亲自主持召开科技月谈会，邀请有关专家专题讨论发展海洋渔业大计。还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了全省水产工作会议，部署各地采取措施，重视海洋开发，加快渔业发展，以实现福建沿海率先脱贫致富。从此，揭开了福建渔业长足发展的新篇章。
　　杰出领导者的眼光决不局限在一地、一省。在福建调查之后，12月26日，江老又率领我们到广东、海南继续这项调查工作。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仅走遍了广东沿海，还环绕着海南岛转了一圈。那时，公路交通远不比现在畅通，许多地方的道路坑坑洼洼，车行速度有时只有三四十公里。成天在车上颠簸、摇晃，全身骨头像散了架。车子一停，又要走访群众，开会座谈，随行的人都觉得吃不消，但江老总是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永不知疲倦似的。大家常说，江老年龄比我们大几十岁，体力、精力也比我们强几十倍。
　　广东与福建毗邻，但广东的发展总有许多让人感到新奇的东西。在南澳岛，我们看到这个本来跟平潭县差不多的地方已面目一新。改革开放才短短几年，当地几乎所有的渔民都盖起了新楼房，而且都装修得富丽堂皇。特别是那些酒楼饭店的门口，衣着华丽的小姐像列兵一样地站着，这在当时福建还是未曾谋面的景观。我们随行中有人跌了一跤，大家都笑他是不是“看花了眼”。
　　此时，已不是来渔区“访贫问苦”了。江老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要大家弄明白人家是怎么崛起的?调查之后，大家很快就搞清楚了：根本的动力就在于政策宽松，让渔民放手干就是了。这里的渔民出海打鱼，在海上就趁活、趁新鲜直接把鱼卖了，卖给香港的鱼贩，并从他们那里换回所需的渔需物品。渔船空载出海，返回时除了一些卖不掉的小杂鱼，就是堆满甲板的各色百货。实际上，很多群众就是这样一下子富起来了。于是，渔船更新，装备现代化，按照市场需求发展优势品种的海上养殖都搞起来了，迅速出现渔区经济越来越富的“马太效应”。对此现象，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毕竟证明了老实巴交的福建渔民，打鱼后必须运回卖给供销部门，七折腾八折腾之后，活鱼变成死鱼，死鱼变成臭鱼的经营模式必须改变；也充分证明了海洋渔业前景广阔，依靠政策、发动群众是完全可以先富起来的这一不争事实。江老十分善于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结其内在规律，他从福建、广东、海南沿海的一路调查中，掌握了大量的情况，又从有关部门要来了世界各国的海洋开发资料，经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和认真细致的研究，他亲自撰写了近万字的、题为《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海洋渔业的探讨》的论文，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了大力开发海洋的建议。
　　江老在论文中指出，人类未来的更大希望，不在陆地，不在空间，而在海洋。努力建设与我们这样大国相适应的海洋渔业，尤其是发展外海渔业、远洋渔业，建立起强大的远洋船队，对加强海上防卫，增进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江老还指出了当时海洋渔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从切实管好用好近海资源，迅速改变浅海滩涂荒废闲置的状况，保护渔业水域，防治海洋污染，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外引内联多渠道筹集资金等十个方面着手，真正像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域的开发利用，像开发草原、森林一样开发我们的“海洋国土”。
　　江老的真知灼见，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指示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落实，并于1985年专门下发了关于水产工作的第5号文件；国家水产部门也召开了全国会议进行部署。江老的建议，如同春雷，唤来了海洋渔业蓬勃发展的春天。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中国沿海经济已迅速崛起，中国海洋渔业也不断发展，以致终于成为了世界渔业大国。这一切，都与江老的重大贡献分不开。我认为，江老亲自进行的海洋渔业调查和他撰写的论文，是他晚年最辉煌的一笔。

江一真同志与海洋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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