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创办、主编党报党刊的主要活动 —

　　张秋实一、主编《新青年》《前锋》，宣传马列主义，指导国民革命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决定恢复出版《新青年》，创办《前锋》期刊。陈独秀把筹办、主编这两个党刊的重任交给了瞿秋白。这与瞿秋白具备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
　　对于办刊，瞿秋白在此以前已经有了一番经历和经验。五四时期他与好友郑振铎、耿济之和叔父瞿菊农受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托，以社会实进社的名义创办和发行进步刊物《新社会》和《人道》。这是瞿秋白通过创办报刊宣传革命思想、鼓动社会改造的开始。瞿秋白是中国较早派驻外国的新闻记者。1920年瞿秋白和俞颂华、李宗武一起成为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驻俄国的特派员。在驻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深入采访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会议和活动，三次见到革命导师列宁，夜以继日地撰写通讯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本报告文学集，生动具体地介绍了苏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现实情况，成为“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瞿秋白在旅俄期间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陈独秀的赏识和器重。1922年11月12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这次会议。正在苏俄采访和调查的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译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的活动，主要为陈独秀作翻译。瞿秋白旅俄之前曾经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陈独秀的课，也拜读过他在《新青年》上写的文章，十分敬佩陈独秀的思想和学识。而瞿秋白精熟的俄语翻译水平，新生苏维埃国家对瞿秋白的革命熏陶和他旅俄通讯的社会影响，使陈独秀对瞿秋白十分赏识并寄予厚望。因此，共产国际会议一结束，陈独秀要求瞿秋白同他一道回国工作。瞿秋白欣然从命，告别驻俄特派员的生涯回到祖国，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创办和主编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和《前锋》。
　　《新青年》原名《青年》，1915年创刊于上海，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第8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党中央决定恢复出版，并改为季刊。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主编瞿秋白亲自题写了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监狱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中间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绸带。铁窗下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创刊时，编辑部几乎只有瞿秋白一个人，他不仅组稿编稿写稿，而且担任美术设计、校对等工作，此外还要经常跑印刷厂。瞿秋白主编两期后由于工作变动暂离主编岗位。1924年7月后，《新青年》由陈独秀、彭述之主编两期，再次休刊。1925年4月，中共四大决定《新青年》由季刊改为月刊，仍由瞿秋白主编。但由于人力和经济上的困难，未能按月出刊，实际上成了不定期刊物，一共出了五期，至1926年7月，因忙于北伐战争而停刊。在《新青年》恢复出刊的三年九期中，瞿秋白主编了其中的七期。
　　瞿秋白主编《新青年》，始终坚持党的办刊原则，以马列主义作为编刊的指导思想。他把列宁、斯大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作为编发文章的突出内容，这方面的文章多达22篇。他特意把创刊号办成“共产国际号”专刊，编发的15篇著作和译文都是关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新青年》改为月刊后，瞿秋白把第1期编成“列宁号”特大刊，更集中地宣传阐释列宁和列宁主义理论。到《新青年》终刊号时，瞿秋白又推出“世界革命号”特大专刊，有20余万字，分量相当重。从中可以看出瞿秋白坚持马列主义的编辑导向，用世界革命的宣传推进中国革命的胆识与气魄。瞿秋白主编《新青年》还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两种主观唯心主义论调，即梁启超、张君劢的不可知论和胡适的实用主义展开了论战和批判。他组织编发一系列论辩文章，尖锐批判了种种唯心主义思潮，澄清了思想战线上的混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更加深入人心。瞿秋白又把党的三大、四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与国民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以及有关国民革命运动等一系列大政决策作为组稿编刊的一个重点，正确论证和阐释了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主张，使后期《新青年》真正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在此期间，瞿秋白创办并主编的中共中央另一理论刊物《前锋》于1923年7月1日创刊。该刊为16开本，原定为月刊，实际上出刊时间较短，前后7个月只出刊3期。《前锋》创刊号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刊行，为了蒙蔽敌人，刊物假托“广东平民书社”作为出版者。与《新青年》相比，《前锋》编发的内容不同。当时党中央规定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三大确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导和推进国民革命。因而《前锋》的编辑特色主要表现在内容上注重实际，较多地运用调查材料和统计数字剖析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共同本质和不同手法，揭露军阀政府的独裁统治，论证中国社会革命问题，介绍苏联的建设经验和亚非殖民地情况，对党的建设和工作有一定指导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前锋》完成使命而停刊。
　　瞿秋白主编《新青年》和《前锋》，正是中国大革命由兴起到发展的时期，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非常激烈复杂。瞿秋白在编刊过程中，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形势出发，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分析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和阐明革命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充分发挥了党报党刊在传播马列主义、指导和推进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二、创办和主编《热血日报》和《向导》周报，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年5月30日，上海各界民众在外国租界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和暴行。英帝国主义竟下令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5月14日顾正红被枪杀到30日惨案发生，当时设在上海租界内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大报纸不敢揭露事实真相。当时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定期出刊，周期较长，对正在发生的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斗争显得很不适应。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开展反帝斗争；同时决定出版一份由党自己主办的日报，以便及时对运动进行宣传、指导、组织和推动。这份日报就是1925年6月4日正式出版的《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
　　中共中央还从宣传部、上海《民国日报》编辑部抽调郑超麟、沈泽民、何味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张日报。这份通俗的政治性小型报纸，每天出版8开4版一张，约12000字。创刊号上“热血日报”四个极有鼓动性的报头字是瞿秋白题写的。瞿秋白不仅负责报纸的主编工作，还是报纸的主要撰稿人，他除了写社论、编新闻、看大样，还担负编辑部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当时他处于地下状态，经常秘密地来往于中央机关、编辑部和寓所之间。报社设在上海闸北宏昌路的一个弄堂里，房间狭小，陈设简单，灯光昏暗。瞿秋白拖着肺病之躯，常常和其他同志围坐在一张白木长桌上，挥汗工作，通宵达旦。
　　在瞿秋白主持下，《热血日报》特色鲜明。它设有《社论》《专论》《本埠要闻》《紧要消息》《国外要闻》《汇志》《舆论之裁判》《外人铁蹄下之中国》《外人铁蹄下之上》等栏目，还辟有《呼声》副刊，刊登时评杂感、大众文艺作品和读者来信等。《热血日报》在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及时宣传报道上海和全国各地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爱国运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战斗性的同时，还注重文章的通俗性、群众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让一般的工人和市民群众都能看懂。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热血日报》办得生气勃勃，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以其内容丰富、编排新颖、体裁多样、语言通俗、战斗性强等特点深受广大爱国群众欢迎，出版至第10期时，销量即达3万多份，每天有上百人投稿、来信或亲自到报社接洽，远在江西、山东的读者也纷纷寄来信函和稿件。《热血日报》像锐利的投枪匕首刺中了国内外敌人的心窝，只出了24期，6月29日就被租界巡捕房查封而停刊。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1927年4月起，瞿秋白开始主编《向导》周报。《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重要的机关报，创刊于1922年9月13日。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1925年6月，蔡和森因病离职，由中宣部主任彭述之兼任《向导》主编，在陈独秀、彭述之的控制下，《向导》一度改变了编辑方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不支持、不拥护，导致党内思想不统一，使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削弱。192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汉口，中宣部及《向导》编辑部也一同西迁。当时，彭述之因故未能西行。中宣部主任和《向导》主编便由瞿秋白代理。瞿秋白实际上是《向导》周报的第三任主编，他为《向导》端正方向、正常出版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在编辑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继续出版了8期，直到汪精卫叛变革命，不得不于7月18日出至201期时停刊。
　　瞿秋白编辑和主编的《向导》周报，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关于侧重评论当前政治形势和重大政治事件，为革命政治斗争“导向”的指导原则，表现出四个方面的鲜明特色：第一，办刊宗旨和主编思想十分明确，集中力量宣传党的三大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把中国建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第二，十分重视对革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事件的分析评论，指导全党和革命群众认清形势，正确开展革命斗争；第三，密切联系读者，瞿秋白常以《向导》记者的名义答读者问，通过答问释疑，阐明党的立场和观点，宣传真理，教育群众，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第四，重视报道各地革命运动。
　　三、创办《布尔塞维克》，主编《红色中华》报，宣传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指导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工作，兼任中央宣传部长。鉴于党的宣传阵地《新青年》《向导》等均已停刊，10月2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创办新的综合性的中央机关刊物，定名为《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等组成编委会，瞿秋白任主任。经过紧张筹办，两天后《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发行。
　　瞿秋白十分重视党对报刊的领导。1927年11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罗章龙、王若飞等26人组成，瞿秋白兼任总编辑（主任）。中央还于12月1日发出18号通告，要求每个编委每周至少要为《布尔塞维克》撰文一篇，各地省委每周提供一篇本地通讯。瞿秋白每周去编辑部一次，代表中央常委会主持召开编委会议，传达中央意见，研究指导编务工作。他又代表党报编委会，向中央汇报机关报工作，听取常委会的指示意见。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创刊号上发表了《〈布尔塞维克〉发刊布露》。这篇发刊词在总结国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党的领袖已经一批一批背叛革命、背叛三民主义后，强调了刊物“在革命思想方面，比《向导》时期尤加十倍的必须有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布尔塞维克主义的领导”。本着这一办刊的思想原则，《布尔塞维克》以大量篇幅宣传党制订的实现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针，报道我党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英勇斗争，总结经验和教训等。还及时刊登了党中央的许多决议、指示和其他重要文件，发表探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转载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使《布尔塞维克》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思想机关、政治喉舌和宣传舆论阵地。
　　作为中共中央综合性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不仅旗帜鲜明，而且内容也极为丰富。刊物设有《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寸铁》《读者之声》等专栏。开始为16开本，每周出版1期，每期30－40页，3万字左右，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刊物先后改为半月刊、十日刊、日刊，每期字数增加到5万至8万左右。1928年4月出到第19期时，瞿秋白离开上海去苏联主持召开中共六大，会后因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此后李立三、张闻天相继担任该刊主编。但瞿秋白一直关心和指导着该刊的工作，并坚持为其写稿。1931年以后，白区工作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日益遭到破坏，1932年7月1日，《布尔塞维克》出版了终刊号。总计出版了52期。
　　1933年8月7日，已离开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瞿秋白在另一份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50期上发表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在肯定该报“能够反映苏区各方面的生活”，“产生政治上的领导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半年后，瞿秋白被中央调到江西“红都”瑞金，于1934年2月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
　　《红色中华》报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是我党在红色根据地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报社设在瑞金叶坪。在瞿秋白之前担任社长兼主编的有周以粟、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等人。《红色中华》是一份4开报纸，一般出4至6版，有时增至8至10版。设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苏维埃建设》等栏目，发表社论、专论、短评、通讯、报道、文件和其他文章，还设立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刊登革命文艺作品、木刻版画等。红军在反围剿获胜时，报纸还特发“号外”，作专题报道。该报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发行量最高时达到4万份。
　　瞿秋白接任《红色中华》主编后，积极热情地投入工作，虽然由于王明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他的办报思路无法完全付诸实施，但他还是力所能及地对该报作了不少改进。在他主持《红色中华》报的一年中，报纸的质量和宣传功能有所提高，办报方法也有较大改进，报纸在根据地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扩大。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被留在苏区，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局宣传部长，继续主办《红色中华》报。这时有一部分编辑、记者跟随红军长征走了，瞿秋白和韩进、袁血卒、谢然元等人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事务。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报仍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版，社址、版式、印刷一切照旧。报纸内容仍以战争方面的通讯报道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在编委谢然元被捕叛变后，瞿秋白带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这样，一直坚持到1935年1月中央局决定撤销后方办事处，开展游击战争转移突围时为止。瞿秋白一直忠于职守，在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红色中华》报办到了最后一期，即1935年1月21日出版的第264期。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报刊部）

瞿秋白创办、主编党报党刊的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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