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献策解救农村危机 —

　　中国农民是小私有，从几百代祖宗传下来的，就是以户为单位的单干。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经过土地改革，农民们都有了自家的土地，他们精耕细作、省吃俭用，劳动热情非常高涨。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土改后农民的心愿。农民作家赵树理说农民只有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的确是真知灼见。
　　搞互助组，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产品的分配权仍然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土地属于自己，种什么、怎么种还是自己说了算，自己土地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除照章纳税外全归自己。自己是主人，是“老板”。参加了互助组，组员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确实能够解决劳动中遇到的困难，增加产量，对大家都有好处。因此，广大农民都欢迎互助组。
　　初级社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虽然土地的所有权还归农民自己，但是经营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却归社干部了。也就是说，种什么，怎么种，农产品怎么分配等等，都是社干部说了算。农民自己只是每天上班，听候干部分派干活，由“老板”变成了“打工的”。因此，大部分农民，尤其是土改后生活变富了的农民，对入社都抱着观望态度：看入社后能增加收入，就入；否则就不入。积极入社的只是极少数的两种人。一种是土改后生活水平下降、卖掉一部或全部土地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因为好吃懒做而变穷了的人。他们感到入社是绝处逢生，又遇到救命的“第二次土改”了，、真是大恩人；还有一种人，就是有些政治头脑的精明人。他们看到“共产”是大势所趋，这个社早晚得入，晚入不如早入。听的话、跟走，当个办社的积极分子，争取当上社干部。因此，他们宁可在经济上吃点亏，也积极带头入社。像后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就是这类人的代表。关于他的迹历史后面再向读详细介绍。
　　动大办农业社，中央把建社指标分配给省，省再派给地区，再派给县，再派给乡，这样层层加码下压，谁敢怠慢。于是，乡和村干部只好依靠两种人当积极分子，用各种方法逼迫农民建社入社。
　　建社后，这些积极分子中的许多人当上了大大小小的社干部。他们入社的积极性本来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他们对先富起来的农民早就看着眼红，盼着“第二次土改”，阿弥陀佛，终于盼来了。新社一成立，他们就闹“平产均分”，揩中农的油：一是把土地的报酬定得低低的，有的地方规定土地和劳力的分红比例是“一三七，二二八，三年归大家”，即第一年三七开，第二年二八开，第三年取消土地分红；二是规定耕畜、车辆、大型农具一律折价入社，有的地方把农民的菜园、山林等也折价入了社。作价又低，归还年限又长，实际上是无偿剥夺。中农们祖传的十几亩、几十亩好地，全家几年间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买下的耕畜、车辆、农具，就这样几乎被无偿剥夺去，岂能甘心情愿？可是，逼迫你入社，不入又不行。于是，他们头入社就卖牲畜、车辆。卖不掉，就宰杀掉吃肉，劈了当柴烧。入社后，见到他们平素瞧不起的好吃懒做的人，有的居然成了他们的“老板”，对他们颐指气使，坐享其成，自己全家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被共了产，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可是，大权在干部手里，阶级斗争的紧箍正套在你的头上，你有啥办法？只能消极怠工。也有被逼急了的，豁出去，就闹着退社。贯彻总路线，强行征购过头粮，逼迫农民搞入社大冒进，再加上水灾，这些天灾一起压在了农民头上。农民生产消极，粮食减产，怨声载道、啼饥号寒，他们用各种方式泄不满，进行反抗，引起了社会动荡不安。仅浙江省的农村就生了多起农民闹退社、请愿、骚动事件。1955年初春，农村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1955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农民不仅被逼入社，还被逼卖粮。这样双管齐下，如何受得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主席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主席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主席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主席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的急躁冒进方面。从这时开始，主席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意见分歧加深。
　　邓子恢对农民的心态和特点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一直主张合作化运动要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稳步前进。他主张，办农业社，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一是要有好的干部，懂政策，会管理，公道，能干；二是群众的觉悟，即他们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自愿的入社；三是要适合生产力的展水平，能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他主张，要办好农业社，先要搞好生产，让每个社员的收入都要比没入社时多；其次，要贯彻自愿原则，要用增产增收的优越性吸引农民，决不可强迫命令；二要贯彻互利原则，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搞好贫农和中农的团结，不能揩中农的油。他主张，宁可少些，也要好些，办好一批，巩固一批。决不能不顾客观条件一哄而起，急躁冒进。
　　遗憾的是，邓子恢的这些正确主张没有被主席真正的重视和接受。当农村合作化矛盾激化、形势紧张，需要“擦屁股”的时候，主席就请出邓子恢；当形势好转时，主席就又急于求成，批判邓子恢的稳步前进。
　　邓子恢通过亲自下去调查、派调查组、听各地汇报等途径，很快就掌握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心急如焚，1955年元旦刚过，他就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反映了农村的紧张形势，献计献策解决农村危机。他建议合作化运动应该控制展，着重做好整顿巩固工作。中央很快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
　　1955年1月10日，签了由农村工作部起草的、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例如河北和浙江个别县份就有此种情况，……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1月15日，中央又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2月，中央召开财经会议，决定调整粮食统购指标，要“进一步加强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老中农的团结”，要对中农让步。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形成《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于3月3日出。

邓子恢献策解救农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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